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家庭功能与自伤行为的关系: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许岳宁12,张翠翠1,黄晓婷1,王婧妍1,林琳2(1天津市新华中学,300204;2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300387,通讯作者:林琳linlin7766@163.com)
摘要:为探讨初中生家庭功能与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采取问卷法的方式对天津市某中学379名八年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表明,家庭功能不良显著正向预测自伤行为,反刍思维起部分中介作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调节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因此,家庭功能不良可通过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自伤行为,且较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降低反刍思维对自伤行为的影响。综上,本研究考察了家庭功能、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影响,为探究家庭功能与初中生自伤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提供了证据。
关键词:家庭功能;自伤行为;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初中生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与之而来的社会压力和竞争的加剧导致对青少年提出了更高的学业要求,进而使得青少年负面情绪增加。但青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自我同一性还未实现,其情绪调节能力有待加强。因此,长期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青少年可能出现问题行为或极端行为,如非自杀性自伤。非自杀性自伤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简称自伤,是指个体在无明显自杀意念的情况下,故意地、重复地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常采取的方式有打伤、划伤、刮伤等[1]。近年来,青少年自伤发生率逐年增高。世界范围内,儿童和青少年的自伤发生率约为19.5%[2],中国中学生 (13-18岁) 的自伤发生率约为27.4%[3]。探索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生机制,识别其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对于发展有效的预防与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个体生活和成长的主要环境,家庭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Epstein等人[4]基于家庭功能过程取向理论提出 Mc Master 家庭功能模式理论,认为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的社会、心理和生理发育与维持提供环境条件。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个体能够获得安全感,感知到来自家庭的关爱[5][6][7],而不良家庭功能,如亲子关系不良、父母冲突、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等会增加个体出现问题行为的概率[8][9][10],出现抑郁、恐怖、焦虑等心理障碍的可能性也更大[11]。有研究表明,处于较差家庭功能中的个体无法寻求家庭支持,可能会采取消极的方式去应对负性生活事件,出现自伤行为[12][13]。因此,家庭功能不良是自伤发生和维持的可能原因之一。
家庭功能不良可能会导致个体出现反刍思维[14][15]。反刍思维是指在遭遇压力情境后,个体对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反复思考,并长期处在由于不断思考而导致的消极情绪的一种状态[16]。根据目标进展理论的观点,反刍思维是由于个体感知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而产生的,低控制感的个体更容易陷入反刍思维[17],造成个体问题解决能力较差、社会支持降低并引发更多的消极情绪[18]。研究发现,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反刍思维和自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反刍思维能够预测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并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和自伤之间起到中介作用[19][20]。因此,反刍思维是自伤发生的危险因素,关注反刍思维对自伤的影响对于明确自伤的发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21],是衡量个体情绪管理能力的重要依据,培养较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十分重要[22]。根据社会认知理论[23],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个体先评估自己的能力,然后决定采取哪种情绪调节策略。有信心管理消极情绪的个体,倾向于进行积极思考,能够降低反刍思维对其导致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自伤行为的发生[24][25]。反之,个体对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缺乏信心可能会采取自伤的方式逃避心理痛苦[26]。考虑到良好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自伤行为的保护因素,本研究探讨其在自伤行为发生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探究家庭功能、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影响路径,明确自伤行为的发生机制。

图1 研究的假设模型图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天津市某中学八年级394名学生完成问卷调查,其中15名研究对象在全部问卷或者部分问卷中漏答题目,故删除。最终379名研究对象纳入分析,年龄为12-15岁 (13.55 ± 0.62),其中男生195名 (51.5%),女生177名 (46.7%),有7人性别缺失 (1.8%)。采用SPSS 24.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 (Adolescents Self-Harm Scale, ASHS)
采用郑莺[27]编制,冯玉[28]修订的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分为自伤发生次数和身体伤害程度两个分量表,包括18个题目和1个开放性问题。前者采用Likert 4级计分,从“未发生”到“5次以上”。后者采用Likert 5级计分,从“无”到“极重度”。经过整理发现开放性问题没有研究对象的作答结果,因此只对前18题进行分析。量表得分计算方式为对每位研究对象两个分量表的得分进行乘积运算,以18个题目乘积结果的累加之和作为该量表最终得分,若最后累加结果大于0则认为个体存在自伤行为。量表得分越高,代表自伤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
