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羽1,2, 郭成1,2,陈曦3,江珍4,李翔5
1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400715; 2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400715;3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雅居乐小学校,400000;4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校,400700;5 成都市成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成都市成华区,610031
摘要:为探究父母心理控制与小学生抑郁的关系及其基本关系需要满足与挫折的作用机制,采用父母心理控制量表、基本心理需要满意感与挫折感量表、中文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重庆市、成都市3090名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与基本关系需要满足呈显著负相关,与基本关系需要挫折呈显著正相关;基本关系需要满足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基本关系需要挫折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二者在小学生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与小学生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提示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避免心理控制的教养方式,而更多采用情感温暖、关怀支持的积极教养,满足孩子的关系需求,减少关系需要挫折,以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父母心理控制;基本关系需要满足;基本关系需要挫折;抑郁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峻且低龄化趋势明显,其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备受关注。2020年和2022年国民心理健康报告连续发现,小学生抑郁风险检出率超过10%[1,2],提示情绪困扰已在儿童群体中呈现出较高比例。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已经在国家层面成为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议题。2025年国民心理健康报告指出,青少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与父母情感关怀不足、亲子心理沟通缺失等家庭因素密切相关[3]。
家庭是儿童成长最直接的微观生态系统,对个体认知、情感及社会适应发展有着深远影响[4]。父母作为孩子是生命早期最重要的抚育者,其教养方式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长期效应,甚至持续一生。研究表明,消极养育方式,尤其是低水平的情感支持与高水平的排斥、敌意等会显著增加儿童抑郁的发生风险[5],致使父母心理控制被视为衡量教养质量的典型负性维度,严重制约儿童的心理发展[6]。父母心理控制是指父母通过引发内疚、撤回关爱、限制孩子的言语表达、否定孩子的情感以及对孩子进行人身攻击等消极教养行为来操纵孩子的想法、情感和行为[7]。这种侵入式情感操纵不仅会削弱儿童的自主性和积极自我概念,并能够持续预测青春期前后儿童的抑郁水平[7],同时,它还与情绪功能受损、负性自我评价等不良结果显著相关[8-10] ,并会通过增加无助感提升儿童的抑郁风险[11]。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具有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即自主、胜任和关系需要[12],且可分为满足(need satisfaction)与挫折(need frustration)两种状态[13]。其中,关系需要满足体现在个体能够从环境或人际互动中获得关爱、理解与支持,从而建立起归属感和亲密感;与之相对,关系需要挫折则意味着个体在建立联系、关怀他人、感受他人关怀以及融入群体方面遭遇阻碍。以往研究发现,关系需要满足有助于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的发展,而关系需要挫折则与抑郁等精神病理和适应不良结果密切相关[14,15]。自我决定理论同时提出,关键社会人物(如父母)施加的心理控制会引发个体需要受挫,进而导致适应不良[16]。在家庭情境中,父母心理控制已被证实能够削弱孩子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引发基本心理需要受挫从而增加不良心理结果产生的风险[17,18]。然而,目前有关小学生关系需要满足和挫折的实证研究仍然稀少,少数现有研究显示,在3~7年级学生中,关系需要满足与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19]。这提示我们,关系需要满足与挫折可能是父母心理控制影响小学生抑郁的重要心理机制。
因此,本研究聚焦父母心理控制、关系需要满足与挫折及其与小学生抑郁的关联机制,旨在通过自我决定理论框架检验关系需要满足与挫折的中介作用,揭示父母心理控制影响小学生抑郁的心理路径。以期在理论层面拓展儿童抑郁成因的家庭—心理需要双变量模型,丰富自我决定理论在小学生群体中的实证应用;在实践层面为家长减少控制型教养,提升情感支持水平提供科学依据,并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制定精准、关系导向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从而推动家庭与学校协同营造支持性的成长环境,促进儿童心理健康与积极发展。
二、研究方法
通过方便取样法对重庆市、成都市共计3090名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生1561人(50.7%),女生1515人(49.3%),年龄范围在9~14岁(M=11.01岁,SD=0.91)。
1.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采用由舍克等[20]编制的父母心理控制量表(CPPCS & CMPCS)评估被试所感知到的来自父母的心理控制。该量表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题目总分代表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的程度,分数越高,表明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2.基本关系需要满足与挫折量表
采用陈等[21]编制的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和挫折感量表中的关系需要分量表评估被试的基本关系需要满足和挫折。该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基本关系需要满足和挫折的题目总分分别代表被试的基本关系需要满足感和基本关系需要挫折感,分数越高,表明基本关系需要满足感或挫折感越高。本研究中,基本关系需要满足感和挫折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和0.85。
