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评价恐惧与儿童网络成瘾的关系:社交焦虑与自尊的中介效应
陈佩昕 1唐俊杰2 李锋3 (1.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剑桥郡小学,广州511400;2.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广州510000;3.江西省赣州市赣州卫生学校,赣州341200)
摘 要:为探索儿童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自尊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负面评价恐惧量表、自尊量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网络成瘾诊断量表对广东省、江西省共1021名儿童进行施测。研究发现,负面评价恐惧正向预测儿童网络成瘾水平,社交焦虑和自尊在负面评价恐惧与儿童网络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解释了负面评价恐惧与儿童网络成瘾的关系机制,为降低儿童网络成瘾水平的教育干预策略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网络成瘾;自尊;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儿童
一、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26年2月发布的《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已达11.25亿,网民增长的主要群体呈现从青年群体转向未成年人群体趋势,其中19岁以下网民占网民数量18.1%,而6-10岁网民已占4.2%[1]。随着网络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高度普及,网络成瘾低龄化问题已日益突出。研究表明,中国儿童网络成瘾检出率为2.4%,11.9%的儿童有网络成瘾倾向,网络成瘾低龄化已使小学生成为网络成瘾又一潜在高危群体[2]。
网络成瘾( Internet addiction) 即上网行为冲动失控,表现为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个体明显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受损[3-4]。网络成瘾会导致个体食欲及睡眠质量下降、认知发展受阻,学业成绩下滑等问题的出现,更容易表现出内向、抑郁、焦虑等人格特点,甚至增加自杀意念[5-6]。因此,探讨影响儿童网络成瘾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儿童网络成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是指个体对他人可能给予自己负面或消极评价而产生的恐惧及担忧情绪,以及对他人可能给予自己形成负性评价的预期[7]。其行为表现通常包括过度关注负面评价、竭力在他人面前维持良好形象,以及在社交情境中产生强烈的社会评价性焦虑等[8]。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来看,随着个体的自我意识增强,其负面评价恐惧也更为明显[9],小学高年级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迅速发展的阶段,与同伴、老师的交流互动已成为其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他们逐渐重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评价,对外界的反馈更加敏感。这一心理发展特点使他们更容易受到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进而可能对其学业情况、社会适应及情绪健康产生深远影响[10]。已有研究表明负面评价恐惧是个体网络使用障碍的易感特质之一,影响着个体的网络成瘾水平[11] 。纵观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负面评价恐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但研究对象多聚焦在中学生与大学生群体,并未对儿童群体的负面评价恐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进行探讨,亦未系统性地解析负面评价恐惧在儿童网络成瘾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路径与内在机制。基于此,本研究拟探讨负面评价恐惧对儿童网络成瘾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提出假设1:负面评价恐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网络成瘾水平。
社会补偿理论认为,个体的人际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个体的非适应性或偏差行为的出现。多项研究表明负面评价恐惧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12-14]。负面评价恐惧水平高的个体在日常社交情境时,可能由于过度担心他人的负面评价而处于焦虑状态,出现社交回避行为,从而产生社交焦虑[15],并进一步导致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出现[16]。同时,研究表明,社交焦虑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相关[17-18],社交焦虑水平高的个体在现实中往往存在人际交往困难,人际关系需要难以得到满足。根据社会补偿理论,个体很可能转向具有匿名性、便利性和逃避性的网络环境以寻求社会交往,补偿缺乏的依恋关系和心理满足,造成网络成瘾 [19]。因此,提出假设2:社交焦虑在负面评价恐惧与儿童网络成瘾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自尊作为自我调节的核心变量,它反映了个体现实自我状态和理想自我状态之间的感知差异,是影响个体认知、情绪与行为的关键心理资源,对个体的心理适应具有重要保护作用[20]。研究表明负面评价恐惧与自尊水平呈现显著负相关[21],根据库利(Cooley)符号互动论,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往往建立在他人的态度与评价之上[22]。在成长过程中,儿童会逐渐将重要他人(如父母、教师、同伴)的评价内化为自我评价的标准。而负面评价恐惧水平较高的儿童过度担忧他人的消极评价,容易受到外界负面反馈的影响,从而降低对自身价值的认同,导致自尊水平受损[23]。