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回应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青少年学段的调节作用

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回应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青少年学段的调节作用

许燕春，广州市白云区教育研究院 ，510440
李星颖，广州市白云区平沙培英学校，510440
周悦，中山大学心理学系，510006
丁如一，中山大学心理学系，510006
注：本文系广东省2023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德育专项）“家庭情绪教养特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和干预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JKDY092）研究成果。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双方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回应方式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并检验青少年学段（初中/高中）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以广州市白云区两所中学的1702名初中及高中学生为样本，使用父母对中国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多种反应量表量表(PVRCANES)测量父母的支持性反应、非支持性反应、最小化反应及说教与教导反应，并采用PHQ-9评估青少年抑郁水平。结果显示：（1）父母的支持性反应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且母亲的支持性反应仅在初中阶段有效，父亲的支持性反应在初高中阶段均有效但初中阶段效应更强；（2）父母的非支持性反应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且不受学段调节；（3）父母的最小化反应和说教与教导反应对青少年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仅在高中阶段显著。研究表明，父母回应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具有发展阶段差异，初中阶段应强化情感支持，高中阶段应减少最小化与说教行为，转向尊重自主性的沟通方式。本研究丰富了父母情绪社会化理论在青少年抑郁研究中的应用，并为分阶段的家庭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父母回应方式；青少年抑郁；情绪社会化；学段差异

