本文系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心理健康教育专项课题一般课题“小学生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对心理品质的影响”(2024ZJY713)阶段研究成果。
在“容错”中生长韧性:小学班级容错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陆北堃1 周德明1 杨开彬2 徐爽3
(1.桂林市城北小学,桂林 541001;2.桂林市芦笛小学,桂林 541001;3.桂林市大河中心校,桂林 541012)
摘要:小学生因害怕犯错而不敢尝试、不愿表达的现象普遍存在。本文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归因风格理论与成长型思维,针对学生“试错恐惧”的现实问题,从创设“成长故事会”、打造“成长树”主题墙、开展“最具勇气尝试”评选和优化教师引导式反馈四个维度,阐述了在班级层面建设容错文化的实践路径。实践表明,该模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心理安全感与抗挫韧性,为一线班级建设提供可操作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容错文化;归因风格;小学生;班级建设
一、问题提出
四年级开学第三周,我在课堂上提出了一个稍有难度的问题。全班沉默了近十秒,我注意到小轩(化名)嘴唇动了一下,又抿住了。课后我问他:“刚才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他低下头说:“我怕说错了,大家会笑我。”这并非个例。翻看近期的课堂记录,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学生始终集中在固定的五六个人身上,更多学生选择沉默。更让我警觉的是,一次随堂小练习后,小雅因为错了两道题,趴在桌上哭了整整一个课间。同桌告诉我:“她说自己太笨了。”
一次错误就让学生彻底否定自己的能力,这种反应模式在积极心理学中被称为“悲观的解释风格”。塞利格曼在“习得性乐观”理论中指出,个体面对挫折时,习惯于将原因归结为“永久的、全面的、自身不可改变的”因素,还是“暂时的、特定的、可以改变的”因素,决定了其在逆境中是陷入无助还是恢复斗志[1]。儿童的解释风格并非天生,而是在成人反馈、自身经历与环境影响的长期互动中逐渐习得的。德韦克的成长型思维研究同样指出,儿童对“能力是否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信念,深深镶嵌于教师和家长的日常语言以及整个班级的评价文化之中[2]。如果一间教室持续传递的信息是“犯错是可耻的”“错误证明你不行”,学生就会形成固定型思维和悲观的解释风格;反之,如果班级环境能够让学生感受到“错误是暂时的、特定方面的、可以改变的”,学生就更有可能发展出成长型思维和乐观的解释风格。抗挫力不是在“无错”的真空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安全的“容错”环境中逐渐生长的。
基于此,我决定在自己执教的班级里,有意识地运用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建设不仅让错误“被看见”,更让错误“被重新解释”的容错文化,以期切实破解学生的试错恐惧。
二、实践路径
(一)创设“成长故事会”:以叙事示范重构对“错误”的积极解释
学生不敢犯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乏“错误是可以被公开且安全地谈论”的经验。为此,我在班级设立了每月一次的“成长故事会”,安排在班会课的最后20分钟。规则如下:师生轮流分享最近的一次失误或挫折,以及从中获得的体悟。分享需遵循三句话模板:“我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从中学到了什么?我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第一次“成长故事会”,我先做示范:“上周我在批改作业时把一个学生的答案判错了,第二天才发现。这件事让我学到两点:批改作业要更细心(特定方面);发现错了要及时承认和改正(可以改变)。我打算以后每次批改完再复核一遍(具体行动方案)。”学生听罢笑了,他们意识到原来老师也会犯错。随后,我提前沟通好的三个性格开朗的学生率先分享。小林说:“我上星期忘记带美术工具被记了名字。我学到了睡前要检查书包。”我带头鼓掌,并具体肯定了他的归因方式:“这只是一个‘忘记带东西’的偶然事件(特定),而不是你这人丢三落四(避免全面否定)。你找到了一个可以改变的方法,这很了不起。”
到第五次“成长故事会”时,氛围已发生质变。小宇分享:“上次数学考试我考砸了,但我后来发现,错的都是我粗心的地方,不是我不会(暂时的、特定的)。我学到了考试做完要检查一遍(可改变的)。”他说完,好几个同学点头。那种“原来不只我一个人这样”的心理共鸣,在教室里悄然蔓延。
