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关系:认知重评的中介作用
罗明芳1 李虹漫2
(1.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贵阳550025;2.贵州省惠水县第四中学,惠水550600)
摘要:为探讨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及其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关系,并检验认知重评的中介作用。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情绪调节问卷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对贵州省759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均存在三种潜在类别:低矛盾消极型、一般矛盾混合型和高矛盾积极型;(2)以父母一般矛盾混合型为参照,父母低矛盾消极型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高矛盾积极型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3)认知重评分别在父母低矛盾消极型、高矛盾积极型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及其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路径,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以及家庭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父母教养方式;认知重评;内化问题;潜在剖面分析;青少年
引言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生理和心理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该阶段青少年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但同时也面临学业压力、环境变化以及人际交往等诸多挑战,出现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的风险较高[1-2]。内化问题是指个体内在的、过度抑制的情绪与行为问题,包括抑郁、焦虑、退缩等[3]。有元分析指出,2010~2020年中国内地初中生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分别为24%和27%[4],高中生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分别为28%和26.3%[5]。内化问题不仅会导致青少年出现睡眠问题[6]、学业困难[7]、同伴侵害[8]等适应不良问题,还可能对其后续发展产生持续性负面影响,增加成年后罹患各类心理障碍的风险[9]。因此,有必要探究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为青少年内化问题的科学预防和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作为个体成长过程中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主要场所,是影响个体情绪与行为发展最直接、最具体的核心环境系统[10]。作为重要的家庭环境因素,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内化问题具有显著影响[2,11]。父母教养方式是指在教育和抚养子女的过程中父母所采取的态度、情感与行为模式的集合,对孩子的发展具有长期且不可忽视的影响[12]。研究表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内化问题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13],如父母的温暖和尊重能够缓解青少年的内化症状;反之,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内化问题呈显著正相关[14],父母拒绝以及过度保护会导致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增加[15]。此外,根据自我决定理论[16],个体自主、能力和关系需求的满足与其心理健康密切相关。温暖的教养方式能够回应和满足子女的需求,而忽视或过度干涉的教养方式可能会破坏子女需求的满足,从而更容易产生抑郁、自杀等内外化问题行为[17-18]。
然而,以往实证研究大多基于变量为中心的方法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该方法不能充分揭示个体间的异质性,且无法识别出不同亚组对变量间关系做出的独特贡献,而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则弥补了这类不足。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能够很好地识别个体间的异质性,并保证被试组间异质性和组内同质性的最大化[19]。已有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中国青少年家庭的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但分类结果存在差异。有研究将母亲的教养方式划分为专制型、 权威型、均衡型和严厉关爱型四种潜在类别[20],但只分析了母亲的教养方式,而忽视了父亲的教养方式。占萍萍等人[21]分别对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两者都可以分为积极型、混合型和消极型三种潜在类型。此外,敖梦琴等人[22]同时分析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冷漠忽视型、温情控制型和严苛控制型三种潜在类别。有研究表明,家庭中父亲与母亲的养育行为存在偏差,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解释率不同[15]。这意味着,父亲和母亲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因此,有必要分别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关系。综上,本研究将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单独探讨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结合以往研究提出假设1: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存在不同的潜在类别,且不同类别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存在差异。
