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数字压力对心理疏离感的影响：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

1引言
  我们正身处一个被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的时代。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报告，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持续增长至1.93亿，互联网已成为其学习、社交与娱乐不可或缺的“第二空间”[1]。然而，与这种高连接性相伴而生的是特定的心理压力源。数字压力（digital stress）即个体因感知到社交媒体使用所带来的社会比较、错失焦虑、线上监视和持续在线期望等而产生的压力[2]。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数字压力现象普遍存在，并与学业倦怠、睡眠问题等显著相关[3]。与此同时，一种弥散性的消极心理状态，即心理疏离感（alienation）个体与自身、他人及周围社会环境产生疏远、隔离和失去真实联结的感受[4]，在青少年群体中似乎日益凸显。国内研究发现，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被动使用能够显著预测其后的心理疏离感[5]。这种“高度连接”与“深度疏离”并存的矛盾现象，构成了一个亟待深入探究的时代性心理议题。
心理疏离感作为经典的社会心理学概念，近年来在数字心理健康领域焕发了新的研究活力。研究表明，过度或被动地使用社交媒体可能会挤占线下高质量的面对面互动，削弱个体与现实世界的深度情感联结，从而加剧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学业竞争异常激烈，青少年将大量时间投入线上活动，可能导致其与现实中的家人、同伴的联结减弱，更易体验到孤独和疏离[6]。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社交媒体使用时长或频率与疏离感的直接关联，对于其内在作用机制的探讨尚不充分。数字压力作为一种更具解释力的、多维度的主观心理体验，究竟“如何”导致心理疏离感？解答这一问题，对于从根源上进行心理干预至关重要。
本研究引入自我概念清晰性（self-concept clarity）作为解释上述机制的关键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指个体对自我认识的清晰度、确信度和内部一致性的程度[7]，它是健康人格与良好心理适应的核心保护因子。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差异理论，社交媒体的使用环境充满了精心修饰的自我展示和频繁的向上社会比较，这种环境可能持续冲击青少年尚在发展中的自我概念系统[8]。国内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陈霞(2023)研究指出，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与自我概念清晰性显著负相关[9]。当青少年为了在线上获得认可而扮演不同角色，或因持续的社会比较而对真实自我产生怀疑时，其自我概念清晰性便会降低[10]。而一个模糊、矛盾的自我概念，被证实是孤独感、抑郁等内化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11] 。个体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稳定的价值支点，从而更易体验到与自我、他人及生活的疏离。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也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在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起着关键的保护作用[12]。
尽管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数字压力与心理健康、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我概念以及自我概念与疏离感的两两关系[2][3][9]，但将三者置于一个整合框架下的研究尚属空白。尤其缺乏以中国中学生为样本，系统检验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数字压力与心理疏离感之间中介作用的实证探索。钱宝娟(2019)的研究关注了亲子依恋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13]，但未深入探讨心理疏离感这一更基础的结果变量。石亚婵(2022)从心理安全感视角研究了问题性手机使用[14]，而本研究则从“自我概念”这一人格发展的核心层面切入，试图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综上，本研究旨在通过一个中介模型，系统考察中学生数字压力、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心理疏离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将深化对数字压力负面后果及其内在机制的理解，并为在中国教育文化背景下，预防和缓解中学生心理疏离感、促进其自我同一性的健康发展提供精准的干预靶点。

2方法
2.1对象
本研究抽取厦门市某中学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605份，删除无效和极端数据12份，最终有效问卷592份。其中男生343人，女生249人。独生子女200人，非独生382人。归属地城市533人，农村49人。
2.2 工具
2.2.1《数字压力量表》
采用刘秋琪等对 Hall等的数字压力量表(Digital Stress Scale, DSS)进行的本土化修订中文版（RC-DSS）。数字压力量表 RC-DSS 共 31 题, 分为可联系性压力、认可焦虑、社会比较、错失焦虑、信息过载和在线警戒性 6个维度。该量表为 5点评分量表, 1分代表“从不”, 5分代表“总是”。累加条目得分后计算总分, 总分越高代表数字压力越高。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4，重测信度为0.73。
2.2.2 《一般疏离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陈维等(2015)人修订的一般疏离感量表（Generalized Alienation Scale）的中文版量表。此量表是一个单维结构测评工具，共 12 个题目，采用 4 点计分，得分越高，疏离感倾向越强。该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41。疏离感倾向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1。                   
2.2.3《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采用牛更枫等人(2016)修订的版本，原始量表由 Campbell 等人(1996)编制。量表包含 12 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制，其中 1 表示"很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其中第 1、2、3、4、5、7、8、9、10、12 题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6。
2.3 统计学处理
研究使用SPSS24.0统计软件进行人口学变量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与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结果
3.1共同方差检验
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测量项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1个，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5.98%，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各变量的基本特点
3.2.1 数字压力、心理疏离感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描述性统计
表一  描述性统计（N=592）

