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网络欺凌旁观者道德推脱的心理机制及学校教育对策

青少年网络欺凌旁观者道德推脱的心理机制及学校教育对策
吴云助
           （安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庆 246013）

摘要：旁观者的道德推脱是网络欺凌得以持续的重要心理机制。本文基于班杜拉的道德推脱理论，深入剖析了旁观者在网络环境中从沉默到变相纵容的心理路径，揭示了责任扩散与转移、道德辩护与委婉标签、非人化与忽视后果以及责备归因等认知策略的作用原理及其群体循环效应。从心理健康教育视角，提出“认知修正、共情修复、行为赋能与生态重塑”四维干预策略，旨在降低旁观者的道德推脱水平，促进青少年从“沉默的旁观者”向“积极的保护者”转变。
关键词：网络欺凌；道德推脱；旁观者；教育干预

 基金课题：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家庭仪式对青少年道德认同影响研究”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AHSKY2023D040。

一、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的社交生活已大规模迁移至线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其中10-19岁的青少年网民占比达13.9%[1]。青少年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心理社会风险，网络欺凌便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网络欺凌是指群体或个人利用数字技术，对他人实施羞辱、恐吓、造谣等具有攻击性、故意性的行为[2]。与其他欺凌形式不同，网络欺凌通过恶意评论、丑化图片、社交排挤等“隐形攻击”方式，在受害者心中刻下难以愈合的创伤。实证调查显示，58.7%的青少年曾遭遇网络欺凌，34.8%的青少年曾实施过网络欺凌[3~4]。更令人忧虑的是，网络欺凌中普遍存在着“道德冷漠”现象。大量旁观者目睹欺凌行为却保持沉默，甚至转发取乐、变相纵容。一项调查显示，高达39.4%的校园网络欺凌旁观者表示“什么都不会做”[5]。这种冷漠让受害者陷入更深的孤立与无助，助长了欺凌行为的持续发生。
面对他人的痛苦，旁观者为何会无动于衷？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提出的道德推脱理论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道德推脱是指个体通过一系列认知重构策略，使自身的不道德行为与内在道德标准相分离，从而规避自我谴责与内疚感的心理过程[6]。该理论归纳了八种具体的认知机制：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后果、非人化以及责备归因[6]。基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道德推脱在旁观者群体中的具体表征与作用路径，并从心理健康教育视角提出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以期破除道德推脱、重塑青少年的网络共情力与行动力。
二、道德推脱如何导致“沉默的旁观者”
网络欺凌中的“隐形攻击”之所以能持续发生，不仅因为有欺凌者的攻击，更因为旁观者群体的“道德冷漠”——将不作为或变相纵容在认知上合理化。此外，网络欺凌的匿名性、线索滤除与扩散性等特征也为旁观者道德推脱机制提供了适宜条件。
（一）责任推脱：责任扩散与责任转移
沉默是网络欺凌中旁观者最为普遍的行为反应。旁观者最为普遍的行为模式是在目睹网络欺凌后保持沉默。网络环境的匿名性与去个性化特征，为这种消极不作为提供了心理上的“庇护所”。具体而言，旁观者的责任推脱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实现：其一为责任扩散。在大型群聊或公共评论区中，救助义务被无形地分散到每一个匿名的围观者身上。个体极易产生“这么多人都不说话，不差我一个”的想法，从而规避个体责任，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干预责任稀释于群体之中。其二为责任转移。部分旁观者将干预义务直接转嫁给外部权威，如认为“老师又没让我管”“这是平台的责任”。由此成功地将袖手旁观合理化为“本不该由我负责”的事情，从而维持内心的心安理得。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旁观者逃避道德责任的第一道心理防线。