一、引言
青春期是个体从儿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重要阶段，此时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及认知等方面都会经历巨大变化[1]。在这个阶段，随着青少年的社交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自我意识不断增强，青少年变得更加敏感，情绪体验更加深刻复杂，他们的情绪反应常常迅速而强烈[2]。研究表明青春期阶段各种压力与冲突逐渐凸显，青少年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会对青少年的未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3]。长期的抑郁情绪会导致青少年出现疲劳、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社交回避等症状，这不仅会对他们的自尊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损害个体的学业表现、人际关系、社会功能等，甚至可能导致自杀行为[4-6]。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负面情绪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抑郁症或焦虑症等情绪障碍，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微观系统中的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7]。父母在孩子的情绪社会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言语和非言语情绪表达方式会影响孩子的情绪反应。Eisenberg等人提出父母情绪社会化的框架，他们将父母与儿童情绪能力相关的策略划分为三个关键领域：父母自身对于情绪的表达、父母对儿童情绪的反应以及与父母与儿童一起讨论情绪问题[8]。父母对孩子的情绪做出的反应可以被区分为支持性的和非支持性的，例如，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支持性反应（如缓解孩子的消极情绪、鼓励孩子表达情绪）有助于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而非支持性反应（如忽视孩子的负面情绪、惩罚孩子）则会妨碍青少年调节情绪[9]。研究发现，青少年与父母之间情绪沟通不良，以及父母使用忽视、惩罚或者放大等反应方式对待孩子的消极情绪时，青少年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情绪问题，例如抑郁、焦虑情绪等[10]。此外，一项纵向研究证明，在与青少年讨论害怕和难过的经历时，母亲惩罚及排斥的反应与孩子两年后报告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11]。父母对孩子情绪的忽视或回避会阻碍青少年反思或表达自己的情绪，从而影响其情绪调节能力，加剧孩子的情绪困扰，并最终导致更严重的适应不良，例如灾难性思维和退缩等[12]。
父亲与母亲通常在与孩子的交往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所采取的回应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有研究者发现父亲和母亲对孩子负面情绪的反应有所差异，相较于父亲，母亲对孩子会期望有更多的情感表达，并更愿意参与孩子的情感社会化，而父亲在回应孩子负面情绪时往往选择采用惩罚性或忽略性的回应方式[8,13]。不仅父母性别会影响父母对孩子负面情绪的回应方式，回应方式还会受到孩子年龄的影响。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回应方式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孩子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关的社会化期望。例如，有研究者发现年长孩子的父母比年幼孩子父母更容易认为消极情绪的表达是要被抑制的，所以年长孩子的父母比年幼孩子的父母更容易对孩子的消极情绪做出忽略回应[14]。此外，当孩子逐渐学会和同伴进行交往，有更广泛的社交关系时，这些变化都会影响父母对儿童情感能力的期望，并改变对个体负面情绪回应的方式。比如当个体与同伴有分歧后产生负面情绪，父母很可能会鼓励孩子自我调节情绪或者为孩子提供问题解决的办法，但是这在个体儿童时期是不太使用的[15]。
有调查显示高中的抑郁症状的检出率高于初中生，初中生抑郁症状流行率为 16.2％，高中生抑郁症状流行率为22.1%[16]。从初中到高中，对于青少年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性较大的转变。进入高中后，青少年将要学习更多的学科，学习时间也大大增加，还面临巨大的升学压力，因此高中生所承受的学业压力在青少年人群中尤为突出。此外，高中生与同伴的交往相对于初中生要更密切，而有研究发现同伴关系不良、严重缺乏社交等问题可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情绪[17]，并且青少年之间的友谊质量影响其情绪，友谊质量过低或遭受同伴拒绝等问题均会显著增加抑郁水平[18]。因此青少年所处的学业阶段也会影响青少年的抑郁发生。
综上所述，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非支持性反应方式可能是青少年抑郁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过往的研究较多聚焦于母亲角色上，本研究旨在探究家庭整体层面上父亲与母亲对青少年负面情绪回应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青少年学业阶段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希望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到青少年抑郁情绪产生的家庭原因，使多方人员都认识到其在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为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提供指导。
二、研究方法与对象
（一）被试
选取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两所中学初一至初二、高一至高二的学生进行调查。在2023年12月进行数据采集，共1837名青少年完成了调查。通过测谎题（“2月有30天”）删除135名被试，最终有1702名被试（Mage = 14.13, SD = 1.65, 49.4%男性）纳入分析。研究中约96.4%参与者为汉族。参与者的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其中5.4%完成小学学业，27.0%完成中学学业，21.6%完成高中学业，44.0%获得学士或以上学位，其余参与者并未报告母亲的教育背景。参与者的父亲受教育程度如下：2.9%完成小学学业，23.3%完成中学学业，23.9%完成高中学业，47.6%获得学士或以上学位，其余参与者并未报告母亲的教育背景。参与者的家庭结构分类如下：约91.2%青少年来自完整的家庭，8.0%来自因父母分居、离婚或父母死亡而导致的单亲家庭，其余参与者并未报告家庭结构。此外，82.9%的参与者是独生子，14.5%青少年有一个兄弟姐妹，2.4%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兄弟姐妹。调查前征得学生及其父母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学生们在问卷星平台上完成所有问卷。
（二）研究工具
1. 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反应方式