作为情绪调节领域的一种核心调节策略,认知重评是指个体通过对潜在情绪诱发情景进行重新评价和解释来调整自身的情绪体验与行为反应[23-24]。情绪调节是个体内外在心理问题发展和维持的重要因素[25],与青少年内化问题密切相关[26]。情绪调节的三元模型指出,家庭情绪氛围(如父母教养方式)影响青少年的情绪调节发展[27]。不恰当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导致青少年情绪调节困难,阻碍其情绪调节能力与策略的发展,从而采用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来调节情绪[22]。过程–个体–环境–时间模型(Process-Person-Context-Time Model, PPCT)认为,个体发展是个体特征与家庭、学校等近端环境过程在时间推移中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果[28]。例如,将家庭视为一个系统,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环境中重要的近端过程,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近端过程(父母教养方式)可能通过个体特征(情绪调节困难)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导致青少年出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22]。此外,张珊明等人[29]的研究发现认知重评(个体特征)在父母情绪社会化(近端过程)与大学生抑郁症状(发展结果)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基于PPCT模型与以往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设2:认知重评在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聚焦青少年群体,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路径,并重点检验认知重评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旨在揭示父母教养方式影响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内在机制,以期为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贵州省和重庆市两所普通中学的在校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8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如漏填、规律填答等)后获得有效问卷759份,问卷有效率为94.88%。其中,男生394人(51.91%),女生365人(48.09%);初中生569人(74.97%),高中生190人(25.03%);汉族691人(91.04%),少数民族68人(8.96%);独生子女133人(17.52%),非独生子女626人(82.48%);双亲家庭599人(78.92%),单亲家庭160人(21.08%);被试年龄在12~1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26 ± 1.46岁。
(二)研究工具
1.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Elgar等人编制[30]的Alabama父母教养方式问卷(Alabama Parenting Questionnaire-9, APQ-9)。该量表分为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两个部分,分别有9个条目,分为积极教养、不一致管教和缺失监管3个维度,其中每个维度各包含3个条目。问卷采用5点计分方式(1=“从不”,5=“总是”),各维度得分越高表明父母采用此种教养方式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父亲积极教养、不一致管教和缺失监管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0.44和0.69;母亲积极教养、不一致管教和缺失监管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2、0.52和0.74。本研究APQ-9三个维度的α系数的差异较大,这与Liang等人[31]对APQ-9进行信度概化元分析的结果一致,即在国家、语言版本、人口以及样本量等因素的影响下,可能会导致三个维度的α系数出现较大差异。
2.抑郁-焦虑-压力量表
采用龚栩等人修订[32]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21, DASS-21)。该量表共有21个条目,包括抑郁、焦虑和压力3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7个条目。量表采用4点计分方式(0=“不符合”,3=“总是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内化问题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内化问题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3.情绪调节问卷
采用Gross和John编制[24]的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中的认知重评分量表。该分量表包含6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方式(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认知重评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三)数据整理与分析
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录入与整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然后采用Mplus 8.3分别对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最后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检验认知重评在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的中介效应。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基于问卷调查,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9个,且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26.80 %,低于40%的临界值[33],表明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父亲和母亲的积极教养与内化问题呈显著负相关(ps<0.01),与认知重评呈显著正相关(ps<0.01);父亲和母亲的缺失监管与内化问题呈显著正相关(ps<0.01),与认知重评呈显著负相关(ps<0.01);而父亲和母亲的不一致管教与内化问题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s>0.01),与认知重评呈显著正相关(ps<0.01);认知重评与内化问题呈显著负相关(p<0.0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759)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1.父亲积极教养 | 1 | |||||||