2.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
采用Epstein编制[29],李荣风等人[30]修订而成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包括60个题目,7个维度,分别是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量表采用Likert 4级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最终得分为题目累加之和的均值。本研究使用总的功能这一维度,量表得分越高,代表家庭功能越差。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3.反刍思维量表 (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 RRS)
采用Nolen-Hoeksema编制[31],韩秀等人[32]修订的反刍思维量表,包括22道题目,3个维度,分别是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反省思维。采用Likert 4级计分,从“从不”到“总是”。最终得分为题目累加之和,量表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反刍思维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7。
4.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RES)
采用 Caprara 编制[33],文书锋等人[34]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包括12道题目,3个维度,分别是调节积极情绪效能感、调节生气/愤怒情绪效能感和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效能感。采用Likert 5级计分,从“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以题目累加之和记为最终得分,量表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好。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数据结果造成影响,在施测过程中,已经采取匿名作答和指导语注明施测结果严格保密等方法尽可能减少影响。在正式分析数据前,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有10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首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26.96%,小于40%,说明收集到的数据可信,可以进行分析。
(二)人口学特征分析
对初中生家庭功能、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自伤水平在性别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初中生家庭功能、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自伤水平在性别上的差异
| 男 (M ± SD) | 女 (M ± SD) | t | |
| 家庭功能 | 2.03 ± 0.49 | 2.10 ± 0.56 | -1.22 |
| 反刍思维 | 41.58 ± 15.29 | 46.02 ± 17.90 | -2.58** |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39.48 ± 10.55 | 37.68 ± 8.31 | 1.82 |
| 自伤水平 | 1.75 ± 5.83 | 6.13 ± 18.35 | -3.16** |
注:***p < 0.001, **p < 0.01, *p < 0.05,下同。
结果发现,女生的家庭功能得分 (2.10 ± 0.56) 高于男生 (2.03 ± 0.49),但差异并不显著,p > 0.05;女生的反刍思维得分 (46.02 ± 17.90) 显著高于男生 (41.58 ± 15.29),p < 0.0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女生的自伤水平得分 (6.13 ± 18.35) 显著高于男生 (1.75 ± 5.83),p < 0.01。
(三)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根据问卷结果对初中生自伤行为得分进行分析,发现91名初中生自伤水平得分大于0,占总人数的24.01%。其中,4名初中生报告其自伤水平得分水平为1,占总人数的1.06%,48名初中生报告其自伤水平得分在2-10之间,占总人数的12.66%,39名初中生报告其自伤水平得分大于10,占总人数的10.29%。通过对初中生的自伤方式进行分析,发现使用较多的自伤方式是划伤 (13.98%)、打伤 (13.72%),使用较少的自伤方式是触电 (0.53%)、让别人打或咬伤自己 (1.58%)。
对初中生的家庭功能、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自伤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初中生家庭功能、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自伤水平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 家庭功能 | 反刍思维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自伤行为 | |
| 家庭功能 | 1 | |||
| 反刍思维 | 0.33*** | 1 | ||
| 情绪调节效能感 | -0.52*** | -0.16** | 1 | |
| 自伤行为 | 0.33*** | 0.32*** | -0.24*** | 1 |
| M ± SD | 2.06±0.52 | 43.50±16.69 | 38.60±9.50 | 3.78±13.38 |
结果显示,初中生自伤水平和家庭功能 (r = 0.33, p < 0.001)、反刍思维 (r = 0.32, p < 0.001) 呈显著正相关,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 (r = -0.24, p < 0.001);家庭功能和反刍思维 (r = 0.33, p < 0.001) 呈显著正相关,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r = -0.52, p < 0.001) 呈显著负相关;反刍思维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r = -0.16, p < 0.01) 呈显著负相关。
(四)各变量在自伤水平上的差异检验
研究对象根据自伤量表得分是否为0被分为自伤组和非自伤组。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三个变量在自伤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检验 (见表3)。初中生的家庭功能得分、反刍思维及其分维度得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其分维度得分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在家庭功能和反刍思维上的得分,自伤组显著高于非自伤组。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上的得分,自伤组显著低于非自伤组。
