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负性信息注意偏向与痛苦容忍度的关系

抑郁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负性信息注意偏向与痛苦容忍度的关系
作者：李昊（苏州职业技术大学 苏州 215000）；钱昌佳美（芜湖市北塘小学 芜湖 241000）；黄锐（苏州职业技术大学 苏州 215000）
摘要：为考察抑郁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及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负性信息注意偏向量表、痛苦容忍度量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量表对来自安徽省和江苏省的623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抑郁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β=0.11,t=2.70;P<0.01)；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在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23.53%；痛苦容忍度在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24.67%；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在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18.03%。结论：抑郁通过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的链式中介预测了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发生。
关键词：抑郁 负性信息注意偏向 痛苦容忍度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青少年
引言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活动，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普遍[1]。人们不仅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也可以借助微信、抖音和QQ等社交媒体工具进行互动。然而，伴随青少年群体对移动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问题性使用行为也随之产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是指个体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出现过度或不当的行为模式，表现为对使用时长与频率失去有效控制，进而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等方面造成明显消极影响[2]。已有大量研究表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会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带来显著负面影响，例如睡眠质量下降、认知功能受损，引发消极自我评价和消极情绪体验，甚至提高青少年抑郁与焦虑的易感性[3-5]。然而关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是如何产生的，只有少数研究有实证结果。因此，深入探究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成因与影响路径，不仅有助于构建针对性的干预与矫治策略，也对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Brand的人-情感-认知-执行交互模型(lnteraction of Person-Afect-Cognition-Execution ,I-PACE )为揭示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发展机制提供了关键视角[6]。该模型认为个人特质是问题性使用行为产生的基础条件，决定了个体对网络环境的易感倾向；情感与认知反应是连接个人特质与使用行为的核心机制，通过动态交互推动行为的强化与固化，如图1所示。因此本研究力图从个人特质（抑郁）、情绪反应（痛苦容忍度）和认知加工（负性信息注意偏向）的视角来探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发生机制。

抑郁是一种以持续稳定的低落情绪、消极认知和回避倾向为核心的人格特质，表现为对自我、他人及世界的长期悲观态度，以及对生活乐趣的普遍抑制[7]。抑郁会导致个体产生强烈的负面情感如孤独、自责、无价值感，而网络世界提供了即时的情绪逃避出口。抑郁倾向的个体可能通过网络游戏、社交平台互动或浏览短视频获得短暂的愉悦感，以缓解现实中的情绪痛苦。有研究采用交叉滞后网络分析的方法，对青少年抑郁和网络成瘾进行研究，发现抑郁与消极的心理健康水平、网络成瘾等存在密切关系[8-9]。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抑郁特质突出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社交媒体使用水平[10]。可见，抑郁作为一种精神病理学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抑郁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负性信息注意偏向是指个体在同时接收到负面信息和正面信息时，会倾向于关注负面信息并对其进行优先处理[11]。研究指出，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是抑郁形成与发展的关键认知机制，受抑郁情绪困扰的个体会优先注意并加工与自身心境相符的负面情绪信息[12]。根据David的认知行为模型，问题行为源于精神病理学因素与非适应性认知的共同作用。其中，非适应性认知是导致问题行为的关键近端条件[13]。负性信息注意偏向作为个体适应不良的认知，不仅与自我调节能力薄弱相关，还会引发情绪调节的迫切需求，这可能会促使个体使用互联网以逃避负面情绪，进而过度依赖网络作为应对方式，最终导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发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在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痛苦容忍度是指个体体验和承受消极情绪状态的能力[14]。已有研究表明，抑郁会负面影响情绪处理能力并降低个体的痛苦容忍度[15]。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痛苦容忍度是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的重要预测性因素。痛苦容忍度水平低的个体更容易发展出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因为他们倾向于通过互联网来应对不适感[16-17]。在社交媒体场景中，其即时互动性与内容多样性为低痛苦容忍度个体提供了便捷的情绪调节途径。抑郁个体因痛苦容忍度降低产生强烈情绪回避动机时，易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获取即时慰藉，进而提高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风险。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痛苦容忍度在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先前研究发现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个体对负性刺激的选择性注意可能削弱其对负性情绪的承受能力。[18]。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对负性刺激的选择性注意可通过降低痛苦容忍度的中介路径加剧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发生与维持[19]。