| 2.父亲不一致管教 | 0.40** | 1 | ||||||
| 3.父亲缺失监管 | -0.19** | 0.12** | 1 | |||||
| 4.母亲积极教养 | 0.69** | 0.29** | -0.17** | 1 | ||||
| 5.母亲不一致管教 | 0.24** | 0.54** | 0.11** | 0.40** | 1 | |||
| 6.母亲缺失监管 | -0.17** | 0.15** | 0.62** | -0.12** | 0.23** | 1 | ||
| 7.认知重评 | 0.30** | 0.17** | -0.21** | 0.31** | 0.16** | -0.18** | 1 | |
| 8.内化问题 | -0.21** | 0.01 | 0.25** | -0.22** | 0.01 | 0.26** | -0.27** | 1 |
| M | 3.18 | 2.70 | 2.04 | 3.39 | 2.72 | 1.96 | 4.52 | 0.42 |
| SD | 1.03 | 0.84 | 0.89 | 1.07 | 0.90 | 0.89 | 1.28 | 0.49 |
注:*p<0.05,**p<0.01,***p<0.001,下同。
(三)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剖面分析
为探索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以父亲和母亲的积极教养、不一致管教、缺失监管的条目得分为指标进行潜在剖面分析,设置1~5个类别进行潜在剖面模型拟合估计,从基础模型开始并逐步增加模型的类别数目,直至确定最佳模型。模型拟合指标包括AIC、BIC、aBIC、Entropy、LMR和BLRT,其中AIC、BIC、aBIC三个指标的值越小表示模型拟合得越好,Entropy值越接近1表明分类的准确性越高,且当Entropy≥0.80时表明分类准确率超过90%;LMR和BLRT两个指标主要用于模型比较,若两者的p值达到显著水平(p<0.05),则说明k个类别模型显著优于k–1个类别模型[34-35]。
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指标如表2所示。在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中,AIC、BIC和aBIC指标随着类别数目的增加而逐渐减少,BLRT显著性检验表明增加分类个数可能会改善模型结果,但LMR显著性检验在4类别和5类别模型时无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拟合没有明显改进。3类别模型的Entropy值大于0.80,分类准确率超过90%,LMR和BLRT的p值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表明3类别模型比2类别模型更好,且每个类别中的被试归属于对应潜在类别的平均概率均在90%以上。综合考虑模型的拟合指标和可解释性,本研究认为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的3类别模型为最佳模型。
表2 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指标
| 类别数目 | AIC | BIC | aBIC | Entropy | LMR(p) | BLRT(p) | 类别概率 |
| 父亲 | |||||||
| 1 | 21011.60 | 21094.59 | 21037.43 | ||||
| 2 | 20178.72 | 20307.82 | 20218.91 | 0.79 | <0.001 | <0.001 | 0.604/0.396 |
| 3 | 19545.51 | 19720.72 | 19600.06 | 0.87 | <0.001 | <0.001 | 0.160/0.510/0.330 |
| 4 | 19288.39 | 19509.70 | 19357.28 | 0.99 | 0.077 | <0.001 | 0.202/0.248/0.169/0.381 |
| 5 | 19169.90 | 19437.32 | 19253.15 | 0.86 | 0.158 | <0.001 | 0.063/0.078/0.269/0.293/0.197 |
| 母亲 | |||||||
| 1 | 20624.58 | 20707.20 | 20650.05 | ||||
| 2 | 19540.20 | 19668.73 | 19579.82 | 0.88 | <0.001 | <0.001 | 0.473/0.527 |
| 3 | 18774.48 | 18948.92 | 18828.25 | 0.91 | <0.001 | <0.001 | 0.146/0.439/0.415 |
| 4 | 18353.55 | 18573.88 | 18421.47 | 0.99 | 0.089 | <0.001 | 0.179/0.201/0.336/0.284 |
| 5 | 18140.08 | 18406.32 | 18222.15 | 0.99 | 0.068 | <0.001 | 0.172/0.198/0.360/0.239/0.031 |
注:加粗为最佳模型。
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在9个条目上的分数分布如图1和图2所示,将相同维度的条目放置在一起并按顺序排序,根据每个条目在各潜在类别上的分数特点对3个潜在类别进行命名。如图1所示,类别1中的父亲在积极教养方面得分较低,在缺失监管方面得分较高,总体教养方式是消极的,且在不一致管教方面得分较低,故将其命名为低矛盾消极型,占全部样本的16.02%;类别2中的父亲在积极教养、不一致管教和缺失监管三个方面得分处于中等水平,故将其命名为一般矛盾混合型,占全部样本的51.01%;类别3中的父亲在积极教养方面得分较高,在缺失监管方面得分较低,总体教养方式是积极的,且在不一致管教方面得分较高,故将其命名为高矛盾积极型,占全部样本的32.97%。
如图2所示,类别1中的母亲在积极教养方面得分较低,在缺失监管方面得分处于中等水平,总体教养方式是消极的,且在不一致管教方面得分较低,故将其命名为低矛盾消极型,占全部样本的14.56%;类别2中的母亲在积极教养和不一致管教方面得分处于中等水平,且在缺失监管方面得分较高,故将其命名为一般矛盾混合型,占全部样本的43.96%;类别3中的母亲在积极教养方面得分较高,在缺失监管方面得分较低,总体教养方式是积极的,且在不一致管教方面得分较高,故将其命名为高矛盾积极型,占全部样本的41.48%。

图1 父亲教养方式类别在9个条目上的得分特征

图2 母亲教养方式类别在9个条目上的得分特征