同时,研究发现自尊对网络成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4],高自尊水平的个体能够更好地应对人际压力与生活挑战,从而减少不良行为的出现;而低自尊者在面对问题时往往为了逃避现实困扰而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以获得成功感、归属感及他人的认同与理解[25]。因此,提出假设 3:自尊在负面评价恐惧与儿童网络成瘾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负面评价恐惧水平的上升,儿童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过度担忧被他人否定或排斥,这种过度警觉与预期焦虑会显著加剧其社交回避与紧张体验,形成持久的社交焦虑。而社交焦虑的持续升高又会进一步侵蚀个体的自尊水平[27]。长期处于社交焦虑中的儿童,由于难以获得积极人际反馈,容易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与较低的自我价值感,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进而增加网络成瘾的风险。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社交焦虑和自尊在负面评价恐惧与儿童网络成瘾之间构成链式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在广东省、江西省共选取1132名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1021份有效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0.194%。其中,男生523人(51.224%),女生498人(48.776%);四年级479 人(49.915%),五年级366人(35.847%),六年级176人(17.238%);平均年龄为10.880±0.852岁。
(二)研究工具
1.负面评价恐惧
采用由Leary[28]编制的《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简版)(BFNES)的中文版本进行测量,量表共12道题,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被试更加在意他人的消极评价。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0。
2.自尊
采用Rosenberg[29]自尊量表的中文版,该量表共10个题目,采用4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1。
3.社交焦虑
采用赵绘(2013)[30]修订的《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该量表共10个题目,采用3点计分(0=从不,3=总是),分数越高表示被试的社交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
4.网络成瘾
采用Young ( 1998) [31]编制的网络成瘾诊断量表,此量表共8个项目,其中被调查的个体对项目进行是否判断,当总分≥5分且后三题至少一题答“是”,则可能被诊断为网络成瘾。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 764。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确保数据有效性,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30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因子能解释27.250%,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各变量的相关与描述性分析
表1列出了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到,儿童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及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r=0.564,p<0.001;r=0.309,p<0.001),与自尊显著负相关(r = -0.423,p<0.001);自尊与社交焦虑及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r = -0.348,p <0 .001;r = -0.343,p<0.001),社交焦虑与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r=0.322,p<0.001)。
表1:小学生网络成瘾、负面评价恐惧、自尊与社交焦虑之间的相关与描述性分析

注:样本容量n =1021;*p <0.05,**p <0.01,***p <0.001,下同。
(三)负面评价恐惧和儿童网络成瘾的链式中介检验
为分析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自尊和儿童网络成瘾之间的链式中介关系,本研究运用SPSS插件PROCESS 4.0中的模型6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过程中,控制年级、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负面评价恐惧为自变量,儿童网络成瘾为因变量,社交焦虑和自尊为中介变量,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表明,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β=0.561,p <0.001)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对自尊(β= -0.333, p < 0.001)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对儿童网络成瘾(β= 0.115,p < 0.01)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社交焦虑对自尊(β= -0.154,p <0.001)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对儿童网络成瘾(β= 0.173,p < 0.001)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自尊对儿童网络成瘾(β= -0.229,p<0.001)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通过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负面评价恐惧对儿童网络成瘾的总效应值为0.308,社交焦虑和自尊在负面评价恐惧与儿童网络成瘾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总间接效应值为0.193,占总效应的62.8%。三条路径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这3个中介效应均达到显著性水平,效应值分别占总效应的31.494%(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儿童网络成瘾)、24.675%(负面评价恐惧→自尊→儿童网络成瘾)和 6.493%(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自尊→儿童网络成瘾)。
