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情感温暖对儿童欺凌受害的跨时间影响： 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的中介作用

余璐芬1, 2 任汉菊1, 2  刘广增1, 2 赵占锋3
（1.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610225；2.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基地，成都 610225；3.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宁 530001）
【摘要】 为考察父母情感温暖对儿童欺凌受害的跨时间影响，以及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在父母情感温暖和欺凌受害间的中介作用，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及Olweus儿童欺负问卷对1038名小学生进行为期半年的两次纵向追踪调查。结果表明：（1）父母情感温暖和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两者均与欺凌受害呈显著负相关；（2）父母情感温暖既能直接预测儿童后续的欺凌受害水平，也可通过整体心理素质发挥间接作用；（3）心理素质各维度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其中个性品质与适应能力在父母情感温暖和儿童欺凌受害间起显著中介作用，认知品质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且个性品质、适应能力两条中介路径的效应无显著差异。父母情感温暖是缓解儿童欺凌受害的重要家庭保护因素，还可依托儿童心理素质产生间接影响。未来应在改善家庭情感教养的基础上，重点培育儿童的个性品质与适应能力，从而预防和减少儿童的欺凌受害。
【关键词】 儿童；父母情感温暖；心理素质；欺凌受害

儿童时期是个体心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然而，欺凌行为在这一阶段高发[1-2]。研究表明，欺凌受害的儿童往往面临一系列严重的心理和社交问题，包括焦虑、抑郁、自尊心降低以及社会孤立等[3-4]。因此，理解儿童欺凌受害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揭示欺凌行为的根源，还能为预防和干预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在诸多影响因素中，父母情感温暖被认为是影响儿童欺凌受害的一个关键因素[5]。国外有研究显示，父母情感温暖不仅能负向预测传统的欺凌受害（如身体、言语和关系受害），还能负向预测网络欺凌受害[6]。因此，父母的情感温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儿童欺凌受害的风险。然而，迄今鲜见父母情感温暖对我国儿童欺凌受害影响的实证研究，尤其是纵向研究。
心理素质是在我国素质教育大背景下提出的本土化心理概念，包括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三个维度，能够综合反映个体的心理发展水平，并深刻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发展[7-9]。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理论模型指出，心理素质处于个体心理结构的核心层（相对稳定性），而心理健康处于个体心理结构的外显层（状态性），两者是“本”与“标”的关系[9-10]。因此，欺凌受害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11]，其发展极有可能受到心理素质的影响，即心理素质可能是改善儿童欺凌受害的潜在保护性因素。同时，以往横向研究还发现，父母情感温暖能显著正向预测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12-13]。因此，本研究采用纵向前瞻性研究，考察父母情感温暖对儿童欺凌受害的影响，以及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在父母情感温暖和儿童欺凌受害间的纵向中介作用，从而为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取自一项关于中小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发展的大型追踪研究。被试为重庆市 两所小学的所有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本研究经过半年的两次追踪测试，第一次测试安排在期中考试后一周。发放问卷1150份，剔除漏答、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1083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94.2%。6个月后流失被试45人，样本流失率4.2%。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有效被试和流失被试在T1的父母情感温暖[t (1081) = – 1.50, p = 0.13]、心理素质[ t (1081) = – 1.39, p = 0.17]和欺凌受害[t (1081) = 1.59, p = 0.11]的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的流失样本为随机流失。在最终匹配的1038人有效被试中，T1时为四年级学生554人（53.4%），T1时为五年级学生484人（46.6%）。其中，男生506人（48.7%），女生532人（51.3%）。T1时被试的年龄跨度为8-12岁，平均年龄9.88 ± 0.76岁。
(二) 研究工具
1.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蒋奖等[14]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测量学生感知的父母情感温暖。问卷采用从1（从不）~ 4（总是）的4级计分，父母各21个题项，共42题。问卷为三维结构，分别是父母拒绝、父母情感温暖和父母过度保护，每个维度父母各7题。基于本研究目的，选取其中的父母情感温暖维度进行调查，如“我能通过父母的言谈、表情感受到他/她很喜欢我”。父母情感温暖维度在我国儿童被试中的信效度良好[15]，均分越高表示父母情感温暖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1（T1）和0.92（T2）。
2. 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采用由潘彦谷等[16]修编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评估儿童心理素质。问卷采用从1（非常不符合）~ 5（非常符合）的5级计分，共27个题项。问卷为三维结构，分别是认知品质（如，“我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个性品质（如，“我经常微笑”）和适应能力（例如，“我能很好的融入自己所处的班级和学校环境”），每个维度8个题项。该问卷在我国儿童被试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7]，均分越高表明儿童的心理素质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2（T1）和0.93（T2）。
3. Olweus儿童欺负问卷 
采用由张文新[18]等修订的Olweus儿童欺负问卷评估儿童欺凌受害。中文版Olweus儿童欺负问卷采用从1（没发生过）~ 5（一周好几次）的5级计分，共12个题项。与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的6个题项相对，欺凌受害包括身体欺凌受害、言语欺凌受害和关系欺凌受害三种类型，共6个题项，如“某些同学打、踢、推、撞或者欺负我”。该问卷在我国儿童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9]，均分越高表示儿童欺凌受害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8（T1）和0.83（T2）。
(三) 数据分析
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处理和分析。分析手段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基于标准化后的数据，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http: / /www. afhayes. com）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0]。具体采用Process插件4.2版本中的模型4（Model 4）进行整体心理素质及其三个维度的中介效应检验。采用Bootstrap法抽取5000次检验中介效应，当95%CI不包括0时，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在未旋转情况下，T1和T2 数据中特征根>1的因子分别有9和7个，第一个因子分别解释了方差的26.7%和28.6%，均小于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T1父母情感温暖（3.07 ± 0.64）与T2整体心理素质（3.68 ± 0.63）以及T2认知品质（3.57 ± 0.72）、T2个性品质（3.44 ± 0.80）和T2适应能力（4.04 ± 0.66）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值均< 0.001），且两者均与T2欺凌受害（1.69 ± 0.77）呈显著负相关（p值均< 0.001）。
 