表3 初中生家庭功能、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自伤水平上的差异检验结果
| 非自伤组 (M ± SD) | 自伤组 (M ± SD) | t | |
| 家庭功能 | 1.96 ± 0.50 | 2.39 ± 0.47 | -7.23*** |
| 反刍思维 | 40.16 ± 15.49 | 54.06 ± 15.98 | -7.41*** |
| 症状反刍 | 24.45 ± 9.84 | 33.87 ± 10.29 | -7.87*** |
| 强迫思考 | 9.98 ± 4.04 | 12.69 ± 4.05 | -5.58*** |
| 反省思维 | 9.48 ± 3.85 | 12.48 ± 3.91 | -6.48*** |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40.05 ± 9.51 | 34.02 ± 7.93 | 5.48*** |
| 表达积极 | 14.60 ± 3.92 | 12.82 ± 3.66 | 3.83*** |
| 调节沮丧/痛苦 | 12.78 ± 3.74 | 10.49 ± 3.21 | 5.26*** |
| 调节生气/愤怒 | 12.67 ± 4.07 | 10.70 ± 3.25 | 4.21*** |
(五)反刍思维在家庭功能和初中生自伤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由于反刍思维和自伤水平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进行中介和调节的检验程序时,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所有研究数据进行分析。
本研究使用温忠麟等人[3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反刍思维在家庭功能和初中生自伤行为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表4所示,反刍思维在家庭功能与自伤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7,占总效应的22% (中介效应模型图见图2)。
表4 反刍思维在家庭功能与自伤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 步骤 | 标准化回归方程 | 标准误 | 95% CI | F |
| 第一步 | Y = 0.33 X | 0.12 | [0.15, 0.60] | 28.28*** |
| 第二步 | M = 0.33 X | 0.05 | [0.23, 0.42] | 26.26*** |
| 第三步 | Y = 0.26 X +0.22 M | 0.10 0.06 | [0.10, 0.48] [0.12, 0.35] | 26.18*** |

图2 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六)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反刍思维与初中生自伤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根据调节变量对前半路径、后半路径和直接路径的调节可以分为8个模型,本研究构建了三个回归方程以检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家庭功能、反刍思维与初中生自伤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主要关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反刍思维中介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5。家庭功能正向预测初中生的自伤水平 (β = 0.29, p < 0.01)和反刍思维 (β = 0.34, p < 0.001);反刍思维正向预测初中生自伤水平 (β = 0.20, p < 0.01),且反刍思维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自伤水平 (β = -0.17, p < 0.05),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反刍思维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预测中起负向的调节作用。
表5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反刍思维中介的调节作用
| 方程1 | 方程2 | 方程3 | |||||||
| 自伤行为(Y) | 反刍思维(M) | 自伤行为(Y) | |||||||
| β | SE | 95% CI | β | SE | 95% CI | β | SE | 95% CI | |
| 家庭功能 | 0.29** | 0.09 | [0.13, 0.47] | 0.34*** | 0.06 | [0.22, 0.46] | 0.20* | 0.07 | [0.07, 0.35] |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0.07 | 0.05 | [-0.16, 0.02] | 0.03 | 0.07 | [-0.10, 0.16] | -0.09 | 0.05 | [-0.20, -0.005] |
| 家庭功能×情绪效能感 | -0.29 | 0.17 | [-0.58, -0.03] | -0.04 | 0.05 | [-0.12, 0.06] | -0.21 | 0.13 | [-0.43, 0.004] |
| 反刍思维 | 0.20** | 0.05 | [0.11, 0.30] | ||||||
| 反刍思维×情绪效能感 | -0.17* | 0.07 | [-0.30, -0.04] | ||||||
| R2 | 0.25 | 0.13 | 0.31 | ||||||
| F | 30.40*** | 13.39*** | 27.31*** | ||||||
为验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反刍思维与初中生自伤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以一个标准差为界,将研究对象分为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组 (Z ≥ 1SD) 和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组 (Z ≤ -1SD),探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不同水平对自伤的调节作用,并进行简单斜率分析 (见图3)。结果表明,当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较低时,反刍思维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自伤水平,βsimple = 0.37,p < 0.001;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较高时,反刍思维无法预测初中生的自伤,βsimple = 0.03,p = 0.51。换言之,只有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较差时,反刍思维才能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自伤。

图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反刍思维与自伤水平关系的调节作用
四、讨论