表2 负面评价恐惧对儿童网络成瘾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图1 中介效应路径图
四、结论与讨论
(一)负面评价恐惧正向预测儿童网络成瘾
本研究结果显示,负面评价恐惧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网络成瘾,该结果支持假设1。负面评价恐惧是儿童网络成瘾的显著风险因子,这一结果支持并扩展了既往以青少年或成人为对象的研究[32],在儿童群体中明确了这一关系。高负面评价恐惧的儿童过度担心他人的消极评价,随之产生的心理压力与情绪困扰使个体将网络视为“安全”的避风港。在网络匿名便利、异步互动的特性下,儿童通过沉浸于在线游戏、社交媒体或视频内容来获得即时满足与情绪宣泄,以逃避现实社交中的评价压力,从而增加成瘾的风险[33]。因此,在关注儿童网络行为管理的同时,需重视其内在的社交认知与情绪特质,特别是对他人评价的恐惧心理。
(二)社交焦虑在负面评价恐惧与儿童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社交焦虑在负面评价恐惧与儿童网络成瘾的关系中承担部分中介效应,该结果支持了假设2。心理需求网络满足理论提出,网络成瘾是缺失的现实心理需求通过网络使用得到补偿的结果[34]。对于高负面评价恐惧的儿童,现实的社交互动因可能出现的负面评价而成为其焦虑源,容易诱发社交焦虑。当现实人际关系因社交焦虑而受阻,人际联结、归属感等基本心理需求难以被满足时,儿童更可能转向相对“可控”且“低威胁”的网络空间,以寻求在现实中缺失的心理需求的替代性满足[35]。这种对现实社交缺陷与心理需求缺失的补偿性使用,若长期持续且失去平衡,则易滑向网络成瘾。因此,负面评价恐惧不仅直接增加成瘾风险,也通过社交焦虑间接将儿童推向依赖网络进行心理需求补偿的路径。
(三)自尊在负面评价恐惧与儿童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自尊同样在负面评价恐惧与儿童网络成瘾的关系中承担部分中介效应,该结果支持了假设3。这一结果可基于经验回避理论作进一步解释:负面评价恐惧水平高的儿童,往往过度关注并内化消极评价,易形成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导致自尊水平下降[36]。这种低自尊状态是一种痛苦的内部经验(如持续的自我否定感、无价值感),为了回避或缓解这种不适的心理状态,个体可能采取经验回避策略,从而沉浸于能暂时脱离或掩盖这些负面自我体验的网络活动中[37]。网络世界所提供的低成本成功体验、虚拟认同与归属感,使其得以从低自尊引发的心理痛苦中暂时逃离。因此,负面评价恐惧不仅通过削弱儿童的自尊这一心理资源,降低其应对现实压力的能力,更可能触发网络使用这一经验回避行为,并增加网络成瘾的风险。
(四)社交焦虑和自尊在负面评价恐惧和儿童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通过链式中介模型的检验发现,社交焦虑和自尊在负面评价恐惧和儿童网络成瘾中发挥了链式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假设4的验证结果与病理性网络使用认知行为模型(Davis,2001)的理论框架相契合[38],该模型认为心理压力源通过非适应性认知影响行为。在本研究中,负面评价恐惧作为一种心理压力源,加剧儿童的社交焦虑体验,阻碍其获得积极的人际经验,从而强化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如个体的低价值感和低自尊水平,促使个体为了逃避现实社交将网络世界视为理想的替代性满足环境,沉浸于能带来即时成就感与虚拟认同的网络活动中,从而增加网络成瘾风险。
五、教育建议
(一)优化评价方式,构建支持性成长环境
学校应构建以促进发展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采用过程性、激励性反馈方式,为学生搭建多元化展示平台,确保每位孩子都能在自身优势方面获得认同。同时,家庭要为孩子构建支持性成长环境,掌握建设性沟通技巧,以理解代替指责,减轻“完美主义”期望压力。此外,学校可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共同营造包容失误、鼓励探索的低威胁成长环境,从源头减轻儿童的负面评价恐惧。
(二)开展系统性心理教育,提升心理应对能力
学校可开展系统性社会情绪心理教育,训练学生的情绪管理、压力应对及社交技能。班级层面可建立同伴互助机制,为学生创造安全的社交练习空间,同时还可借助认知行为方法,引导学生识别并调整“能力不足”等非适应性认知,通过优势探索、成功分享等活动积累积极自我体验,提升自尊水平。
(三)构建协同支持网络,提供现实心理满足
构建学校-家庭-社区联动的支持体系,拓展学生现实发展空间。学校应保障课外活动时间,优化社团课程设置;家庭需提升陪伴质量,开展规律性亲子活动。教师在日常互动中应给予具体化、真诚化的积极关注,帮助学生将外部认可内化为稳定的自我价值感。
综上所述,预防儿童网络成瘾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营造低评价威胁的成长环境、传授有效的社交情绪技能、培育积极健康的自尊体系,以及提供丰富的现实心理满足,方能从根本上增强儿童的心理韧性,引导其形成安全、理性、自律的网络使用习惯。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第五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6-02-05)[2026-03-05].https://www.cnnic.net.cn/n4/2026/0304/c88-11549.html
[2]邬盛鑫,吴键,王辉,等.中国小学生网络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 2020, 41(5):5.
[3] Cetinkaya 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al Control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mong Adolescents[J].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9, 10(1):55-74.
[4]王琼,肖桃,刘慧瀛,等.父母拒绝与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 35(6):10.