(三)整体心理素质在父母情感温暖和儿童欺凌受害间的纵向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SPSS宏程序执行基于Bootstrap（5000次）的纵向中介效应检验[20]，并控制年龄和性别协变量（为使模型简洁，未在模型图中呈现）。回归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均为标准化结果），T1父母情感温暖显著负向预测T2欺凌受害（β = – 0.18，p < 0.001）。其次，将T2整体心理素质纳入回归方程后，T1父母情感温暖显著正向预测T2整体心理素质（β = 0.49，p < 0.001）；T2整体心理素质显著负向预测T2欺凌受害（β = – 0.19，p < 0.001）；此时T1父母情感温暖仍能直接显著负向预测T2欺凌受害（β = – 0.09，p < 0.01）。T2整体心理素质在T1父母情感温暖和T2欺凌受害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 = – 0.13 ~ – 0.06）。

图 1 儿童整体心理素质在父母情感温暖与欺凌受害间的纵向中介作用

(四) 心理素质各维度在父母情感温暖和儿童欺凌受害间的多重纵向中介作用
心理素质各维度在父母情感温暖和儿童欺凌受害之间多重纵向中介作用检验的结果如图2所示。T1父母情感温暖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品质（β = 0.39，p < 0.001）、个性品质（β = 0.44，p < 0.001）和适应能力（β = 0.45，p < 0.001）；个性品质（β = – 0.11，p < 0.05）和适应能力（β = – 0.13，p < 0.01）显著负向预测欺凌受害。T2个性品质在T1父母情感温暖和T2欺凌受害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 = – 0.09~ – 0.01），T2适应能力在T1父母情感温暖和T2欺凌受害之间的中介效应也显著（95%CI = – 0.11 ~ – 0.01），而T2认知品质的中介效应不显著（95%CI = – 0.03 ~ 0.04）。另外，选择模型4中的中介效应比较选项，对T2个性品质和T2适应能力的中介效应比较发现，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95%CI = – 0.06 ~ 0.08）。

图 2 心理素质各维度在父母情感温暖与儿童欺凌受害间的纵向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纵向前瞻性研究结果发现，早期的父母情感温暖显著负向预测随后的儿童欺凌受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6]，表明父母情感温暖是预防和降低儿童欺凌受害水平的重要保护性因素。父母的情感支持和关爱能够为儿童提供安全感，增强其自信心，并培养良好的社交能力[21]。同时，当儿童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情感温暖时，他们更容易发展出积极的应对方式，如采用以问题导向的应对方式，而不是以情绪为导向[22]，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伴的欺凌行为时能够表现出更强的应对能力，从而有助于预防和减少欺凌受害的水平。
通过构建纵向中介模型，本研究发现父母情感温暖、心理素质与欺凌受害之间存在紧密关联。首先，早期的父母情感温暖能显著正向预测随后的儿童心理素质，这与以往的横向研究结果相一致[22]，表明儿童感知到父母传递出的情感温暖，能够主观能动地将这种外在资源内化为自身的心理品质（如心理素质），从而表现出积极的认知品质、良好的个性品质和较好的适应能力。其次，心理素质作为中介因素时，父母情感温暖可以通过这一中介变量预测儿童的欺凌受害。这一结果支持了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理论模型[9-10]，即心理素质作为一种内源性心理品质，能够直接决定或支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如遭欺凌受害）。除了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心理素质还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如外在增益保护因素（父母情感温暖等）都可以通过内在的心理素质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10]。最后，纵向中介模型还发现，除认知品质外，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均在父母情感温暖与欺凌受害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心理素质各维度既能够彼此承接，共同发挥整体心理素质（一般因子）的积极功能作用，也可以独立发挥心理素质的部分或特殊作用（特殊因子） [10]。
具体而言，儿童会在现有心理素质水平的基础上能动性地“趋利避害”，借助外在增益保护因素（如父母情感温暖）来维持或促进自身心理素质的发展变化。当儿童心理素质健全或发展水平较高时，尤其是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水平较高时，儿童往往能够更好地调节自身的情绪，积极进行人际关系适应，从而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进而在面临欺凌情形时会积极应对，如主动寻求他人支持和帮助[23]，而不是被动承受。此外，认知品质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处理与同龄人之间的关系，而认知品质在儿童的发展中虽然也至关重要，但其对社交互动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在未来的家校合作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受害时，不仅要从家庭教育的视角保障父母对儿童充足和一致的情感温暖输入，还要从学校视角通过干预提升儿童整体心理素质水平，尤其是儿童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水平，从而最终降低或抑制欺凌受害现象的发生。
尽管本研究从前瞻纵向设计角度探讨了儿童心理素质在父母情感温暖与欺凌受害间的纵向中介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有待未来解决。首先，本研究追踪时间较短，未来可考虑长时追踪（如四年级到六年级进行3年6次的追踪），并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或潜类别增长模型等，考察三者变量之间的长时动态变化关系。其次，本研究采用的调查工具均为自评，未来可考虑同时采用自评和他评（如父母、教师或同伴他评等）相结合的方式，以彼此印证结果。最后，本研究仅考察了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的中介作用，除此外，可能还存在其他中介或调节因素，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以更好的预防和干预儿童欺凌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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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情况：本文系2024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SCJJ24ND316）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为刘广增，获奖情况：2024年度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 1%、成都市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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