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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庭冲突对县域教师总体幸福感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工作—家庭冲突对县域教师总体幸福感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李永恋  福建省福鼎职业中专学校  355200
摘要:为探讨工作—家庭冲突对县域教师幸福感的影响及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工作—家庭冲突问卷及心理资本问卷对福建省福鼎市2521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教师的总体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77.91),工作—家庭冲突处于中等水平(M=22.19);(2)工作—家庭冲突与心理资本、总体幸福感均呈显著负相关(r=-0.38,-0.51),心理资本与总体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56);(3)心理资本在工作—家庭冲突与总体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34.3%;(4)性别、是否担任班主任、教龄、学历等人口学变量对教师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学校和教育部门应从心理资本开发的视角入手,帮助教师构建积极心理资源,有效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带来的负面冲击。
关键词:工作—家庭冲突;心理资本;总体幸福感;县域教师;中介效应
       一、引言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师的心理健康不仅关乎其个人的职业幸福感与生活质量,更直接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与教育质量[9]。然而,随着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化和社会对教育质量要求的提升,教师群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职业压力与挑战。俞国良在其研究中深刻指出,教师心理健康是学生心理健康的定海神针是学校心理健康体系的基石[13]。
       工作—家庭冲突是指个体因工作角色压力而难以履行家庭角色责任时所产生的一种角色间冲突[2]。教师职业具有高情感投入、工作时间长、边界模糊等特点,使其成为工作—家庭冲突高发的群体。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越高,教师的职业倦怠越严重,幸福感越低[3]。但为什么同样面对冲突,有的教师仍能保持较高的幸福感?心理资本,一种包括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的积极心理资源,可能发挥着关键的缓冲作用。心理资本已被证实能够帮助个体更有效地应对压力、减少倦怠、提升幸福感[1][14]。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教师或高校教师,对县域教师群体的关注相对不足。县域教师往往面临更薄弱的支持系统、更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更复杂的家校沟通压力,其工作—家庭冲突与幸福感的关系是否具有独特性?心理资本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工作—家庭冲突对教师的总体幸福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H2:心理资本对教师的总体幸福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H3:心理资本在工作—家庭冲突与总体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福建省福鼎市2521名中小学教师为对象,旨在回答:(1)县域教师的幸福感、工作—家庭冲突和心理资本现状如何?(2)不同群体教师的幸福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3)心理资本是否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福建省福鼎市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521份。其中,男性教师896人(35.5%),女性教师1625人(64.5%)。学段分布上,小学低段(1-3年级)588人(23.3%),小学高段(4-6年级)747人(29.6%),初中829人(32.9%),高中258人(10.2%),中职99人(3.9%)。样本覆盖全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测量工具
        总体幸福感量表:采用段建华(1996)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WB)中文版,共33题,得分范围29-122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工作—家庭冲突问卷:采用Netemeyer等人(1996)编制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共8题,得分范围8-40分。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心理资本问卷:采用张阔等人(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共28题,得分范围28-114分。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式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该变量水平越高。
      (三)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9.0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使用PROCESS宏程序(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抽样次数设为5000次。
     三、研究结果
        (一)教师幸福感、工作—家庭冲突与心理资本的现状
根据描述性统计显示,教师总体幸福感均值为77.91(SD=17.61),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全国中小学教师幸福感总体水平基本一致[9];工作—家庭冲突均值为22.19(SD=5.82),

 

处于中等水平;心理资本均值为77.55(SD=12.52),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教师群体内部幸福感差异较大(标准差17.61),部分教师幸福感偏低的问题不容忽视。


离婚(n=58) 84.67   
(二)不同群体教师的幸福感差异
表1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性别方面,男性教师幸福感显著高于女性教师,t=5.60,p<0.001,效应量为 0.23。在是否担任班主任层面显示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幸福感显著低于非班主任,t=-6.54,p<0.001。事后检验表明,5年以下、5-10年教龄组与20年以上组差异显著。在学历维度上发现大专及以下学历教师幸福感显著高于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在婚姻状况上显示未婚教师幸福感显著低于初婚、再婚和离婚教师。
表2 不同群体教师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三)工作—家庭冲突、心理资本与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为了检验工作—家庭冲突、心理资本与幸福感的相关关系,使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总体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r=-0.647,p<0.001),与心理资本呈显著负相关(r=-0.485,p<0.001);心理资本与总体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672,p<0.001)。所有相关系数均达到中等及以上强度,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相关分析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与心理资本、总体幸福感均呈显著负相关;心理资本与总体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

(四)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宏程序(Model 4),在控制性别、学历、婚姻后,检验心理资本在工作—家庭冲突与总体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Bootstrap抽样次数设为5000次,计算95%置信区间。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工作—家庭冲突对总体幸福感的总效应显著(B=-2.25,95% CI [-2.36, -2.15])。纳入心理资本后,直接效应仍显著(B=-1.48,95% CI [-1.58, -1.38])。心理资本的间接效应为-0.77,95%置信区间为[-0.86, -0.69],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4.3%。由此可知,工作—家庭冲突不仅直接降低教师幸福感,还通过削弱心理资本间接产生负面影响,心理资本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1、H2、H3均得到支持。
 