此环节的核心并非单纯“分享错误”,而是通过分享与教师的引导性回应,持续为学生示范塞利格曼所倡导的乐观解释风格。当学生听到同伴说“只是这个方面”“可以这样做”时,他们习得的不仅是直面错误的勇气,更是一种看待挫折的积极认知框架。
(二)打造“成长树”主题墙:让积极归因成为可见的班级记忆
学生的归因方式需要反复强化才能内化。我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用绿色卡纸剪出一棵大树的形状,旁边设置了一个装有彩色便笺纸的“成长叶”盲盒。规则如下:学生随时可以在便签上写下一句话:“我从(某次失误/错误)中学到了(什么)”,并将其贴到树枝上。我率先贴了一片:“我从上节课忘记带U盘中学到了重要物品要提前一晚放进包里。”学生们觉得有意思,陆续有人去写。小辉写道:“我从上次和同桌吵架中学到了生气时先不说话,等冷静了再沟通。”小琳写道:“我从上次跳绳比赛没发挥好中学到了比赛前不要太紧张,深呼吸有用。”每一片“成长叶”在书写的瞬间,学生都在完成一次对挫折经历的积极重构。
三周后,“成长树”上长了二十多片叶子。课间常有学生围在树前观看,看到相似经历会兴奋地说:“我也是!”那一刻,错误不再是孤独的羞耻,而是可以被分享、被理解的共同经验。
弗雷德里克森的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指出,积极情绪能拓展个体的认知资源,帮助人看到更多可能性[3]。“成长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在传递发现、成长与希望。当学生看到“原来错误可以变成收获”被实实在在地写在墙上时,他们对“犯错”的情绪体验便由恐惧转向接纳。同时,这面墙也是成长型思维的物化呈现:能力的提升是有痕迹的,错误是进步的阶梯。
(三)开展“最具勇气尝试”评选:将“敢于试错”纳入班级评价体系
班级里的评优评先通常奖励的是“做得最好的人”。这无形中传递了一个信息:只有“做对”才值得被看见。积极心理学强调从“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不只关注谁做得对,更要关注谁调动了自己的勇气和努力。
我每月组织一次“最具勇气尝试”评选,采用学生自荐制:觉得本月做了一件“虽然不太确定能否做好、但仍勇敢尝试了”的事情,即可报名。评选标准不看重结果是否完美,而看重“是否迈出了尝试的一步”。首次评选报名者寥寥。小昊的自荐写道:“我数学不好,上次老师提问我主动举手了,虽然答错了,但我知道了那道题应该怎么解。”全班投票后,小昊当选。当他的名字出现在教室后面的“勇气榜”上时,我看到他眼睛亮了一下。
第二次评选,报名人数翻倍。最让我触动的是平时几乎不发言的小琪:“英语课上我主动读了一段课文,有两个单词读错了,但我没有停下来,坚持读完了。我以前不敢这样。”她的自荐获得了全班最高票。我刻意在每次评选中关注那些平时不太“冒尖”的学生,主动鼓励他们报名,引导他们看见自身被忽视的优势。
积极心理学主张,培养积极人格特质是预防心理问题的有效路径。“勇气”是积极心理学提出的24项品格优势之一。“勇气榜”将“敢于尝试”这一隐性特质转化为显性的公共认可,使学生在被肯定的过程中逐渐将其内化为自我认知,帮助儿童发现并确认自身拥有的积极资源。
(四)优化日常反馈话语:以“归因引导式反馈”重塑儿童自我认知
前三项实践都是在“造势”,但真正能让学生形成积极解释风格的,是每一次日常互动中教师传递的归因信息。
第一阶段:自我觉察。我花了一周时间有意识地记录自己的批评性反馈,结果令自己吃惊:“你怎么又忘了”“你总是这么马虎”这类指向永久性和全面性的批评,一天竟能说好几次。
第二阶段:有意识替换。我开始练习将“你怎么总是……”替换为“描述行为+指向过程+表达信任”的归因引导式反馈。以小杰因粗心算错一道题为例:
旧反馈:“你怎么总是这么粗心!”(永久性+全面性+不可改变)
新反馈:“这道题前面的步骤都对,最后这一步的进位漏掉了(描述行为,指向特定方面)。这个漏掉是可以避免的(暂时的、可改变的),下次做完用手指着进位数检查一遍就能发现(指向方法而非天赋)。明天的练习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表达信任)。”
第三阶段:持续内化。我在办公桌上贴了一张纸条——“暂时的、特定的、可以改变的”,时刻提醒自己用此类归因语言与学生对话。
坚持一个学期后,我发现学生面对错误的第一反应变了,由紧张、掩饰、推卸,转变为主动说“老师我知道了,下次应该……”。归因引导式反馈正从外部的“教师话语”内化为学生内部的“自我对话”。每一次教师的反馈都在打破悲观的归因模式,建立成长型思维,并示范乐观解释风格的具体语言。日常反馈的累积效应,正是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形成的最根本机制。
三、实践成效
经过一个学期的实践,班级氛围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课堂参与度提升:从“固定型思维”向“成长型思维”转变。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学生从最初的五六人增加到十五人左右,且举手的不再只是“成绩好的学生”。开学时那个“怕说错被笑”的小轩,现在偶尔也会举手。一次他答完后小声说“我不确定对不对”,我回应他:“不确定还愿意说出来,这就是勇气。而且你说对了一大半。”这正是一次积极的归因反馈,将不确定的尝试重新定义为勇气的体现。