(四)认知重评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SPSS 26.0软件的PROCESS程序(Model 4)分析认知重评的中介效应,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以一般矛盾混合型为参照组)为分类自变量,认知重评为中介变量,内化问题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认知重评在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与内化问题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中各路径的分析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中介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在父亲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方面(见图3),相对于父亲一般矛盾混合型,父亲低矛盾消极型显著负向预测认知重评(β=-0.35, p<0.01),而父亲低矛盾消极型在内化问题上的得分与父亲一般矛盾混合型无显著差异(β=0.09, p>0.05);父亲高矛盾积极型显著正向预测认知重评(β=0.62, p<0.001),显著负向预测内化问题(β=-0.09, p<0.05);认知重评显著负向预测内化问题(β=-0.09, p<0.001)。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法验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若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见表3。认知重评在父亲低矛盾消极型、高矛盾积极型与内化问题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25.00%和33.33%。
在母亲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方面(见图4),相对于母亲一般矛盾混合型,母亲低矛盾消极型显著负向预测认知重评(β=-0.33, p<0.05),显著正向预测内化问题(β=0.20, p<0.001);母亲高矛盾积极型显著正向预测认知重评(β=0.62, p<0.001),而母亲高矛盾积极型在内化问题上的得分与母亲一般矛盾混合型无显著差异(β=-0.03, p>0.05);认知重评显著负向预测内化问题(β=-0.09, p<0.001)。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法验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若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见表3。认知重评在母亲低矛盾消极型、高矛盾积极型与内化问题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13.04%和66.67%。

图3 父亲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中介模型

图4 母亲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中介模型
表3 中介模型各路径的标准化效应值与95%置信区间
| 路径 | 标准化效应值 | 95%置信区间 | |
| Lower | Upper | ||
| 父亲低矛盾消极型总效应(参照组:一般矛盾混合型) | 0.12 | 0.02 | 0.22 |
| 父亲低矛盾消极型→内化问题 | 0.09 | -0.01 | 0.19 |
| 父亲低矛盾消极型→认知重评→内化问题 | 0.03 | 0.01 | 0.06 |
| 父亲高矛盾积极型总效应(参照组:一般矛盾混合型) | -0.15 | -0.23 | -0.07 |
| 父亲高矛盾积极型→内化问题 | -0.10 | -0.17 | -0.02 |
| 父亲高矛盾积极型→认知重评→内化问题 | -0.05 | -0.08 | -0.03 |
| 母亲低矛盾消极型总效应(参照组:一般矛盾混合型) | 0.23 | 0.13 | 0.34 |
| 母亲低矛盾消极型→内化问题 | 0.20 | 0.10 | 0.31 |
| 母亲低矛盾消极型→认知重评→内化问题 | 0.03 | 0.01 | 0.06 |
| 母亲高矛盾积极型总效应(参照组:一般矛盾混合型) | -0.09 | -0.17 | -0.01 |
| 母亲高矛盾积极型→内化问题 | -0.03 | -0.11 | 0.04 |
| 母亲高矛盾积极型→认知重评→内化问题 | -0.06 | -0.08 | -0.03 |
四、讨论
(一)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及其主要特征
本研究基于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探索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根据不同类别在教养方式条目得分上的分布特征发现,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都可以分为三种潜在类别,分别为低矛盾消极型、一般矛盾混合型和高矛盾积极型。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所得出的剖面类别比较相似[21,36]。其中,一般矛盾混合型占比最高(父亲:51.01%;母亲:43.96%),表明大部分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积极的关心和爱护,但有时也会对孩子缺乏监管或管教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教养方式可能是由于随着青少年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发展,很多父母会根据孩子的成长变化逐渐调整自己的教养策略。其次是高矛盾积极型(父亲:32.97%;母亲:41.48%),这类父母能够积极养育孩子,给予孩子足够的温暖和支持,但是却忽视了孩子在家庭中也需要遵守规定,父母对孩子提出要求时表现出言行不一或者对孩子的惩罚和奖赏前后不一致,呈现明显矛盾的特点,这类似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严格深情教养”亚型[20]。最后是低矛盾消极型(父亲:16.02%;母亲:14.56%),与忽视型教养方式类似,这类父母既不给予孩子足够的温暖和支持,也不对孩子提出相应要求和行为标准,对孩子的成长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自然也没有不一致的规定。
(二)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关系