基于此，结合I-PACE理论模型，本研究推测，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在抑郁影响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并非独立作用，而是存在依次传递的中介效应，即抑郁首先增强个体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这种认知偏差会进一步降低其痛苦容忍度水平，而痛苦容忍度的不足又会促使个体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以寻求即时情绪调节，最终形成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据此,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假设H4：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在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拟在安徽、江苏两省的青少年群体中展开调查，基于I-PACE理论模型探究抑郁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以及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两个重要的认知和情绪过程在其中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与程序
采用方便取样法在安徽省和江苏省两所初级中学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715份，剔除测谎题出错和未成功回收的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623份，有效率为87.13%。其中，男生为318人（51.04%），女生为305人（48.96%）；初一年级学生为169人（27.13%），初二年级学生为209人（33.55%），初三年级学生为245人（39.33%）。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3.11±1.09岁。
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强化研究的因果关系推断，研究分两次测量所需变量,两次收集的时间间隔为两周。在第一个时间点(T1),利用心理健康课和班会的时间，由主试详细讲解指导语后,被试填写人口学信息、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负性信息注意偏向量表和痛苦容忍度量表；经过一个月的间隔，共有55名被试在第二个时间点(T2)流失,剩余被试继续评定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去除掉37份测谎题出错的问卷。进入统计分析的有效数据为623份。
（二）研究工具
1.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采用Radloff等人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评估青少年的抑郁情况[20]。该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0(少于1天)～3(5～7天)4级评定最近1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总分为0～60分，其中4项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4。
2.负性信息注意偏向量表
采用戴琴等人修订的《正负性信息注意偏向量表》中的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分量表进行测量[21]。该量表共10个条目，采用五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说明负性信息注意偏向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2。
3.痛苦容忍度量表
采用刘小琳和高隽编制的《中文版痛苦容忍度量表》评估青少年痛苦容忍度[22]。该量表共13个条目,采用五点计分方式，从“非常同意”=1到“非常不同意”=5,得分越高说明痛苦容忍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
4.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量表
采用姜永志等人编制的《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评估问卷》评估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23]。该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五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说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3。
（三）数据处理
使用SPSS27.0对主要研究变量进行Harman单因素分析、基本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并运用SPSS中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6进行链式中介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8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43%，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4]。
（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1为各个变量的描述性数据和相关系数。相关分析发现，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存在显著正相关，和痛苦容忍度存在显著负相关；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和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存在显著正相关，和痛苦容忍度存在显著负相关；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存在显著负相关。

以性别作为自变量，以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女生的在线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生(t=-2.96,P <0.01)。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的方法，对不同年级学生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得分上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学生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F=5.26,P<0.01)。进一步事后比较（LSD）发现三年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得分显著高于一年级学生，但是三年级与二年级学生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后续分析将性别与年级设为控制变量。
（三）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如表2所示，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抑郁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β＝0.11，P＜0.01）和负性信息注意偏向（β＝0.42，P＜0.001），显著负向预测痛苦容忍度（β＝-0.23，P＜0.001）；负性信息注意偏向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β＝0.17，P＜0.001），显著负向预测痛苦容忍度（β＝-0.39，P＜0.001）；痛苦容忍度则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β＝-0.33，P＜0.001）。