 


          图1 工作-家庭冲突、总体幸福感和心理资本的中介路径模型
        四、分析与讨论
      (一)工作—家庭冲突是教师幸福感的显著风险因素
        本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总体幸福感呈中等强度的负相关,总效应显著。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2][3],验证了假设H1。教师职业具有高情感投入和边界模糊的特点,备课、批改作业、家校沟通等任务往往无法按时在校内完成,大量工作需要被带入家庭时间。同时县域教师面临更薄弱的支持系统,工作—家庭冲突的负面效应因此被放大。长期处于高冲突状态的教师,容易出现情绪耗竭和职业倦怠[11],进而影响生活质量和工作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工作—家庭冲突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说明冲突本身的破坏作用是直接而深刻的,仅提升心理资本不足以完全抵消。
       (二)心理资本是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心理资本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34.3%。即工作—家庭冲突对幸福感的影响有超过三分之一是通过心理资本的中介路径间接实现的。心理资本包括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四个核心维度[10]。高心理资本的教师能够保持乐观的解释风格,将冲突视为暂时的、可解决的,运用希望思维主动寻找替代方案,调动韧性资源从挫折中快速恢复。相反,低心理资本的教师更容易陷入无助与消极的恶性循环,幸福感急剧下降[11]。这一机制在县域教师群体中尤为关键——当外部支持薄弱时,内部心理资源成为最重要的防护盾。已有干预研究也表明,通过团体辅导等方式提升教师心理资本是可行的[8]。
        (三)班主任群体的角色冲突与心理资源损耗

        本研究发现,班主任在工作—家庭冲突、工作联通行为上显著更高,而在心理资本和幸福感上显著更低。班主任的工作边界被严重侵蚀,除常规教学外还需处理班级管理、家校沟通、突发事件应对等大量任务,且常在非工作时间通过微信群、电话等方式持续工作。俞国良(2025)也指出“初中教师、班主任及乡村教师群体问题较为突出”[13]。长期高压状态消耗了班主任的积极心理资源,形成从压力到资源消耗再到应对能力下降最后形成更大压力的恶性循环。这一发现提示,学校管理者应特别关注班主任群体的心理健康,从制度层面为其减负增援。
      (四)学历与幸福感的非正向关系及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
       本研究发现大专及以下学历教师幸福感显著高于本科及研究生学历教师,呈现出一种非正向关系。高学历教师对职业发展、薪资待遇有更高期望,但县域学校晋升通道狭窄、专业发展机会不足,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导致幸福感下降。这一发现提示,提升教师学历需配套优化职业发展路径。此外,20年以上教龄教师幸福感显著高于青年教师,反映了职业成长的时间红利;已婚/离婚教师幸福感高于未婚教师,说明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性[7]。值得说明的是,本研究中人口学变量对幸福感的效应量均较小,表明教师幸福感更多受个体心理资源与工作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而非单纯由人口特征决定。
       五、教育启示与建议
     (一)教师个人层面:主动建构心理资本,增强内在韧性
      教师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首先要建立工作—家庭心理边界,其次要有意识地从积累小的成功体验入手,逐渐提升自我效能感,建立希望感。最后要注重培养业余兴趣爱好,积极构建社会支持圈,善用社会支持,主动倾诉并参与互助团体,通过认知重构转化消极归因,以此来培养心理资本。
     (二)学校层面:优化管理机制,缓解角色冲突
      学校应采取系统性支持措施,开展班主任减负增援行动,可尝试推行副班主任或团队模式;建立青年教师支持体系,配备导师并组织心理资本主题团体辅导;为高学历教师制定个性化专业发展计划,在职称评审中给予适当倾斜;建立工作—家庭边界保护机制,避免非紧急情况晚间布置任务,为有家庭照顾需求的教师提供弹性安排。
      (三)教育部门层面:构建系统性保障,形成长效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应将心理资本的培养纳入教师培训体系,采用理论+体验+实操模式定期针对不同类型的教师展开周期性培训。也可以建设县域教师心理支持中心,配备专业咨询师,开通援助热线,建立教师心理健康档案并主动干预高风险教师。同时完善教师评价与激励机制,减少唯分数评价,提高班主任津贴并给予职称倾斜,设立教师幸福校园评选以形成示范效应。
       六、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2521名县域教师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县域教师总体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群体内部差异显著,部分教师幸福感偏低的问题不容忽视。
      2.工作—家庭冲突对教师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心理资本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家庭冲突不仅直接降低幸福感,还通过削弱心理资本间接产生负面影响。
      3.不同群体教师的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教龄高、已婚/离婚教师、大专及以下学历教师幸福感相对较高;女性、班主任、青年教师、未婚教师、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幸福感相对较低。但这些人口学变量的效应量均较小,教师幸福感更多受心理资本与工作环境因素影响。
      4.班主任群体面临严峻的角色冲突与心理资源损耗,是教师支持工作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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