(一)家庭功能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处于青春期早期的八年级学生,是自伤行为高发人群。研究发现,较差的家庭功能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初中生自伤行为,是导致自伤行为的危险因素之一。自伤组的家庭功能得分显著高于非自伤组,即存在自伤行为的个体报告其家庭功能更差,得到的家庭支持更少,这一结论与前人研究一致[37][38]。青少年的自伤行为随着家庭支持变化而变化,当家庭支持减少时,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当家庭支持增加时,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减少[39]。较差的家庭功能如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父母控制、家庭无效环境等能够预测个体的自伤行为[40][41][42]。自伤的人际或系统模型可对其进行解释,家庭作为个体生活的基本单位,若各成员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相互支持,家庭系统失去平衡时,为了使家庭系统朝向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个体通过自伤行为维持系统的平衡,吸引家庭成员的注意[43][44]。初中生由于其生理和心理尚未发育完全,长期生活在较差的家庭环境中,没有发展出积极的适应能力,没有习得良好的情绪管理策略,可能会采取自伤这种极端方式应对消极情绪。因此,个体所处的家庭功能不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自伤行为的发生。
(二)反刍思维在家庭功能和自伤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自伤组的反刍思维得分显著高于非自伤组,即反刍思维水平越高,出现自伤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反刍思维正向预测初中生的自伤行为,且在家庭功能与初中生自伤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家庭功能不仅直接预测自伤行为,还可通过增强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间接影响自伤行为,这一结论与前人研究一致[19]。根据父母教养方式理论,父母控制与反刍思维呈正相关[14][15],父母对孩子的高控制欲导致孩子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权[45][46],低控制感的个体更容易陷入反刍思维[17],抑郁的认知模型也认为控制力较低的个体可能会通过反刍思维寻求缓解痛苦的方法,如对影响家庭功能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反复思考,以期避免再次受到伤害,导致陷入反刍思维[31][47]。此时,个体没有将注意指向问题解决,而是沉浸于消极情绪状态中。根据自伤的情绪管理模型,个体缺少情绪调节的策略和方法无法排解消极情绪时,会采取自伤的方式减轻心理痛苦[19][48],从而迅速恢复平静投入到当前的生活中。因此,自伤行为可能被个体用作缓解反刍思维所致心理痛苦的一种手段。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情绪,掌握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避免自伤等不适应性应对方式,保证其心理健康发展。
(三)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反刍思维和自伤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根据研究结果,自伤组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低于非自伤组,即存在自伤行为的个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较差,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调节反刍思维与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简单斜率分析发现,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较差时,反刍思维能够对初中生自伤起到正向预测作用;反之,反刍思维对初中生的自伤行为没有预测作用。也就是说,只有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较低时,反刍思维才能够正向预测自伤行为,良好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降低初中生自伤行为发生概率。根据情绪级联模型观点,处于反刍思维中的个体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引发的消极情绪时,不能采用适应性的处理方式[25]。长此以往,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持续降低,导致消极情绪的增加,只能通过自伤使自己从消极情绪中脱离并恢复平静[49]。而较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自伤的保护因素,能够调节自伤行为和其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50][51]。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个体没有困于反刍思维中,更倾向于进行积极思考,采取适当的途径释放情绪,缓解心理痛苦。因此,增强初中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削弱反刍思维对自伤的影响,降低自伤行为发生率。
五、教育建议
(一)重视家庭功能在个体成长中的关键作用
家庭功能不良,如亲子沟通不畅、亲子冲突频繁、家庭结构不稳定,均与青少年自伤行为显著相关,个体发展各项积极能力也需要良好的家庭功能作支撑。《家庭教育促进法》已明确家庭教育不仅是物质保障,更需全方位关注孩子心理发展。家长应摒弃“唯成绩论”“比较式教育”等错误观念,尊重孩子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建立平等沟通机制,营造充满关爱的成长环境。学校可通过家长会、校园开放日、亲子活动等形式,增强亲子互动,增进家庭情感联结。社区应统筹社会资源,定期举办家庭教育讲座,讲授亲子沟通技巧,促进亲子关系和谐发展。
(二)降低消极反刍思维,提升积极反刍思维水平
虽然反刍思维会加剧心理困扰,增加自伤行为的发生概率。但也有研究发现,通过反刍思维训练相关课程,引导个体关注生活中的积极事件,反复强化正性情绪,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的消极反刍思维水平,从而使反刍思维朝向积极的、适应性的方向发展[52]。因此,可在学校心理课程和社团活动中系统开展相关训练,提升学生的积极反刍思维水平,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
(三)提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提升情绪管理能力
较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有助于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积极应对负性生活事件。学校应贯彻落实《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的要求,以积极心理学为依据,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心理课程、心理团辅等方式,让学生在体验式活动中掌握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并引导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灵活运用,提升情绪管理能力,逐步建立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信心,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所述,自伤行为的预防与干预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多方协作。家庭优化功能,营造温馨有爱环境;学校开发课程,提升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社区统筹资源,提供专业保障措施。三方各尽其责、彼此联动,筑牢学生心理安全防线,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Nock M K. Self-injury[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0(1): 339-363.
