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低头与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亲子亲密度和同伴影响抵抗的中介作用

文章题目：父母低头与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亲子亲密度和同伴影响抵抗的中介作用

作者姓名：蒋舒阳，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 苏州, 215009； 刘颖，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石家庄，050000；张骊凡，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650504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低头与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以及亲子亲密度和同伴影响抵抗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父母低头量表、亲子亲密度量表、同伴影响抵抗量表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量表对1070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父母低头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亲子亲密度和同伴影响抵抗不仅分别在父母低头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二者同时发挥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父母低头与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为引导中学生科学健康地使用短视频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父母低头；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亲子亲密度； 同伴影响抵抗； 中学生

正文：
一、 引言

随着我国网络强国战略的稳步发展，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已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68亿人，使用率为95.1%。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且快速扩张的媒介形态，在为用户提供娱乐与放松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潜在的消极影响。问题性短视频使用是指个体由于过度使用短视频媒介(如抖音、快手)而产生的一系列类成瘾的消极后果(如强烈的渴求感、依赖感)，进而对其心理健康和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2-3]。以往研究主要从一般性网络使用或移动媒介使用的视角出发，探讨青少年问题性媒介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但针对短视频这一具有高度沉浸性与即时反馈特征的新型媒介形式的研究仍相对不足[3-4]。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学阶段是个体自我概念形成、行为习惯固化及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过度沉迷短视频不仅可能导致视力下降、睡眠质量受损，引发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还会占用大量学习时间，进而诱发学业拖延甚至学业失败等不良结果[2-4]。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究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以期为相关干预提供早期依据，并为引导青少年科学健康地使用短视频提供实践启示。

随着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电子设备(如手机、平板电脑等) 在家庭生活中的应用呈爆炸式增长，“低头族”现象屡见不鲜。父母低头是指在面对面交流时，父母专注于低头玩手机而忽视、冷落子女的行为[5-6]。研究表明，频繁的父母低头会占用亲子互动时间、降低互动质量，使子女感受到被拒绝和忽视，进而损害其核心自我评价，并引发失落、嫉妒、愤怒等消极情绪，阻碍其正常的情感需求无法获得满足[6-9]。在这种情况下，短视频能够及时、高效地为用户提供符合兴趣且富有趣味的视频内容，中学生可能因此转向短视频寻求满足，并沉浸其中以缓解消极体验[10]。长此以往，这种及时强化可能会加剧路径依赖，进而增加问题性使用的风险。例如，丁倩等[11]的追踪研究指出，遭遇父母低头的青少年也更容易发展为 “低头族”。据此，本研究假设：父母低头能够正向预测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

亲子亲密度反映了亲子关系中情感联结的紧密程度[12]。一方面，父母低头可能削弱亲子亲密度。依据期望违背理论[13]，人们在社会交往时，对于特定情境和人际关系中他人可能发生的行为会持有不同的期望，当他人行为与个体原有预期不一致时，可能引发一系列负性唤起。在亲子互动中，若父母频繁低头使用手机，则难以满足子女的互动预期，从而产生期望违背。这种消极的互动模式会降低亲子沟通质量，损害亲子关系并加剧冲突风险 [5-9, 14]，从而降低亲子亲密度。另一方面，依据互联网和社交媒介的补偿性使用假说 [15]，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或适应不良的个体，更可能依赖网络媒介以获得心理需要的替代性满足。相关研究表明，不良的亲子关系、较低的家庭功能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手机和网络成瘾问题[7, 16]。据此，本研究假设：亲子亲密度在父母低头与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进入中学阶段，个体与父母的独立性逐渐增强，对同伴接纳与认同的需求日益突出。为了与同伴规范和群体角色保持一致，中学生更容易在同伴压力下服从同伴的兴趣、爱好和行为 [17]。在此过程中，个体对同伴压力的反应差异逐渐显现，同伴影响抵抗作为个体抵御或拒绝同伴压力影响的倾向，被视为制约个体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18]。父母低头不仅削弱子女在家庭中的情感满足体验，进而强化其对同伴认同与归属的动机倾向[5,7]，还会削弱亲子沟通质量，进而弱化父母对其的日常监督与行为引导 [16,18]。在归属动机增强与行为约束弱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学生更难形成稳定的自我调节能力，难以抵御同伴影响，更易屈从于同伴压力与群体规范[5,7]。研究表明，同伴影响抵抗不仅能够预测物质滥用、情绪障碍等问题行为发生的风险，同时也是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重要保护性因素 [18-20]。因此，本研究假设：同伴影响抵抗在父母低头与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依据社会建构模型[21]，个体在早期与重要他人之间形成健康的依恋关系和互动模式有助于促进积极内在资源的自我建构，进而发展出抵御不良环境影响、适应社会的能力。研究发现，家庭功能和亲子关系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同伴交往和社会适应情况，帮助个体抵御不良同伴影响[22-23]。据此，本研究进一步假设：亲子亲密度和同伴影响抵抗在父母低头与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父母低头对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影响，并考察亲子亲密度和同伴影响抵抗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苏州市两所中学的学生，共发放问卷1179份，回收有效问卷共1070份，有效问卷率为90.8%。其中，初一学生643人，占60.1%，初二学生427人，占39.9%；男生594人，占55.5%，女生476人，占44.5%。被试的年龄范围为12-15岁，平均年龄为12.49±0.93岁。