第二,抗挫态度转变:从“悲观解释风格”向“乐观解释风格”转变。以前学生犯错后的第一反应是“我太笨了”“我什么都做不好”(永久性+全面性+内部不可变归因)。现在更多学生会说“这个部分我不太明白”(特定的)、“老师你能再讲一遍吗”(指向可改变的行动)。小雅后来在一次练习中又错了几道题,她没有哭,而是拿着练习本主动问我:“老师,这几道题我不太明白,你能再讲一遍吗?”从“我太笨了”到“这道题我不太明白”,不仅是行为的改变,更是归因风格的转变。
第三,同伴关系更具包容性:形成了班级层面的积极情绪氛围。“成长树”上的叶子越多,同学间对待彼此错误的态度就越宽容。以前有学生答错,常会有人偷笑;现在很少听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没关系的,我也错过”“你试试这个方法”。弗雷德里克森所说的积极情绪的“拓展效应”正在发生。当学生不再被恐惧束缚,他们便有了更多认知资源去关注他人的感受并给予支持。
四、实践反思与展望
回顾这一学期的探索,有三点体会最为深刻。
第一,容错文化的核心不是“允许犯错”,而是“重新解释错误”。实践初期我以为容错就是让学生不怕犯错,后来才醒悟,真正的关键在于帮助学生改变对错误的解释方式。如果只是“不批评”而不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学生依然会用悲观的归因方式审视自己。积极心理学给我的最大启示是:教育的目的不是消除挫折,而是改变对挫折的叙事方式。容错的同时必须“释错”,引导学生将“我这个人不行”重释为“这次、这个方面、可以试试”。
第二,教师的每一次话语都是在塑造学生的解释风格。塞利格曼指出,乐观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可以被习得的解释方式[1]。学生在何处习得?就在教师每一次回应他们错误的反馈中。当我意识到自己在说“你怎么总是”时其实是在塑造悲观的解释风格,我就再也无法不假思索地说出这句话了。办公桌上那张“暂时的、特定的、可以改变的”纸条,比任何活动设计都更重要,因为它在提醒我:教师的日常话语,就是最常态、最有力的心理健康教育。
第三,容错文化首先要从教师对自身的容错开始。四件事里最难的不是组织“成长故事会”或布置“成长树”,而是改变自己脱口而出的归因话语。“你怎么总是”已成习惯,要改成“这次、这个方面、可以试试”,需要持续有意识地训练,至今我仍偶尔出现反复。但正因如此,我才更真切地体会到:容错文化要从教师自身开始——允许自己慢慢改,接纳自身的不完美。这本身也是一种成长型思维。
当然,实践中亦有不足。“成长故事会”至今仍有一部分学生从未主动分享,他们不排斥,但也不主动。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也希望未来能找到更适合其性格特点的参与方式,比如先以小组为单位分享,降低心理门槛,或设置匿名书面分享渠道。“成长树”上的便签数量在期初增长较快,后期有所放缓,如何维持该项目的持久生命力,是我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我计划尝试阶段性更换“成长叶”的颜色(每月一换),让学生在视觉上感知到“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非一次性活动。
五、结语
让错误“被看见”,绝非鼓励犯错,而是帮助学生完成对错误意义的重新建构。当班级里有了“成长故事会”中对挫折的积极归因示范、“成长树”上对错误意义的可见化书写、“勇气榜”对试错行为的公开肯定,以及教师每一句反馈中对“暂时的、特定的、可以改变的”归因方式的持续传递,学生便会在潜移默化中习得一种看待挫折的新方式。不是等心理问题出现后再去补救,而是在每一天的日常互动中,用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为学生构筑一道心理安全的底线,让心理韧性在日常的土壤中自然生长。
参考文献
[1]Seligman E M ,Nolen-Hoeksema S ,Thornton N , et al.Explanatory Style as a Mechanism of Disappointing Athletic Performance[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0, 1(2):143-146.
[2]Haimovitz Kyla, Dweck Carol S.The Origins of Children's Growth and Fixed Mindsets: New Research and a New Proposal[J]. Child development, 2017, 88(6):1849-1859.
[3]Fredrickson B L.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J].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56(3):2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