[5] Young K S,Rogers R C.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J].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1998,1(1):178-183
[6]李晴,陈方方,陈程,等.父母冲动性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父母婚姻质量和青少年冲动性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5(3).
[7]刘洋,张大均.评价恐惧理论及相关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 2010.
[8]兰晓芳,张锦坤.负面评价恐惧的性别差异:基于内隐和外显测量的比较[J].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5, 13(001):25-30.
[9]代同同.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D].上海师范大学,2017.
[10]王虹.人格对小学生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补偿及调节效应检验[D].辽宁师范大学,2017.
[11]彭顺,汪夏,牛更枫,等.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基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 35(1):8.DOI: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9.01.14.
[12]武春霞,薛朝霞,李静,等.父母心理控制对大学新生社交焦虑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4, 32(1):29-34.
[13]武晨阳.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认知重评的调节作用及干预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23.
[14]关文军,吴添昊,程毓可,等.孤独症儿童父母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J].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4, 22(3):418-424.DOI:10.12139/j.1672-0628.2024.03.017.
[15]张晴晴,陈婷婷,刘姗姗,等.负面评价恐惧对抑郁的影响: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和社交焦虑的多重序列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 30(6):1292-1296.
[16]滕雄程,雷辉,李景萱,等.大学生社交焦虑对社交网络成瘾的影响: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调节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003):029.
[17]石利娟,李玉婷,李予棠,等.青少年抑郁,社交焦虑与网络成瘾的纵向关系:一项交叉滞后网络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5(5):1034-1041.
[18]周姿言,胡潇,张一林,等.负性生活事件与初中生网络成瘾的关系:社交焦虑和无聊倾向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5, 41(1):109-116.
[19]贺金波,陈昌润,贺司琪,等.网络社交存在较低的社交焦虑水平吗?[J].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2):288-294.DOI:10.3724/SP.J.1042.2014.00288.
[20]周惠玉,梁圆圆,刘晓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对网络成瘾的影响:社会支持和自尊的多重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5):5.
[21]李增泽,武正宇,侯雅婷,等.网络上行社会比较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模型[J/OL].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12
[22]岳彩镇,黄希庭,彭玉,等.投射自我研究述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4(6):6.DOI:10.3969/j.issn.1673-9841.2008.06.004.
[23]张婧怡.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自尊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D].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2022.
[24]周惠玉,梁圆圆,刘晓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对网络成瘾的影响:社会支持和自尊的多重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05):919-923.
[25] 梅松丽,柴晶鑫,郭金花.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自尊及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 31(5):7.
[26] Week, J. W., Howell, A .N .The Bivalent Fear of Evaluation Model of Social Anxiety: Further Integrating Findings on Fear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on[J].Cogn Behav Ther, 2012, 41(2):83-95.
[27]杨桐,冉光明,张琪,等.社交焦虑对自尊的影响:心理弹性的中介和调节作用[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8(04):101-107.
[28] Leary M R .A Brief Version of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J].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83, 9(3):371-375.
[29]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230-232,318-320
[30]赵绘.5-6岁儿童社交焦虑与儿童气质类型的关系的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3.
[31] Young K S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J].Mary Ann Liebert, Inc. 1998(3).
[32]彭顺,张湘一,张红坡,等.负面评价恐惧与大学生网络过度使用的关系:社交焦虑和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2020,43(01):81-86.
[33]Kardefelt WD.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internet addiction research: Towards a model of 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Computersin Human Behavior, 2014, 31: 351-354
[34]Liu Q X , Fang X Y , Wan J J ,et al.Need satisfaction and adolescent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Comparison of satisfaction perceived online and offline[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55(FEB.):695-700.
[35]林悦,刘勤学,余思,等.父母忽视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希望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37(01):109-119.
[36]Hayes,S.C.,Wilson,K.G.,Gifford,E. V.,Follette,V.M.,&Strosahl,K.(1996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A functional dimensional approach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64,1152 - 1168.
[37]王春蝶.欺凌受害与大学生社交媒体成瘾的关系[D].广州大学,2025.
[38] Davis R A .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1, 17(2):187-195.DOI:10.1016/s0747-5632(00)00041-8.
课题情况:本文系2024年广州市番禺区中小学德育课题《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小学生抗逆力培养的探索与研究》(课题编号:pydyz2024124)的研究成果。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剑桥郡小学
邮编:511400
联系电话:18022118066
邮箱:15400892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