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性人格与消极情绪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与认知重评的链式中介作用

外向性人格与消极情绪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与认知重评的链式中介作用
雷亚莉1，汪月会1，王欢3，邹丽都4，崔洪波1,2，
（1.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广州 510006；2.广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广州 510006；3.广东深圳市宝安区立新南路新安中学（集团）第二外国语学校，深圳 518101；4.广东深圳市宝安区塘尾万里学校，深圳 518101）

通信作者：崔洪波，1412203100@qq.com
基金项目：“双减”背景下的流动儿童学习投入动态变化、影响机制与干预研究，2025年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202419426）

摘要：为考察外向性人格与青少年消极情绪的关系，探究领悟社会支持和认知重评在其中的作用，使用外向性人格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认知重评量表、GHQ-20量表对广东省几所学校的高中学生进行调查，收集有效问卷972份。结果表明：（1）外向性人格对消极情绪存在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2）认知重评在外向性人格和消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3）领悟社会支持与认知重评在外向性人格和消极情绪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关键词：外向性人格；消极情绪；领悟社会支持；认知重评

一、引言
       近年来，青少年精神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焦虑和抑郁等消极情绪问题尤为突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报告显示，全球10-19岁青少年群体中约20%正遭受心理健康困扰[1]。若这些困扰，如消极情绪问题等得不到及时干预和处理，将显著增加其成年后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2]。青少年正值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其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以及情绪调节策略等因素都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大五人格理论中，外向性是影响青少年情绪状态的重要人格维度。前人发现，外向性特质与正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相关[3],在消极情绪调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外向性人格的个体有着乐观主义的形象、富有积极的品质，通常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4]，他们主动社交、乐于表达，更容易感知到社会支持，为情绪调节提供了重要缓冲。此外，关于情绪与外向性关系的 fMRI 和 ERP 研究发现，外向人群比内向人群更倾向于深入对正性情绪进行认知加工，来保持和加强其正性体验[5][6]。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外向性人格对消极情绪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主观上感受到的各种支持的感受，能够帮助个体处理应激事件，释放消极情绪，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7]。社会支持理论指出个人对其社交网络支持的可用性和充分性的主观信念对个人的心理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会影响他们应对压力和逆境的能力[8]。领悟社会支持不仅能够显著预测更低水平的抑郁、焦虑与孤独感[9]，还通过削弱个体对应激事件的威胁评估以及降低HPA 轴的过度反应，发挥着“心理缓冲器”的重要作用[10]。在外向性与消极情绪的关系中，领悟社会支持被视作重要的中介与调节变量：一方面，外向者具有更强的社交趋近动机与积极情感表达倾向，能够主动拓展并维持多元化的社会网络，从而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更高[11]。另一方面，高水平的领悟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增强自我肯定与认知重评效能，间接削弱消极情绪[12]。前人研究发现，外向性人格特质通过提升感知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降低压力后的负性情绪水平[13]。据此，本研究尝试提出假设2：领悟社会支持在外向性人格和消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认知重评作为一种重要的情绪调节策略，是指有意识地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一个情绪事件，重新解释其含义，从而改变其对情绪的影响[14]。根据心理表征转变理论, 认知重评的重点在于改变一个人对负性刺激的心理定势和原有信息的处理模式，重新表征和构建对当前情境的认知[15]。它以更积极的方式重构情绪事件，可以有效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其抑郁和焦虑症状[16]。徐舵和姚雨佳[17]通过研究发现，认知重评在青少年的痛苦忍受性与焦虑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认知，青少年能够更好地应对消极情绪。在人格与情绪调节的交互视角下，外向者的高趋近动机与积极情感基线使其更倾向于采用“先行关注”的认知重评策略，从而将潜在威胁情境重新解释为可控挑战，表现出更低的焦虑、抑郁和压力水平[18]。具体而言，外向者由于更善于运用认知重评，能够在情绪事件发生时迅速调整自己的认知框架，以更积极、理性的视角看待问题，从而有效缓解了负面情绪的冲击。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认知重评在外向性人格和消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此外，许有云等[19]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可正向显著预测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个体拥有较强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其使用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就更多。基于前人研究，外向性人格的个体由于具有更高的趋近动机与社交主动性特质，其大脑奖赏系统对社交刺激和探索行为表现出更强的激活反应[20]，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情绪刺激时更可能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来调整情绪反应[21]。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领悟社会支持与认知重评在外向性人格和消极情绪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进一步考察外向性人格与青少年消极情绪的关系，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和认知重评在外向性人格与青少年消极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减少青少年消极情绪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二、方法与对象
（一）对象
       在获得了学校领导以及学生自己的知情同意之后，本课题组采用整群抽样，选取广东省广州市和佛山市各一所高中的学生作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总共发放出去问卷1060份，剔除无效问卷之后，获得有效问卷972份，有效率为91.7%。被试年龄为16.74 ±1.01岁；其中男生400人(41.15%)，女生572人（58.85%），独生子女252人(25.93%)，非独生子女720人(74.07%)。
 