（二）道德掩饰：道德辩护、委婉标签与有利比较
随着道德推脱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部分旁观者对欺凌行为从消极沉默转向积极的变相纵容。这一转变主要通过三种层层递进的认知策略实现：道德辩护、委婉标签与有利比较。首先，旁观者启动道德辩护机制，将网络欺凌行为重构为网络常态或群体规则，从而在性质上为其披上“合理”外衣。例如，在某些匿名吐槽社群中，参与者常将针对他人的恶意攻击视为“社群文化”，进而认为此类行为理所当然。其次，在此基础上，委婉标签进一步发挥作用。旁观者用娱乐化的话语粉饰欺凌事件，将其美化为“网络玩梗”或“吃瓜娱乐”，从语言层面消解行为的攻击性。最后，旁观者利用有利比较为自身的边缘参与提供自我豁免的理由。即以欺凌者直接的言语辱骂为参照锚点，对自身的点赞、转发表情包等行为合理化或降级评估为“没那么严重”，从而在程度上降低自身行为的严重性，规避道德谴责。这三层机制层层递进，共同构成旁观者道德推脱的认知防御体系，使其在纵容网络欺凌时感受不到明显的内疚与自责。
（三）共情断裂：非人化与忽视或扭曲后果
共情是抑制攻击与促发亲社会行为的核心情绪驱动力[7]。然而，网络空间具有的“线索滤除”效应阻断了人际互动中的即时情感反馈，导致旁观者难以共情受欺凌者。屏幕后的受害者被剥离了具身化的痛苦表达，退行为头像、文本等符号化存在。这种“客体化”认知易启动非人化机制，旁观者在心理上剥夺了受害者的完整人类属性，将其降级为无痛觉的“网络ID”或供消费的“数字素材”。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痛苦的具象化反馈，旁观者启动忽视或扭曲后果机制，低估甚至否认自身沉默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从而心安理得地将欺凌内容作为社交谈资。
（四）归因外化：责备归因
部分旁观者持有“受害者有过错在先”等认知，这是典型的责备归因。根据公正世界信念理论[8]，个体相信世界是公平的，人们各得其所。在网络欺凌情境中，信息的碎片化呈现为旁观者的责备归因提供了便利。旁观者基于截取的聊天记录与片面截图，构建受害者自身存在过失的叙事，将欺凌者造成的伤害转嫁为受害者应得的惩罚。例如，面对被恶意曝光的聊天记录，旁观者常以“那他这样就没错吗”的反问，将焦点从欺凌行为转向受欺凌者所谓的“把柄”。这一归因将复杂的道德困境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判断，使旁观者无需直面自身的冷漠与不作为。青少年的思维处于从具体运算形式向形式运算过渡的发展阶段，其认知发展尚未完全成熟，在面对网络欺凌中模糊的责任边界时，将责任简单地推给受害者远比承认“我需要行动”轻松。因此，责备归因不仅免除了旁观者的救助义务，更反向赋予了其冷漠行为以虚假的道德正当性。
（五）群体循环：从个体脱敏到群体冷漠
旁观者的道德推脱并非仅止于个体的心理防御，而是通过群体互动中的动态循环，进一步维持并加速着网络欺凌的演进过程。初次目睹网络欺凌时，旁观者往往会产生认知失调，其内在道德标准与目睹的伤害行为之间存在冲突。通过道德推脱认知机制，这种不安感便会迅速消退。反复多次之后，个体的内疚感阈值持续升高，沉默从最初的“被动选择”逐渐演变为自动化的“习惯性冷漠”，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在群体互动中，潜在的干预者往往会先观察他人的态度。当大多数同伴保持沉默或冷漠时，个体会因惧怕被孤立、被嘲笑甚至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而选择噤声。原本可能出现的保护性行为被群体舆论氛围所压制，即形成沉默的螺旋。正义的声音被淹没，群体的道德推脱水平整体抬升，最终导致网络欺凌行为在“无人干预”的真空状态中肆意蔓延。
三、教育应对：学校心理教育干预体系的建构