本研究选用Ding等人[19]改编的父母对中国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多种反应量表(Parental Varied Responses to Chinese Adolescents' Negative Emotions Scale, PVRCANES)用于测量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七种反应类型：鼓励表达（4个条目，如“鼓励我把不好的情绪发泄出来”）、情绪安慰（6个条目，如“告诉我，他/她能理解我的感受”）、问题解决（4个条目，如“和我讨论如何解决令我不安的事情”）、不耐烦/烦躁反应（6个条目，如“对处理我的紧张情绪感到焦虑”）、惩罚性反应（6个条目，如“威胁要惩罚我”）、针对人的最小化反应（6个条目，如“告诉我，我抗压能力不够”）、针对情绪的最小化反应（6个条目，如“让我不要在意这些小事情”）、说教与教导（5个条目，如“让我反思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青少年对父母做出每条目描述的反应的可能性进行评分，从 1（极不可能）到 7（极可能）。并且Ding等人[19]通过因子分析发现PVRCANE 是一个四因子构念，涵盖养育行为的多种特征。这四个因子分别为：(1)支持性反应，包括情绪安慰、问题解决和鼓励表达；(2)说教与教导；(3)最小化反应：包括针对人的最小化反应和针对情绪的最小化翻译；（4）非支持性反应，包括不耐烦/烦躁与惩罚性反应。因此本研究也将使用这四个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2.抑郁
采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20]评估学生的抑郁情绪，该量表基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中抑郁症诊断标准开发的简短自评工具，广泛用于青少年和成人抑郁症状的筛查与评估。PHQ-9包含9个条目，涵盖抑郁症的核心症状（如“做事时几乎没有兴趣或乐趣”等）及相关伴随症状（如“记忆力下降”等），每个条目采用4级计分，1分（几乎从不）-4分（几乎每天），得分越高表明抑郁情绪越严重。根据总分可划分抑郁程度：9-14 分为轻度抑郁，15-19 分为中度抑郁，20-36 分为重度抑郁[20]。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 26.0软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采用R软件(Version 4.3.2)进行调节模型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未经旋转的因素分析得到10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3.10，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各类应对方式（支持性回应、非支持性回应、冷处理、说教与教导）在父母双方间存在一定关联。从与抑郁的关系来看，父亲与母亲的非支持性回应方式均与青少年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而母亲与父亲的支持性回应方式则与青少年抑郁呈显著负相关。此外，人口学变量中，青少年学段与抑郁存在显著关联。
（三）学段在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回应方式对青少年抑郁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将母亲与父亲分别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四种回应方式作为自变量，青少年抑郁作为因变量，青少年学段（初中/高中）作为调节变量，建立8个调节效应模型。
结果表明，母亲的支持性反应方式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91, SE = .023, p < .001)，青少年学段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60, SE = .024, p < .001)，二者交互项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283, SE = .048, p < .001)，表明学段的交互作用显著。为了分析学段的调节效应趋势，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初中或高中情况下，母亲支持性反应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效应。如图1所示，随着母亲积极回应水平提升，初中青少年抑郁得分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β = -.10, SE = .01, p < .001)，但是对于高中阶段青少年，母亲积极回应与青少年抑郁得分未呈现显著关联（ β = -.01, SE = .01, p < .50)。
母亲的非支持性反应方式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334, SE = .023, p < .001)，青少年学段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44, SE = .023, p < .001)，二者交互项与青少年抑郁程度不存在显著关联( β = .023, SE = .045, p = .619)，表明此时学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母亲的最小化反应方式显著积极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49, SE = .023, p < .001)，青少年学段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84, SE = .024, p < .001)，二者交互项也显著积极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262, SE = .048, p < .001)，表明学段的交互作用显著。为了分析学段的调节效应趋势，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初中或高中情况下，母亲最小化反应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效应。如图2所示，随着母亲最小化水平提升，初中青少年抑郁得分无明显变化( β = .02, SE = .02, p = .18)，但是对于高中青少年，随着母亲最小化水平提升，其抑郁得分明显升高（ β = .18, SE = .02, p < .001)。
母亲的说教与教导反应方式与青少年抑郁程度存在显著正向关联( β = .047, SE = .024, p < .05)，青少年学段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87, SE = .024, p < .001)，二者交互项也显著积极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98, SE = .049, p < .001)，表明学段的交互作用显著。为了分析学段的调节效应趋势，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初中或高中情况下，母亲说教与教导反应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效应。如图3所示，随着母亲说教与教导水平提升，初中青少年抑郁得分无明显变化( β = -.04, SE = .03, p = .27)，但是对于高中青少年，随着母亲最小化水平提升，其抑郁得分明显升高（ β = .17, SE = .04, p < .001)。