（二）研究工具1.父母低头量表本研究采用Hong等人[24]的父母低头量表，共包含9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1=从不，5=总是)。如：当我和父母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会不时地查看手机。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其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低头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7。2.亲子亲密度量表采用Aron等[25]编制的自我-他人重叠量表，被广泛用于测量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该量表由7个不同重叠程度的双圆圈组成7点记分，其中一个圆圈代表自己，另一个代表父母，重叠程度越高则表明自己和父母在心理上的表征重叠程度越高、关系越亲密。3. 同伴影响抵抗量表选自Sumter等人[26]编制的对同伴行为的抵抗量表，共包含10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如：我会为了让朋友开心而跟着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被试得分越高则表明其对同伴影响的抵抗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4. 问题性短视频使用量表参考Petry等[27]的网络游戏成瘾量表与前人研究将网络游戏修改为短视频使用情境，共包含9个题项，采用3点计分(1=从不，3=经常)。如：我觉得应该少看短视频，但又很难控制自己。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其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5. 控制变量考虑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影响青少年的问题行为[28]，本研究将其纳入控制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采用主观社会地位进行测量，测量项目为：你认为你所在的家庭目前在社会中处于哪个等级，采用10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三）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在征得知情同意后，采用线上平台问卷星进行问卷发放和数据收集。采用SPSS 22.0和插件PROCESS 3.0对数据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回归分析和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对数据结构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其中一位因子方差解释率达24.24%(小于5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三、 研究结果

（一）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1显示：控制变量中，性别、社会经济地位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呈负相关，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核心变量中，父母低头与亲子亲密度、同伴影响抵抗之间呈负相关、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呈正相关；亲子亲密度与同伴影响抵抗呈正相关、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呈负相关；同伴影响抵抗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呈负相关。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

注：* p ＜ .05, ** p ＜ .01,*** p ＜ .001,下同。性别编码中，1=男，2=女。

（二）中介模型检验首先，检验父母低头对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直接作用。结果发现，父母低头可以正向预测问题性短视频使用(β=.16, p<.001)。其次，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将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将父母低头作为自变量、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作为因变量，将亲子亲密度和同伴影响抵抗作为中介变量共同纳入模型。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图1。图1  父母低头、亲子亲密度、同伴影响抵抗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中介模型由图1可知，父母低头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亲子亲密度和同伴影响抵抗，亲子亲密度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同伴影响抵抗，且亲子亲密度和同伴影响抵抗均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为了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见表2。表2 链式模型Bootstrap检验