  对本研究中三个核心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高中生数字压力总分的平均值为67.08（SD = 21.89）。心理疏离感总分的平均值为26.02（SD = 6.92）。自我概念清晰性总分的平均值为36.32（SD=8.67)。
4.2.2数字压力、心理疏离感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人口学差异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数字压力、心理疏离感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三个变量进行人口统计学差异检验，结果见表二。
表二 性别、是否独生和归属地的人口学差异

           注：*表明 p<0.05；**表明 p<0.01；***表明 p<0.001；下同
（1）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高中生数字压力、心理疏离感及自我概念清晰性进行性别差异分析。结果（见表二）表明，不同性别高中生在所有三个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女生的数字压力得分显著高于男生（t=-3.25,p=0.001），在心理疏离感上，女生的得分也显著高于男生（t=-2.71,p= 0.007）。而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上，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t=3.08,p=0.002）。
（2）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数字压力总分(t=-1.54,p=0.123)和心理疏离感总分(t= -0.56, p=0.574)上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自我概念清晰性总分上，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t=2.12, p=0.034）
（3）在数字压力总分上，农村学生显著高于城镇学生（t=-1.97,p=0.049）。在心理疏离感总分(t=-0.91,p=0.369)和自我概念清晰性总分(t=-0.45, p=0.654)上，城镇与农村学生之间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3.2.3数字压力、心理疏离感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相关分析表
表3 数字压力、心理疏离感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相关检验