为探究负性信息注意偏向与痛苦容忍度在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间的链式中介机制。本研究构建以抑郁为预测变量，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为结果变量，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为链式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采用Hayes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详见图2、表3）：三条中介路径的效应值95%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具体为：（1）抑郁→负性信息注意偏向→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2）抑郁→痛苦容忍度→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3）抑郁→负性信息注意偏向→痛苦容忍度→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上述结果表明，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不仅分别在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间起独立中介作用，二者还共同构成链式中介路径，即抑郁通过增强负性信息注意偏向，进而降低痛苦容忍度，最终加剧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

四、讨论
（一）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Bryant和Zillmann提出的情绪增强假说认为，个体倾向于根据自身情绪状态调节网络使用的时间和类型[25]。具体而言，为缓解抑郁等负面情绪，个体可能增加线上社交媒体使用的频率和时长[26-28]。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说，研究结果显示，抑郁水平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严重程度，验证了假设1。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9]。可见，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可能通过强化其借助社交媒体缓解负面情绪的动机，进而促使其增加社交媒体使用的频率与时长，最终引发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因此，在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预防与干预实践中，应重点关注其抑郁情绪状态，通过提供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及心理支持资源，降低其通过过度依赖社交媒体缓解负面情绪的行为倾向。
（二）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的中介效应
David的认知行为模型指出，抑郁等心理病理因素是问题性网络使用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个体的适应不良认知（如负性信息注意偏向）是导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充分条件[13]。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在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这与以往有关抑郁正向预测负性信息注意偏向[30]、负性信息注意偏向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严重程度的研究一致[31]。本研究将三个变量同时纳入考察, 揭示了抑郁是导致负性信息注意偏向的重要因素, 也是促使青少年产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产生的重要因子。这可能是因为，抑郁会增强青少年对负性信息的敏感性与选择性关注，这种负性信息注意偏向会促使他们更易被社交媒体中的负面内容（如冲突言论、消极评价等）吸引，进而通过反复浏览、过度沉浸于此类信息以寻求情绪宣泄或认同感，最终导致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增加、控制能力下降，形成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本研究还发现痛苦容忍度在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3。这与先前关于抑郁会负面影响个体的痛苦容忍度[15]、痛苦容忍度水平低的个体更容易发展出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的研究一致[17]。本研究同时探讨了这三个变量间的关系,证实了抑郁是降低个体痛苦容忍度的重要因素,也是促使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产生的重要因子。可能的原因在于,抑郁会负面影响青少年的情绪处理能力从而降低其痛苦容忍度，使其更难忍受负面情绪，认为自己无力应对痛苦，进而产生强烈的即时减轻痛苦的冲动[32]。由于社交媒体能提供即时奖励并帮助逃避痛苦，因此这种冲动会让青少年难以控制其社交媒体使用，并面临更高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风险。
I-PACE模型指出，问题性网络使用是个体易感性特征（如抑郁等精神病理学特征）、情绪与认知反应（如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以及执行功能（如社交媒体使用决策）动态交互的结果。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该理论框架，研究结果显示，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在抑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间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4。这条链式中介的成立显示，受抑郁情绪困扰的个体，会更倾向于关注环境中的负性信息，这种持续的负性信息注意偏向会进一步加剧负性情绪体验的强度与持续时间，消耗个体情绪调节资源，削弱其对痛苦的耐受能力，而痛苦容忍度的下降会进一步降低个体对痛苦情境的应对效能感，使其产生强烈的即时缓解痛苦的冲动。最终，这种冲动会驱动个体通过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寻求情绪宣泄或逃避现实痛苦，导致青少年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
本研究基于I-PACE理论模型与情绪增强假说探讨了抑郁这一个体易感性因素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机制，并结合认知行为模型重点关注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验证并拓展了I-PACE理论模型内容，也为进一步干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提供了实践参考。
五、结论
（一）抑郁正向影响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二）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分别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和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三）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和痛苦容忍度在抑郁和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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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情况：本文系2025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研究项目“大学生线上社交焦虑的心理机制及干预策略研究”（课题号2025SJSZ0700)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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