欺凌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本质上是一个“群体过程”。反欺凌干预的重心应当从个别欺凌者转向整个同伴群体。Salmivalli将旁观者同伴群体细分为协助者、强化者、保护者和局外人[9]。其中，局外人往往占绝大多数，构成了“道德冷漠”的底色。部分教育者习惯将问题个体化，试图通过惩罚“坏孩子”来以儆效尤。但欺凌行为的持续存在依赖于群体的围观与默许。实证研究证明，以班级为单位、旨在重塑同伴行为模式的干预方案，其效果显著优于个体惩戒[10]。基于此，学校干预的焦点应从“惩罚欺凌者”转向“改变同伴群体行为模式”。本文以Salmivalli的旁观者干预模型为理论基础[11]，提出从认知修正、共情修复、行为赋能及生态重塑四个层面构建心理教育干预体系，推动反网络欺凌教育从“外部惩戒”转向“主体建构”。
（一）认知修正：识别与解构道德推脱
旁观者往往难以觉察道德推脱这一自动化的认知偏差，因此需要帮助青少年建立对道德推脱的元认知监控能力，识别并修正不合理信念。例如，在心理课上引入“认知侦探”技术：教师呈现典型的网络欺凌情境，如班群中的嘲讽、朋友圈的恶搞图片、学校论坛的曝光帖，要求学生识别情境中可能存在的道德推脱话术，例如，老师没让我管（责任转移）、开个玩笑（委婉标签）、他太敏感了（责备归因）。通过认知标注练习，将隐性的道德推脱策略外显化，使学生意识到这些话语并非客观事实，而是维护心理舒适的自动化防御机制，从而打破“沉默”的合理化借口。
（二）共情修复：弥补网络情境的情感断裂
网络的“线索滤除”特征使得旁观者无法感知受害者的痛苦，为非人化、忽视后果等推脱机制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教育者须主动为被技术消解的共情“补课”，帮助学生重建“屏幕的背后是一个真实的人”的信念。具体策略包括：一是情境代入，利用真实或虚拟的网络欺凌案例，引导学生讨论“如果你是当事人，会有什么感受”，将抽象的道德原则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二是角色互换，通过心理情景剧、模拟对话等形式，让学生置身受害者处境，体验被孤立、被嘲笑的真实心理冲击。三是叙事干预，引入受害者的第一人称自述，包括文字、视频或音频，以“原初的情感材料”唤醒学生的情感共鸣。在此基础上开展“双日记”写作，学生分别以旁观者和受欺凌者视角撰写同一事件的日记。例如，从旁观者视角来看“只是觉得好笑”，而从受欺凌者视角体验到的是“那张照片被转发时，我不敢看任何消息”。通过视角采择训练，用真实的痛苦叙事瓦解非人化与忽视后果的推脱机制。
（三）行为赋能：提升道德自我效能感，促进保护者行为
青少年并非不知网络欺凌是错的，但“知对错”不等于“能行动”。Bussey等的研究发现，预防与干预网络欺凌不仅需要制裁政策，更需要能减少道德推脱使用的因素，提升个体的道德自我效能感[12]。学校教育需帮助学生建立“我能站出来”的内在信念。通过情境化演练，在心理课上设置“如果在班级群里看到同学被嘲笑，你能做什么”的模拟练习，教授具体的干预策略（如私下安慰受害者、客观表达立场、向信任的成人求助），让学生在安全的氛围中反复练习上述策略，积累行动的心理准备与技能，降低真实情境中的行动焦虑。
（四）生态重塑：构建积极温暖的校园氛围
青少年道德推脱水平的降低不仅依赖个体层面的干预，更需要班级群体的生态重塑。教师可通过班会课与心理课，建立班级“反欺凌公约”，明确将“不参与、不默许、不纵容”作为群体规范。采用小组合作学习、异质分组等方式打破小团体壁垒，增加同伴间的积极互动，构建民主、包容的班级心理氛围，引导学生在真实的线上线下交往中体验尊重与责任，完成从“他律”到“自律”的跨越，使道德不再是一套约束规则，而是内化为个体的主体性选择。同时，教师需明确表明“求助是安全的”这一信号，表明学校对于保护性行为的肯定态度；建立匿名举报与保护机制，消除旁观者“多管闲事”的后顾之忧；对于积极干预者给予及时的正向反馈，强化其保护行为。
四、结语
综上所述，网络欺凌中旁观者的“道德冷漠”，并非个别学生的品德缺陷，而是数字时代青少年道德心理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当匿名性消解了社会评价的焦虑，当线索滤除阻断了情感共鸣的通道，当群体压力压制了个体行动的勇气，道德推脱便成为旁观者用以维持心理舒适的一种自动化防御机制。这不是恶意的共谋，而是一种在特定情境中的认知偏差。
教育的任务，不是简单地谴责或惩罚，而是帮助学生看见那些被借口遮蔽的真相：屏幕后是一张真实的脸，一个会疼、会哭、会孤独的人。唯有当“共情”取代“冷漠”、“责任”取代“推脱”，才能真正为青少年筑起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网络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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