   首先，对三个核心变量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压力总分与心理疏离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39, p<0 .01），与自我概念清晰性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40, p<0.01）。心理疏离感总分与自我概念清晰性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58, p<0.01），且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0.5，属于强相关。这一结果说明，高中生感知到的数字压力水平越高，其心理疏离感体验越强，同时对自我的认识也越模糊、不稳定；而自我概念越不清晰，其心理疏离感则越强。
4.2.4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数字压力和自我疏离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数字压力为预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为中介变量，疏离感结果变量，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步，将数字压力与疏离感纳入回归方程后，数字压力对疏离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39，p<0.001），即系数c显著；第二步，将数字压力与自我概念清晰性纳入回归方程后，数字压力对心理疏离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40，p<0.001），即系数a显著；第三步，将数字压力、心理疏离感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一起纳入回归方程后，自我概念清晰性对疏离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5，p<0.001），即系数b显著；且数字压力对疏离感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0.19，p<0.001），即系数c’显著。这一结果说明，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数字压力与疏离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采用Bootstrap法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样本量为5000，置信区间为95%）。结果显示，95%的置信区间（LLCI=-0.111，ULCI=-0.-41）不包含0，说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效应显著。
图1.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数字压力和心理疏离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4讨论
4.1数字压力、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心理疏离感的人口学差异
4.1.1女生在数字压力和心理疏离感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而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上的得分则显著低于男生。这一发现可能与性别社会化过程有关。社会通常鼓励女性更关注人际关系和情感表达，这使得她们对社交媒体中的人际动态、社会评价和关系维系更为敏感，从而承受了更大的数字压力。同时，青春期女生可能面临更多来自外部的容貌和身材关注，社交媒体的视觉化呈现（如朋友圈、小红书）进一步加剧了其社会比较和身体焦虑，这不仅构成压力源，也直接冲击着其自我概念的稳定性和积极性，最终导致更高的疏离风险。
4.1.2城乡差异的发现同样值得关注。本研究发现，农村户籍学生的数字压力显著高于城镇学生。这或许反映了“数字鸿沟”的另一个侧面：即心理适应鸿沟。农村学生可能在早期数字设备的接入、使用技能的熟练度以及对以城镇文化为主导的数字社交规范的熟悉度上处于相对劣势。当他们进入一个主要由城镇同学构成的数字社交环境时，可能会产生更高的适应压力和潜在的比较自卑感，从而体验到更强的数字压力。尽管在本研究中，城乡学生在心理疏离感和自我概念清晰性上未达显著差异，但更高的数字压力无疑预示着其潜在的心理风险，需要教育者给予关注。
4.1.3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上，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一发现反映了家庭结构对个体心理发展的深远影响。独生子女通常能够获得父母更集中的关注和资源投入，这种情感与关注的聚焦有助于形成更清晰、稳定的自我认知。相对而言，非独生子女需要在家庭中与兄弟姐妹分享父母的关注，并在互动中不断调整和协商自己的角色定位，这一过程虽然培养了社交技能，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自我概念的统一和稳定。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在关注独生子女可能存在的社交问题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在自我发展方面的特定优势。
4.2数字压力、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心理疏离感的相关分析
4.2.1数字压力与心理疏离感呈显著正相关，这一发现与现有研究结果高度一致[2][4][15]。数字压力作为一种特定的压力源，其核心特征包括社会比较、错失焦虑和线上监视等，这些特征直接威胁到个体的心理安全感和社会归属感[2]。社交媒体使用通过引发个体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进而导致心理疏离感的增强[3]。本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数字环境中的压力体验确实是预测心理疏离感的重要风险因素。
4.2.2数字压力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支持了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会显著负面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清晰性[9]。当个体在数字环境中频繁进行向上社会比较时，会产生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感，这种自我差异会破坏自我概念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线上环境中的印象管理和角色扮演行为会进一步加剧自我概念的碎片化。
4.2.3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心理疏离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清晰、稳定的自我概念是个体抵御心理困扰的重要保护因素。本研究发现将这种关联拓展到心理疏离感这一更广泛的概念上，进一步证实了自我概念清晰性在维护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它说明一个模糊不清的自我概念，是导致心理疏离感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当个体不清楚“我是谁”时，其与自身、他人及现实世界的联结会出现严重障碍。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看，中学生正处于自我同一性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自我概念的建立本身就充满挑战。数字环境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发展任务的难度，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出现自我概念的混淆，进而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心理疏离感。因此，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如何帮助青少年建立和维护清晰的自我概念，应当成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焦点。
4.3数字压力、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心理疏离感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验证了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数字压力与心理疏离感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为理解数字压力如何导致心理疏离感提供了关键的心理机制解释。
4.3.1首先，数字压力显著地负向预测了自我概念清晰性（路径a）。这完美地支持了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差异理论的观点。社交媒体是一个充斥着精心修饰的“理想化自我”的舞台，青少年在其中频繁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这种比较极易引发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感，即自我差异，从而导致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和怀疑。同时，为了在不同社交平台或群体中获得认可，青少年可能需要进行印象管理，扮演略有差异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多元化和不一致性会损害自我概念的内部一致性与稳定性，最终导致自我概念的模糊化。
4.3.2其次，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下降又强力地预测了更高的心理疏离感（路径b）。一个清晰、稳定的自我概念是个体在现实世界中采取有效行动、建立真诚关系和寻找生活意义的心理基石。当这一基石动摇时，个体便会产生一种根本性的失联感：与自我疏离、与他人疏离、与生活疏离。本研究的发现将此关系拓展至更广泛的心理疏离感，并揭示了其在数字压力影响心理健康中的核心桥梁作用。
4.3.3中介效应的启示与研究局限
4.3.3.1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数字压力与心理疏离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从路径系数来看，数字压力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40），而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心理疏离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β=-0.51）。这一结果说明，数字环境中的压力体验确实会显著损害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导致更严重的心理疏离感。这一中介效应的发现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精准的干预方向。首先，应当将自我概念培育作为核心干预目标，通过自我探索团体辅导、叙事疗法等方式，帮助青少年整合线上线下自我，建立稳定统一的自我概念。建议学校将自我探索教育系统性地融入心理健康课程。通过开展自我认识、社会支持等主题的团体辅导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自我反思与探索。其次要注重数字素养教育，培养青少年批判性使用社交媒体、管理数字压力的能力。整合其线上与线下身份，促进自我概念的统合与稳定。最后，需要构建现实支持系统，通过丰富的现实活动和深度的人际联结，为青少年提供自我确认和情感满足的多元渠道。比如构建支持性家庭环境，鼓励家长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通过家长学校、工作坊等形式，引导家长从单一学业成绩期望转向多元发展期望，重视孩子在品德、社交、艺术、体育等多方面的成长。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数字压力影响心理疏离感的内在机制，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数字时代青少年心理适应问题的理解，更为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尽管中介效应显著，但数字压力对心理疏离感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这表明除自我概念路径外，还存在其他并行的影响机制。例如，数字压力可能通过导致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以及线下活动挤出等更为直接的行为路径来加剧疏离感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这些潜在的直接路径。
4.3.3.2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横断面设计无法最终确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所有数据均来自学生自我报告，未来可结合多源数据。最后，本研究样本取自厦门市，结论的普适性需在更广泛地区进行检验。
总之，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数字压力影响心理疏离感的内在机制，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数字时代青少年心理适应问题的理解，更为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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