父亲的支持性反应方式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77, SE = .024, p < .001)，青少年学段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60, SE = .024, p < .001)，二者交互项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29, SE = .049, p = .009)，表明学段的交互作用显著。为了分析学段的调节效应趋势，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初中或高中情况下，父亲支持性反应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效应。如图4所示，随着父亲支持性回应水平提升，初中青少年抑郁得分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β = -.07, SE = .01, p < .001)，同样高中青少年抑郁得分也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β = -.03, SE = .01, p < .001)，但是初中青少年下降的趋势要幅度更大。
父亲的非支持性反应方式与青少年抑郁程度存在显著正向关联( β = .362, SE = .022, p < .001)，青少年学段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32, SE = .023, p < .001)，二者交互项与青少年抑郁程度不存在显著关联( β = .035, SE = .046, p = .439)，表明此时学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父亲的最小化反应方式显著积极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33, SE = .024, p < .001)，青少年学段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84, SE = .024, p < .001)，二者交互项也显著积极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210, SE = .049, p < .001)，表明学段的交互作用显著。为了分析学段的调节效应趋势，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初中或高中情况下，父亲最小化反应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效应。如图5所示，随着父亲最小化水平提升，初中青少年抑郁得分无明显变化( β = .03, SE = .02, p = .11)，但是对于高中青少年，随着父亲最小化水平提升，其抑郁得分明显升高（ β = .14, SE = .02, p < .001)。
父亲的说教与教导反应方式与青少年抑郁程度不存在显著关联( β = .038, SE = .024, p = .117)，青少年学段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84, SE = .024, p < .001)，二者交互项也显著积极预测青少年抑郁程度( β = .187, SE = .050, p < .001)，表明学段的交互作用显著。为了分析学段的调节效应趋势，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初中或高中情况下，父亲说教与教导反应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效应。如图6所示，随着父亲说教与教导水平提升，初中青少年抑郁得分下降的趋势并不显著( β = -.04, SE = .03, p = .19)，但是对于高中青少年，随着母亲最小化水平提升，其抑郁得分明显升高（ β = .14, SE = .04, p < .001)。
四、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回应方式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青少年学段（初中/高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父母的支持性反应、非支持性反应、最小化反应及说教与教导反应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且青少年的学段在多数关系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父母情绪社会化理论在青少年发展阶段的应用，也为理解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父母支持性反应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学段调节  
结果表明母亲和父亲的支持性反应均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且这一效应受学段调节。具体而言，母亲的支持性反应仅在初中阶段显著降低青少年抑郁，而在高中阶段无显著关联；父亲的支持性反应在初高中阶段均能降低抑郁，但初中阶段的效应更强。这一结果与Eisenberg等人[8]的父母情绪社会化框架一致，即支持性反应（如情绪安慰、鼓励表达）通过增强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减少情绪困扰。此外，有研究者发现初中阶段青少年仍处于情绪社会化的关键期[21]，因此对父母的情感支持依赖性较高，父母的积极回应能直接缓解其负面情绪；而高中阶段青少年自主性增强，更倾向于通过同伴关系或自我调节应对情绪问题，父母支持的影响力相对减弱。此外，父亲支持性反应在高中阶段仍有显著效应，可能与父亲角色在青少年后期逐渐从“规则制定者”转向“情感支持者”有关[22]，这也弥补了过往研究对父亲角色关注不足的局限。  
（二）父母非支持性反应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母亲和父亲的非支持性反应（如不耐烦、惩罚）均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且不受学段调节。这一结果验证了前期研究结论，即父母的惩罚性或排斥性反应会破坏青少年的情绪安全感，导致其情绪调节能力受损，进而加剧抑郁。非支持性反应的跨学段稳定性表明，无论青少年处于初中还是高中，父母的消极回应都会成为持续性压力源，这可能与这类反应直接否定青少年的情绪体验、削弱其自我价值感有关[23]。  
（三） 父母最小化反应与说教教导的影响及学段调节  
父母的最小化反应（如贬低情绪重要性）和说教教导反应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均受学段调节：初中阶段无显著关联，高中阶段则显著正向预测抑郁。高中阶段青少年自我意识高度发展，更重视自我认同与情绪自主性，父母的最小化反应（如“这只是小事”）可能被解读为对其内心体验的否定，而说教教导（如“反思自己的错误”）可能被视为对自主性的侵犯，进而引发抵触情绪和抑郁[24]。  
此外，父亲的说教教导在高中阶段的显著效应值得关注。这可能与父亲在家庭中更倾向于采用“规则导向”的沟通方式有关，而高中青少年对这种权威式教导的抵触更强，从而放大了对抑郁的负面影响[25]。  
五、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同时检验父母双方四种回应方式的作用，不同于过往仅关注母亲的角色，本研究也明确了父亲在青少年抑郁预防中的独特价值。此外，研究揭示了学段作为调节变量的关键作用，为理解家庭因素影响的发展动态性提供了实证支持。实践层面，研究提示家庭教育需根据青少年学段调整策略，比如初中阶段应强化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支持性反应，而高中阶段则需减少最小化反应和说教，转而采用尊重自主性的沟通方式（如倾听与协商）。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纵向研究追踪父母回应方式与抑郁的长期互动。此外，样本仅来自广州白云区，可能存在地域局限性，需在不同经济背景下验证结论，例如在乡镇地区去考虑父母对青少年消极情绪应对方式与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最后，本研究未考虑青少年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等中介变量，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机制。  