（二）研究工具

1.外向性人格量表
该量表由王孟成（2011）等[22]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CBF-PI）的基础上编制。共有 40 个题目，每个维度分别有 8 个题目：1-8为神经质，9-16为严谨性，17-24为顺同性，25-32为开放性，33-40为外向性。其中4、9、20、21、23、34、35为反向计分题。采用6级计分标准，从“极不符合”到“极其符合”。本研究选外向性分量表进行测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Zimet等（1988）编制[23]，黄丽等（1996）翻译修订[24]的中文版多维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用来评估个体感知到的来自家庭、朋友及重要他人支持的程度，分维度各4题，共12题。量表釆用“极不同意”到“极同意”7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所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3.情绪调节策略量表
采用王力等（2007）修订[25]的情绪调节策略量表，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维度，共10个项目，本研究只选取认知重评分量表。采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7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75和0.640，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

4.一般健康问卷（GHQ-20量表）
该量表原为Goldberg编制[26]，后由李虹等人修订[27]。共20个项目，含GHQ-自我肯定（1-9），GHQ-抑郁量表（10-15），GHQ-焦虑量表（16-20）3个分量表。将自我肯定分量表记分进行反向转换，与忧郁、焦虑量表分合成，形成消极情绪总分，采用李克特2分计分，1代表是，0代表否，分数越高表示消极情绪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26.0软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采用ProcessV4.0扩展组件插件进行中介模型分析。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收集数据采用自我报告法，因此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未经旋转的因素分析得到11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0.17%，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对研究中涉及的核心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外向性人格、领悟社会支持、认知重评和消极情绪两两相关，其中消极情绪和其他变量均负相关，外向性人格、领悟社会支持、认知重评均正相关。详见表1。
表1  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N=972）

注：**P＜0.01，***P＜0.001。下同。

（三）回归与中介效应分析
       以外向性人格为自变量，消极情绪为因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和认知重评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Bootstrap 法对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抽样次数为5000，置信区间设置为95%，模型选用PROCESS V4.0中的Model 6。结果显示：外向性人格对消极情绪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0，p＜0．001），外向性人格对领悟社会支持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9，p＜0．001），外向性人格对认知重评有正向预测作用（β＝0.09，p＜0．001），认知重评对消极情绪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1，p＜0．001），领悟社会支持对认知重评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6，p＜0．001），领悟社会支持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详见表 2。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外向性人格对消极情绪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量为 -0.10，占总效应量的83.33%；外向性人格通过认知重评对消极情绪产生影响，中介效应量为 -0.01，占总效应量的8.33%；外向性人格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和认知重评的链式中介作用对消极情绪产生影响，中介效应量为 -0.01，占总效应量的8.33%，具体见表 3和图 1。
表2  模型回归分析（N=972）

表3  中介效应检验（N=972）

图1  领悟社会支持和认知重评在外向性人格与消极情绪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外向性人格对消极情绪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28]，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1。具体而言，外向性人格特质得分越高，个体所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水平就越低，这一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Wang等人[29]的元分析发现，外向性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外向者因社交活跃、乐观且精力旺盛，更少陷入抑郁与焦虑等负性情绪中。他们在面对压力时，能够更好地调节情绪，减少消极情绪的产生。这种关系可能源于外向性人格个体对情绪调节策略的有效运用，尤其是对消极情绪的调节能力更强。高外向个体的积极情绪激活系统往往较强，在遭遇消极情绪情境时，他们的消极情绪不太容易被激活，进行减弱调节之后，他们的消极情绪较容易被减弱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30]。可以说，外向性人格的人往往更容易快乐，他们对消极情绪的调节能力更强，不容易陷入消极情绪的困境，从而形成比较积极健康的身心健康状况。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认知重评在外向性人格和消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说明外向性人格对消极情绪的影响可以通过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间接实现，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武晓菲等基于脑功能成像的研究指出，创造性认知重评可激活中脑-杏仁核-海马奖赏回路，使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情绪，且外向者因默认模式网络与显著性网络的连接更强，表现也更为突出[31]。此外，前人研究显示，认知重评不仅提升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降低自身的负性情绪体验，还能在积极情境下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32]。与之呼应，外向性人格个体凭借乐观主义倾向与社会联结动机，通过增强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和效果，显著减少他们的消极情绪体验。
       最后,本研究还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认知重评在外向性人格与青少年消极情绪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支持了本文研究假设4。根据情绪的社会建构理论，情绪体验并非个体内在机制的被动反映，而是通过社会文化规则、人际关系互动动态构建的产物[33]。外向性青少年通过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实质上参与了情绪的社会建构过程。他们在互动中不断确认“被支持者”的角色身份，这种角色认同会影响其情绪[34]。相较于低外向性人格的人而言, 高外向性人格的人更加热情主动,  更喜欢社交活动[35]。他们通常表现出更高的社会支持感知能力，更倾向于主动寻求和利用社会支持，这种支持不仅直接缓解消极情绪，还通过增强认知重评的效果，进一步减少消极情绪的体验[36]。具体来说，个体拥有良好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在认知上更倾向于对他人的帮助作出积极归因，产生感激的情感[37]，促进认知重评调节策略的使用，进一步缓解负面情绪的产生。Mohan等[38]发现，社会支持的感知与认知重评的使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明显。青少年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时，能增强他们认知重评的效果，显著提升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减少消极情绪[39]。
       综上所述，本研究验证了外向性人格对青少年消极情绪的影响，并且揭示认知重评在外向性人格与消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和认知重评在外向性人格与消极情绪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这提示在减少青少年消极情绪时，有必要在学校、家庭和社会层面加强对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提供情感关怀和心理辅导。同时，开展认知重评等情绪调节策略的训练，帮助青少年调整消极思维，提升情绪调节能力。此外，应关注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支持，以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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