[2]Lim K S, Wong C H, Mcintyre R S, et al. Global lifetime and 12-month prevalence of suicidal behavior, deliberate self-harm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etween 1989 and 2018: A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22): 4581.
[3]韩阿珠, 徐耿, 苏普玉.中国大陆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流行特征的 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7, 38(11): 1665-1670.
[4]Epstein N B, Bishop D S, Levin S. The McMaster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J].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78, 4(4): 19-31.
[5]Cambron C, Kosterman R, Catalano R F, et al. Neighborhood, family, and pee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arly adolescent smoking and alcohol use[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8, 47(2): 369-382.
[6]Molleda L, Estrada Y, Lee T K, et al. Short-term effects on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adolescent conduct problems: familias unidas in ecuador[J]. Prevention Science, 2017, 18(7): 783-792.
[7]Shek D T L, Lin L. What predicts adolescent delinquent be havior in hong ko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ersonal and family factor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9(3): 1291-1318.
[8]王素华, 李新影, 陈杰.父母监管和温暖与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03): 499-503+469.
[9]Gryczkowski M R, Jordan S S, Mercer S H. Differential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fathers'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 externalizing behavior[J]. Journal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2010, 19(5): 539-546.
[10]刘玲玲, 田录梅, 郭俊杰. 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 35(02): 210-218.
[11]胡传存, 张许来. 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研究[J]. 临床心身疾病杂志, 2013, 19(1): 67-69.
[12]李雪瑞, 张玲, 胡潇予, 等. 伴自伤行为的女性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家庭功能与童年创伤经历的相关性[J]. 四川精神卫生, 2020, 33(04): 321-325.
[13]罗贵明. 父母教养方式、自尊水平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2): 198-199.
[14]Manfredi C, Caselli G, Rovetto F, et al. Temperament and parental styles as predictors of ruminative brooding and worry[J].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 50(2): 186-191.
[15]Spasojevi J, Alloy L B. Who becomes a depressive ruminator? Developmental antecedents of ruminative response style[J].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2002, 16(4): 405-419.
[16] Martin L L, Tesser A. Some ruminative thoughts[J].Advances in social cognition, 1996.
[17]Michl L C, Mclaughlin K A, Shepherd K, et al. Rumination as a mechanism ing stressful life events to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longitudinal evidence in early adolescents and adults[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13, 122(2): 339-352.
[18]Lyubomirsky S, Nolen-Hoeksema S. Self-perpetuating properties of dysphoric rumin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3, 65(2): 339-349.
[19]Ying J, You J, Liu S, et al.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negative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 and rumination[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21, 115.
[20]甘明星, 王蒙, 林丽华, 等. 青少年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忽视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反刍思维和认知融合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1, 29(5):787-791.