与一般矛盾混合型教养方式相比,父亲高矛盾积极型负向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而母亲高矛盾积极型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父亲高矛盾积极型教养方式能够降低青少年内化问题水平,可能与父亲积极教养行为在青少年心理发展中的保护作用有关。该类别父亲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管教,但同时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积极教养和较低水平的缺失监管,即能够给予青少年较多的情感支持、关注和指导。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中的互动模式会通过长期的情感交流和行为反馈影响个体的发展,温暖、支持性的亲子关系能够增强青少年的安全感和心理资源,从而降低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的发生风险[10]。母亲高矛盾积极型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可能与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特点以及不同教养行为之间的效应有关。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母亲通常承担更多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职责,与青少年保持更高频率的互动,因此母亲积极教养和消极教养行为对青少年的影响可能更加复杂。
此外,与一般矛盾混合型教养方式相比,母亲低矛盾消极型正向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而父亲低矛盾消极型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低矛盾消极型父母的主要特点是积极教养水平较低,同时缺乏有效监管和情感投入,类似于忽视型教养方式。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的自主、能力和关系需要满足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础[16]。当母亲无法给予青少年足够的情感回应和支持时,青少年可能难以获得稳定的情感联结和心理安全感,进而增加负性情绪体验以及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的风险。由于母亲在中国家庭中通常承担更多情感照顾和日常陪伴责任,因此母亲教养方式的消极特征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三)认知重评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揭示了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影响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内在机制,验证了认知重评在其中的关键中介作用。结果发现,认知重评在父母高矛盾积极型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表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能够促进青少年更多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并进一步降低内化问题水平。因为在良好家庭氛围的作用下,青少年能够更好地理解情绪,并使用认知重评这一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来应对各种困难和压力,从而降低了出现内化问题的风险[21]。与父母高矛盾积极型类似,本研究发现认知重评在父母低矛盾消极型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成立,低矛盾消极型父母教养方式可能通过减少青少年的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进一步增加内化问题。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对子女采用消极的教养方式使青少年处于缺乏认可和支持的家庭教养环境中,阻碍其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导致难以对消极情绪进行调节,因而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37]。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本研究数据来源于青少年自我报告,未来研究可考虑加入父母报告的数据,将青少年与家长的报告结果进行分析和对比,使研究结论更加全面。第二,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仅在贵州省和重庆市选取,未来研究可考虑扩大取样范围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和代表性。第三,本研究采用横断设计,无法考察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如运用潜在转变分析考察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是否会随时间变化以及对青少年认知重评与内化问题的影响。
五、教育建议
首先,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和心理发展的重要场所,父母应重视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长期影响。在日常教育过程中,父母要尽可能采用温暖支持的教育方式,通过倾听、理解和鼓励等方式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避免对孩子采用批评、否定或忽视等教育方式。同时,父母应提高教育行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在家庭规则制定、行为要求以及奖惩方式等方面保持相对统一,避免因教育标准变化过大而增加青少年的心理负担。
其次,学校应将情绪调节能力培养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通过课程教学、团体辅导和心理活动等形式,提高学生对情绪的觉察、理解和调节能力。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可以通过设计情绪调节主题课程以及开展认知重评训练,引导学生学习认知重构、压力管理和问题解决等技能,尝试从更加客观、多元的角度重新解释负性生活事件。
最后,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参与。学校应加强与家庭之间的沟通合作,通过家长教育讲座、家庭教育指导以及心理健康培训等形式,提高家长科学育儿意识,帮助家长掌握积极教养和有效沟通的方法。同时,学校应建立持续性的心理健康支持机制,加强对青少年心理状态的动态关注,及时识别可能存在心理适应困难的学生,并通过心理筛查、咨询服务和家庭干预等方式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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