由表2可知：(1)父母低头→亲子亲密度→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置信区间为［.0029, .0146］；(2)父母低头→同伴影响抵抗→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置信区间为［.0051, .0191］；(3)父母低头→亲子亲密度→同伴影响抵抗→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置信区间为［.0002, .0025］，以上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再次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四、讨论（一）父母低头对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影响本研究考察了父母低头与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结果发现父母低头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支持了研究假设，并将“低头族”的代际传递效应[8,11] 拓展至短视频使用情境。父母作为中学生重要的家庭依恋对象和社会支持来源，其低头行为是中学生短视频成瘾的重要风险因素。这一结果也支持了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父母低头行为不仅破坏子女的家庭情感体验，还会塑造不良的家庭互动模式，使低头行为逐渐内化为一种可接受的“家庭规范”，从而促使个体在与他人互动中加以模仿或复制[11,29]。随着父母低头频率增加，中学生会逐渐习得低头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家庭互动方式，甚至有青少年会通过过度使用手机等方式引发父母关注。（二） 亲子亲密度和同伴影响抵抗的中介作用首先，亲子亲密度在父母低头和中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证实了研究假设，也支持了期望违背理论和病理性网络使用的补偿满足理论的相关成果[13,15]。在家庭环境中，父母低头会分散注意力，并向子女传递拒绝、冷漠等负面信号，违背子女对于亲子互动的积极期待和情感交流的愿望，进而损害亲子间的亲密度[5]。亲子关系质量的下降使中学生更可能转向短视频以获取娱乐与情绪调节，通过线上媒介实现补偿性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表明短视频使用多以浏览和观看为主，其本质属于被动性社交媒介使用[30]，即用户主要以内容消费为主，而较少与内容提供者发生直接互动。这种使用模式尽管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持续的感官刺激带来放松体验，进而强化个体对短视频的依赖，但难以真正实现人际拓展与关系建构，反而进一步加剧问题性使用的风险。其次，同伴影响抵抗在父母低头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揭示了家庭环境如何通过同伴社会化过程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形成机制。依据生态系统理论 [31]，家庭与同伴作为青少年微系统中的两个核心子系统，其在行为规范建构中的作用具有动态性与情境依赖性。当父母频繁低头而减少对中学生的关注与引导时，家庭在其行为规范建构中的作用相对弱化，个体更可能将同伴作为主要的参照对象以获得归属与认同。在此过程中，行为规范的来源由家庭逐渐转向同伴群体，而中学生由于发展阶段的特点，较易受到同伴压力的影响并趋向从众。因此，在父母低头情境下，个体不仅更易暴露于同伴影响之中，其抵御同伴不良行为的能力也可能随之下降。一项关于中学生短视频使用的研究发现[32]，以抖音平台为例，在过去一周内使用该平台超过3小时的中学生达到总人数的16.74%。中学生可能出于追随潮流、模仿与跟随同伴的动机参与使用，这进一步强调了同伴规范在短视频使用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还发现，亲子亲密度和同伴影响抵抗在父母低头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链式中介假设，拓展了已有关于群体社会化视角下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群体社会化理论指出[33]，家庭在儿童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个体发展，其影响逐渐减弱并被同伴影响所替代。本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一替代过程并非直接发生，而是通过亲子关系质量的变化间接实现。亲子亲密度的下降会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与人际互动方式，使其在同伴情境中更依赖外部评价与群体认同，进而降低其对同伴影响的抵抗能力。个体在同伴压力下更易形成对短视频使用的依赖，从而增加问题性使用的风险。（三）教育建议本研究结果为引导青少年健康使用短视频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有益启示。首先，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重视非言语行为的示范作用。除了注重言语教导与日常监管以外，更需关注自身行为对亲子互动的潜在影响，充分认识低头行为可能引发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家长可以通过与子女共同商讨并制定亲子互动中的“不低头”原则，以增强互动质量并营造稳定、积极的家庭交流环境；其次，家长可通过分享网络使用经验与自我管理策略，促进高质量亲子沟通，进而提升亲子亲密度与情感联结水平，为青少年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第三，针对同伴影响路径，应着重提升中学生对同伴信息的辨别与评估能力。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并非被动接受同伴信息，而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加工能力[34]。因此，家长和学校应注重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促进其内化，通过家庭与学校协同干预，增强其抵御不良同伴影响的能力，从而有效减缓或阻断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发展路径。

图片(上传用工具栏“插入图像“)：
图1  父母低头、亲子亲密度、同伴影响抵抗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中介模型
 

参考文献(专著的出版社，年份，期刊的年、月、起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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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情况、获奖情况：

教育部教指委教改项目（深度结合人工智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通识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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