[21]汤冬玲, 董妍, 俞国良, 等.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一个新的研究主题[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8(04):598-604.
[22]海曼, 秦屹, 熊俊梅, 等.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的交叉滞后研究[J]. 心理科学, 2019, 42(01): 82-87.
[23]Bandura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1): 1.
[24]Caprara G V, Steca P. Affective and social self-regulatory efficacy beliefs as determinants of positive thinking and happiness[J]. European Psychologist,2005, 10(4): 275-286.
[25]O’Connor R, Smyth R, Williams J. Intrapersonal positive future thinking predicts repeat suicide attempts in hospital-treated suicide attempters[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15, 83(1): 169-176.
[26]曹洪艳. 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人格特质、应对方式的关系[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4, 29(07): 44-47+62.
[27]郑莺. 武汉市中学生自我伤害行为流行学调查及其功能模型[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28]冯玉.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与个体情绪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的关系[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29]Epstein N B, Baldwin L M, Bishop D S. The McMaster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J].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83, 9(2): 171-180.
[30]李荣风, 徐夫真, 纪林芹, 张文新.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的初步修订[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3, 21(07): 996-1000.
[31]Nolen-Hoeksema S. A prospective study of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fter a natural disaster: the 1989 Loma Prieta Earthquak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1, 61(1): 115-121.
[32]韩秀, 杨宏飞. Nolen-Hoeksema反刍思维量表在中国的试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05): 550-551+549.
[33]Caprara G V, Laura D G, Nancy E, et al. Assessing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in three countries[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8, 20(3): 227-237.
[34]文书锋, 汤冬玲, 俞国良.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应用研究. 心理科学, 2009, 32(03): 666-668.
[35]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 36(05): 614-620.
[36]温宇娇, 徐一凡, 乔丹, 等.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社会心理因素解释模型及干预研究[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20, 47(5): 885-888.
[37]Baetens I, Claes L, Hasking P,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xpressed emotions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elf-criticism and depression[J]. Journal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2015, 24(2): 491-498.
[38]Bureau J F, Martin J, Freynet N, et al. Perceived dimensions of parenting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young adults[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0, 39(5): 484-494.
[39]Tatnell R, Kelada L, Hasking P, et al.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adolescent NSSI: The role of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factors[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4, 42(6): 885-896.
[40]叶娜. 家庭功能与高中生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06.
[41]王玉龙, 覃雅兰. 家庭无效环境与青少年自伤: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4): 734-737.
[42]王玉龙, 袁燕, 张家鑫. 消极情绪与留守青少年自伤: 家庭功能与情绪表达的调节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01): 75-78+81.
[43]Crouch W. Deliberate self-harm at an adolescent unit: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J].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4, 9(2): 185-204.
[44]Michelson D, Bhugra D. Family environment, expressed emotion and adolescent self-harm: A review of conceptual, empirical, cross-cultur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2012, 24(2): 106–114.
[45] Maccoby E E , Martin J A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J].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formerly Carmichael's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 Paul H. Mussen, editor, 1983.
[46]McLeod B, D, Weisz J R, Wood J.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and childhood depression: A -analysis[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07, 27(8): 986-1003.
[47]Nolen-Hoeksema S, Judith L, Carla G. Explaining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depressive symptom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77(5): 1061-1071.
[48]Gong T, Ren Y, Wu J, et al. The associations among self-criticism, hopelessness, rumination, and NSSI in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9, 72: 1-9.
[49]李莹娜, 李丹. 非自杀性自伤的相关情绪调节模型研究进展[J]. 心理学进展, 2022, 12(1): 246-252.
[50]Liu S, You J, Ying J, et al. Emotion reactivity,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suicide ideation[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0, 266: 82-89.
[51]Yuan M, Guo X, Li X, et al.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on smoking craving: an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study[J]. Psych Journal, 2018, 7(1): 5-12.
[52]张弛. 积极反刍思维训练课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9.
课题情况:本文系2023年度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专项任务项目(心理健康教育)一般课题“‘双减’背景下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后服务课程的开发与实践”(2023YBZXX05)研究成果、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专项课题“‘双减’背景下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大单元教学’课程设计的开发与实践”(2024-JS204)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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