3.抑郁量表
采用何津等[22]修订的中文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9)评估被试的抑郁水平。该量表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所有题目的总分代表抑郁的水平,分数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首先,使用SPSS 27.0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其次,使用SPSS进行分层回归分析以检验平行中介模型中各路径的基础关系。该模型将基本关系需要满足与基本关系需要挫折设为平行中介变量,探讨其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的关系中的作用。最后,采用SPSS中的Process宏(Model 4)对平行中介模型进行检验,通过Bootstrap抽样法进行数据分析。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通过5000次Bootstrap抽样所生成的95%置信区间进行判定。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
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检验其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23]。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解释了33.343%的方差,低于40%的标准,即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统计结果详见表1。根据相关分析,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514, p<0.001),表明父母心理控制越高,抑郁水平越高;父母心理控制与基本关系需要满足存在显著负相关(r=-0.423, p<0.001),表明父母心理控制越高,基本关系需要满足越低;父母心理控制与基本关系需要挫折存在显著正相关(r=0.378, p<0.001),表明父母心理控制越高,基本关系需要挫折越高;基本关系需要满足与抑郁存在显著负相关(r=-0.466, p<0.001),表明基本关系需要满足越高,抑郁水平越低;基本关系需要挫折与抑郁存在显著正相关(r=0.460, p<0.001),即基本关系需要挫折越高,抑郁水平越高。
表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表
| 变量 | M±SD | 1 | 2 | 3 | 4 |
| 1.父母心理控制 | 34.430±12.095 | 1 | |||
| 2.基本关系需要满足 | 16.369±3.382 | -0.423*** | 1 | ||
| 3.基本关系需要挫折 | 8.221±4.127 | 0.378*** | -0.418*** | 1 | |
| 4.抑郁 | 5.854±5.362 | 0.514*** | -0.466*** | 0.460*** | 1 |
注:***p<0.001。
(三)基本关系需要满足与基本关系需要挫折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检验父母心理控制通过基本关系需要满足和基本关系需要挫折影响抑郁水平的中介机制,研究首先通过分层回归分析以验证各路径的基础关系。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显著负向预测基本关系需要满足(β=-0.118, t=-25.620, p<0.001),并显著正向预测基本关系需要挫折(β=0.129, t=22.398, p<0.001)。将父母心理控制和基本关系需要满足及挫折同时纳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抑郁水平(β=0.145, t=20.100, p<0.001), 基本关系需要满足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水平(β=-0.359, t=-13.598, p<0.001), 基本关系需要挫折显著正向预测抑郁水平(β=0.318, t=14.982, p<0.001)。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2。
表2 基本关系需要的满足与挫折的中介效应
| 回归方程 | 拟合指数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SE | t |
| 基本关系需要满足 | 父母心理控制 | 0.423 | 0.179 | 656.384 | -0.118 | 0.005 | -25.620*** |
| 基本关系需要挫折 | 父母心理控制 | 0.378 | 0.143 | 501.677 | 0.129 | 0.006 | 22.398*** |
| 抑郁 | 父母心理控制 | 0.622 | 0.387 | 296.951*** | 0.145 | 0.007 | 20.100*** |
| 基本关系需要满足 | -0.359 | 0.026 | -13.598*** | ||||
| 基本关系需要挫折 | 0.318 | 0.021 | 14.982*** | ||||
注:***p<0.001
Bootstrap检验结果详见表3。基本关系需要满足与基本关系需要挫折在父母心理控制和抑郁之间部分中介作用显著。父母心理控制对抑郁的总效应显著(c=0.229,95%CI[0.215,0.242])。纳入中介因素后,直接效应仍然显著(c’=0.145,95%CI[0.131,0.160]),占总效应的63.5%。基本关系需要满足的间接效应显著(a1b1=0.042,95%CI[0.035,0.050]),占总效应的18.5%,基本关系需要挫折的间接效应显著(a2b2=0.041,95%CI[0.034,0.049]),占总效应的17.9%。结构图详见图1。
表3 中介效应分析
| 效应量 | BootLLCI | BootULCI | 效应量占比 | |
| 总效应 | 0.229 | 0.215 | 0.242 | |
| 直接效应 | 0.145 | 0.131 | 0.160 | 63.5% |
| 间接总效应 | 0.083 | 0.073 | 0.093 | 36.5% |
| 父母心理控制→基本关系需要满足→抑郁 | 0.042 | 0.035 | 0.050 | 18.5% |
| 父母心理控制→基本关系需要挫折→抑郁 | 0.041 | 0.034 | 0.049 | 17.9% |
图1 中介效应图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小学生的抑郁水平,即小学生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越大,自身抑郁水平可能越高。这一发现符合前人研究结果[9,11],进一步验证了心理控制作为父母消极养育的重要维度,对儿童抑郁具有稳定的负面效应。其机制可能在于父母心理控制限制了儿童的思想与情感表达,使其丧失自主性与情绪安全感,容易产生无助感和自我否定,从而增加了抑郁风险。在心理控制的压力下,儿童可能由于沉溺反复思考自己的“错误”而加剧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24];此外,抑制儿童表达也将严重影响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使得其无法习得积 极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从而导致负性情绪的不断积累[25],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