表1：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

注：1.母亲支持性回应；2.母亲非支持性回应；3.母亲最小化反应；4.母亲说教与教导；5.父亲支持性回应；6.父亲非支持性回应；7.父亲最小化反应；8.父亲说教与教导；9.青少年抑郁；10.青少年性别；11.母亲学历；12.父亲学历；13.青少年学段。*p<0.05，***p<0.001。

图1：母亲支持性反应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青少年学段的调节效应简单斜率图

图2：母亲最小化反应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青少年学段的调节效应简单斜率图

图3：母亲说教与教导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青少年学段的调节效应简单斜率图

图4：父亲支持性反应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青少年学段的调节效应简单斜率图

图5：父亲最小化反应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青少年学段的调节效应简单斜率图

图6：父亲说教与教导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青少年学段的调节效应简单斜率图

参考文献
[1] 父母情绪社会化对青少年情绪调节和心理与行为适应的影响_肖秦[Z].
[2] Guyer A E, Silk J S, Nelson E E. The neurobiology of the emotional adolescent: From the inside out[J].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16, 70: 74-85.
[3] Petersen I T, Bates J E, Dodge K A, et al. Describing and predicting developmental profiles of externalizing problems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15, 27(3): 791-818.
[4] Xue-chen D, Xiao-xia S, Jun-sheng L.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 A One-year Longitudinal Study[J].
[5] Cole D A, Tram J M, Martin J M, et 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emerg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parent and child reports.[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02, 111(1): 156-165.
[6] Latiff L A, Tajik E, Ibrahim N, et al. Psychosocial Problem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Adolescent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s in Pasir Gudang, Johor[J]. 2017.
[7] Bronfenbrenner U. Contexts of Child Rearing[J].
[8] Eisenberg N, Cumberland A, Spinrad T L.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J]. Psychological Inquiry, 1998, 9(4): 241-273.
[9] Fabes R A, Poulin R E, Eisenberg N, et al. Richard A. Fabes, Department of Family & Human Developmen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empe, AZ 85287-2502 (E-mail: rfabes(r) asu.edu)[J].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2002, 34(3-4): 285-310.
[10] Ackard D M, Neumark-Sztainer D, Story M, et al. Parent–Child Connectedness and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Health Among Adolesc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6, 30(1): 59-66.
[11] Shortt J W, Katz L F, Allen N B, et 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isk and Psychopathology: Mother and Father Socialization of Anger and Sadness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J]. Social Development, 2016, 25(1): 27-46.
[12] Cracco E, Goossens L, Braet C. Emotion regulation across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evidence for a maladaptive shift in adolescence[J].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17, 26(8): 909-921.
[13] Klimes‐Dougan B, Brand A E, Zahn‐Waxler C, et al.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in Adolescence: Differences in Sex, Age and Problem Status[J]. Social Development, 2007, 16(2): 326-342.
[14] Gottman J M, Katz L F, Hooven C. Parental -Emotion Philosophy and the Emotional Life of Famil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eliminary Data[J].
[15] Waslin S M, Kochendorfer L B, Blier B, et al.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Relations with adjustment, security, and maternal depression in early adolescence.[J]. Emotion, 2023, 23(2): 450-459.
[16] 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流行率的 分析_李玖玲[Z].
[17] Eberhart N K, Hammen C L. Interpersonal predictors of onset of depress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J].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6, 13(2): 195-206.
[18] Vernberg E M.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experiences with peers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Reciprocal, incidental, or un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990, 18(2): 187-198.
[19] Ding R, Liu J, Luo Y,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assessing parental varied responses to Chinese adolescents’ negative emotions[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23, 79(12): 2823-2848.
[20] Kroenke K, Spitzer R L, Williams J B W. The PHQ-9: Validity of a brief depression severity measure[J].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01, 16(9): 606-613.
[21] Steinberg L. We Know Some Things: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01, 11(1): 1-19.
[22] Cabrera N J, Shannon J D, Tamis-LeMonda C. Fathers’ Influence on Their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From Toddlers to Pre-K[J].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07, 11(4): 208-213.
[23] Hudson J L, Rapee R M.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and anxiety disorders: an observational study[J].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1, 39(12): 1411-1427.
[24] Romm K F, Metzger A.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The Role of Depressive Symptoms[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8, 27(7): 2206-2216.
[25] Pettit G S, Laird R D, Dodge K A, et al. Antecedents and Behavior‐Problem Outcomes of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Psychological Control in Early Adolescence[J]. Child Development, 2001, 72(2): 583-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