同时,本研究证实父母心理控制负向预测基本关系需要满足,正向预测基本关系需要挫折,这符合自我决定理论[12]中关于社会环境对心理需要的影响假设,当父母采取心理控制时,孩子难以感受到关爱、理解与尊重,其归属感和亲密感下降,关系满意度降低;同时他们还会在亲子互动中体验到拒绝、冷落等负性因素,导致关系需要挫折感提升。这种情感剥夺和关系疏离不仅是情绪障碍的重要诱因,还可能损伤儿童的长期社会适应能力。当孩子认为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他们将无法在亲子关系中做真实的自己,为了维持脆弱的关系,避免被父母情感抛弃,他们可能变得过分敏感和讨好,或因恐惧冲突内向退缩,这又会进一步影响亲子乃至同伴关系,从而导致关系满意感岌岌可危,关系挫折感不断增加。
研究还证实,基本关系需要满足显著负向预测抑郁,而基本关系需要挫折显著正向预测抑郁,这一双向作用模式支持了自我决定理论关于基本心理需要与心理健康关系的核心假设。当儿童的关系需要得到持续满足时,其内在安全感和情感联结得到保障,面对压力或挫折时能更多寻求支持与帮助,减少负性情绪累积。反之,持续的关系需要受挫会破坏儿童积极自我概念,影响社会归属感,加剧孤立与被拒绝感,这些社会性痛苦是抑郁的重要心理成因。这提示我们,在儿童心理健康促进行动中,不仅要着力提升积极的人际支持体验,还需降低和预防关系受挫情境的发生。
进一步分析发现,基本关系需要满足和挫折在父母心理控制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父母心理控制不仅能直接影响小学生抑郁,还能通过削弱基本关系需要满足和增加关系需要挫折间接增加抑郁风险。这一结果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心理机制,提示父母的教养质量在预防儿童抑郁中具有重要作用。
未来研究可以更加深入探索关系需要满足/挫折在家庭、师生、同伴等不同情境下的作用差异,进一步通过纵向设计来检验关系需要状态对抑郁的影响轨迹,同时,还可进一步考察其他可能的中介或调节变量,如情绪调节能力、个人心理素质等,构建更加完整的影响模型。
五、结论
父母心理控制与小学生的抑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基本关系需要满足呈负显著相关,与基本关系需要挫折呈显著正相关;基本关系需要满足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基本关系需要挫折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基本关系需要满足和基本关系需要挫折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1.家庭教育层面,减少父母心理控制型养育,倡导接纳、支持和尊重孩子情感与表达的教养方式,提高教养质量。首先,提倡支持性沟通。家长应避免通过引发内疚、撤回关爱、压制表达等方式控制孩子的情绪与行为,用积极倾听、夸奖与鼓励取代指责、威胁和人身攻击;其次,提升情感支持和积极反馈。主动表达对孩子的理解与关心,增加情绪陪伴时间,如每天固定10–15分钟亲子交流,通过鼓励孩子表达内心感受来增强情感联结,让孩子感到被尊重与被关爱;第三,满足儿童的关系需要。鼓励家庭成员间共同活动(如亲子阅读、合作游戏、家务分工),增强归属感与安全感,比如,开展家庭关系“平权”会议,面对问题一起想办法,一起找方法,让孩子充分地表达自己,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被父母所聆听和重视。关注孩子的同伴关系,给予他们与朋友相处、社交互动的时间与自主空间;第四,减少关系需要挫折情境。避免让孩子长期处于被冷落、孤立、否定的氛围中,当冲突出现时,采取建设性方式解决问题,以免破坏孩子的情感安全感,真正地让家成为孩子的避风港而非压力源。
2.学校教育层面,主动满足儿童的基本关系需要,提供稳定的情感联结和安全的互动环境。首先,要建立温暖、支持性的师生关系。教师应主动关注学生的情感状态,通过表扬、鼓励和非惩罚性交流增进师生信任感;其次,开展关系教育与情绪管理课程,开设心理健康课或主题班会,教授学生识别与表达情绪、寻求帮助和建立友谊的技巧,引导学生理解人际支持的重要性,提升人际交往信心,从而保护关系需要满足,降低关系需要受挫风险;第三,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筛查与转介机制,关注和识别学生关系需要挫折信号。当发现学生关系需要挫折感强、情绪低落时应及时干预;第四,家校共建支持性的关系环境,开展家长心理教育培训。学校定期举办家庭教育指导讲座或工作坊,向家长传授减少心理控制、提升情感支持的技巧,形成家长—教师定期双向沟通机制,确保在学校与家庭两个环境中,孩子均能感受到情感安全与归属感。加强家校互动,促进学生社交与情感技能发展,组织家校合作的兴趣小组、志愿活动或运动会,让孩子在多元人际网络中体验关系需要的满足。
参考文献
[1]傅小兰,张侃.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2]傅小兰,张侃.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3]孙向红,蒋毅.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4]Bronfenbren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by nature and design[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5]Zahn-Waxler C., Klimes-Dougan B., Slattery M J. Internalizing problems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rospects, pitfalls, and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00, 12(3):443–466.
[6]Schaefer E S. Children's reports of parental behavior: An inventory[J].Child development, 1965, 36(2): 413–424.
[7]Barber B K.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Revisiting a neglected construct[J].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6): 3296–3319.
[8]Scharf M, Goldner L. “If you really love me, you will do/ be...”: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adjustment[J]. Developmental Review, 2018, 49, 16–30.
[9]Soenens B, Park S Y, Vansteenkiste M, et al. Perceived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experiences: A cross-cultural study with Belgian and South-Korean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2, 35(2), 261–272.
[10]Wang Q, Pomerantz E M, Chen H. The role of parents’ control in early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 the UnitedStates and China[J]. Child development,2007, 78(5), 1592–1610.
[11] Wood J J. Parental intrusiveness and children’s separation anxiety in a clinical sample[J].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06, 37(1): 73–87.
[12]Deci E L, Ryan R M.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J]. Psychological Inquiry,2000, 11, 227–268.
[13]Nguyễn Phước C T.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and frustration scale-adolescents (THEBPNSFS-A): validity in the Vietnamese context[J]. Social science review (MANILA),2020, 20(3), 76–88.
[14]Bartholomew K J, Ntoumanis N, Ryan R M.,et a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diminished functioning: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control and psychological need thwarting[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1, 37(11): 1459–1473.
[15]Haerens L, Aelterman N, Vansteenkiste M, et al. Do perceived autonomy-supportive and controlling teaching relate to physical education students’ motivational experiences through unique pathway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 of motivation[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15, 16: 26–36.
[16]Vansteenkiste, M., & Ryan, R. M. (2013). On psychological growth and vulnerability: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and need frustration as a unifying principle.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 23, 263–280.
[17] Assor A, Kaplan H, Kanat-Maymon Y, et al. Directly controlling teacher behaviors as predictors of poor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in girls and boys: The role of anger and anxiety[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005, 15(5): 397–413.
[18]Mabbe E, Soenens B, Vansteenkiste M, et al. Do personality traits moderate relations between psychologically controlling parenting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16, 84(3): 381–392.
[19]Véronneau M H, Koestner R F, Abela J R Z. Intrinsic need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 application of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J].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24(2): 280–292.
[20]Shek D T L. Assessment of perceived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in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J].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006, 16(4): 382–391.
[21]Chen B, Vansteenkiste M, Beyers W, et al.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need frustration, and need strength across four cultures[J].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015, 39(2): 216–236.
[22]何津, 陈祉妍, 郭菲, 等.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中文简版的编制[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3, 22(12): 1133–1136.
[23]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942–950.
[24]Watkins E R, Roberts H. Reflecting on rumination: consequences, causes, mechanisms and treatment of rumination[J].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20, 127(1): 103573.
[25]St-Louis A C, Rapaport M, Chénard P L., et al. O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well-being: the role of passion[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20, 22(4): 1791-1818.
课题情况:本文系成都市教育规划2023一般课题“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风险识别与防控研究”(项目编号:CY2023Y063)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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