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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归因偏向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敌意归因偏向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王利1;丁芳媛1,2;程刚2,3;吴佩勤1;芶盛菲1

1.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550025 2.贵州师范大学农村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550025 3.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550025

摘 要:目的  研究儿童敌意归因偏向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核心自我评价在此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敌意归因偏向问卷(HAB)、小学生问题行为问卷(SDQ)、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ESE)对贵州省某小学四至六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  (1)敌意归因偏对问题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2)核心自我评价对问题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3)在“敌意归因偏向→核心自我评价→问题行为”的路径中,性别的调节作用均显著。结论  敌意归因偏向与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在敌意归因偏向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且该中介效应在“核心自我评价→问题行为”中更强。

关键词:儿童;问题行为;敌意归因偏向;核心自我评价

分类号:G444

1引言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在近年来成为了党中央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根据2019年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的困扰[1]。为应对这一挑战,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宣部等12个部委出台《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2],系统推进心理健康促进工作。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可以帮助儿童青少年培养健全的人格、形成自信自强的精神品质、树立理想信念和生活目标。问题行为不仅反映了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也是心理问题的一种表现。问题行为被定义为违背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行为,是不被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可能会引发负面的社会制裁[3-4]。最新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问题行为发生率呈持续攀升态势[5]。在此背景下,研究探讨影响儿童问题行为的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在探讨问题行为的成因时,认知机制是不容忽视的关键性因素。根据认知加工理论,儿童在面对社会情境时,会通过一系列的认知过程来解释和反应[6]。这些认知过程包括对他人行为的归因、情绪反应以及行为决策。当儿童在解释社会信息时,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敌意,这种现象被称为敌意归因偏向[7]。敌意归因偏向作为一种认知偏向,认为个体在模糊情境下倾向于对他人行为产生负面看法或是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8]。例如,当一个孩子在操场上被推了一下,他可能会认为对方是故意的,而不是因为对方不小心。这种归因偏向在儿童中较为常见,并且与攻击性行为和外化问题有显著关联[9]。研究表明,敌意归因偏向是问题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表现为当孩子将他人的行为解读为敌意时会导致情绪症状的增加,如愤怒和焦虑等[10]。另外,有敌意归因偏向的孩子更容易对他人的行为做出负面反应,产生攻击行为和冲动性行为或过度行为,从而导致社交孤立或关系紧张的情况[11–13]。

    核心自我评价也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在界定自我的概念或是对自己进行评价时会依据自己对他人行为的区分、比较和评价来调整自身的反应[14]。当儿童更倾向于把他人行为解读成带有敌意动机时,这种消极认知模式会对其自我认知产生侵蚀作用,具体来说这类儿童不仅容易对外界环境产生警惕性预期,还会把人际交往中的挫折体验转化为对自身能力否定性评价[15]。长期将外界反应感知成敌对信号会加深其自身不值得被友好对待的固化观念,而此类消极自我表征又会进一步影响其对社会线索的解读并形成认知加工过滤偏差,当儿童持续把社交受挫归咎于他人恶意时其社会比较机制会出现结构性偏差,他们会将群体互动负面经历与自我价值直接绑定,最终形成被群体否定即证明自我缺陷的思维闭环,这种认知模式固化将全面削弱其核心自我评价系统稳定性。已有研究表明,敌意归因偏向会影响个体对负面情绪的感知,进而影响其核心自我评价[16]。例如,当个体感知到场所的闲言碎语时,高敌意归因偏向的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可能显著下降,而低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则相对稳定。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一个儿童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敌意,那么该儿童的核心自我评价相对较低,因此可能进一步激发其问题行为。当前研究已证实核心自我评价与问题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7]。但鲜少有研究关注核心自我评价可能在敌意归因偏向与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此外,有研究已经发现了性别在问题行为上存在差异[18],这说明性别可能会在我们构建的中介模型中发挥调节作用,但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过进一步的考察。因此,本研究拟以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核心自我评价在敌意归因偏向和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对各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并基于以上综述提出一个研究问题(性别是否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和两个假设(假设模型检验图1):

    (1)敌意归因偏向与儿童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敌意归因偏向越高,其问题行为越多。

    (2)核心自我评价在敌意归因偏向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即核心自我评价可以解释敌意归因偏向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

2对象与方法2.1研究对象

    选取贵州省贵阳市一所小学四至六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征得学校、学生家长及学生本人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统一施测。两位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向被试说明作答规则,在所有被试都填写完毕后,统一收回问卷。共发放问卷1708份,收回1705份,有效回收率为99.82%(男生944名,女生761名)。其中六年级489名学生(28.68%),五年级566名学生(33.20%),四年级650学生(38.12%)。被试平均年龄为11.332.85岁。

2.2研究工具2.2.1敌意归因偏向问卷(WSAP-Hostility, HAB)

    采用由狄龙(Dillon)等人(2016)编制[19],张秦(2019)修订的适合13-16岁的初中生测量的敌意词句联想范式问卷。该问卷由11个题项组成,采用5级评分(1=非常小,5=非常大),总分越高,说明受测者的敌意归因偏向水平越高。例如:给出一个句子/项目(有同学对你大声说话),每一个句子/项目将于一个敌意的形容词配对(威胁的),被试需要判断遇到他人的不同行为(即每个题项的句子),是否会产生相应的看法和感受(即每个题项后给出的形容词),并从1(非常小)到5(非常大)选择一个来表示自己在遇到相应的他人行为的时候出现对应感受和看法的可能性大小。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系数为0.893。

2.2.2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CESE)

    采用贾奇(Judge)等人(2003)编制[20],杜建政等人(2012)修订的中文版[21]。核心自我评价量表为单维度量表,由10道题目组成,用李克特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说明受测者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其中第2、3、5、7、8、10题为反向计分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系数为0.881。

2.2.3小学生问题行为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采用古德曼(Goodman)(1997)编制[22],寇建华等人(2007)修订的长处和困难问卷(学生版)(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简称SDQ)中的困难问卷部分[23]。该问卷由20个题目组成,包含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以及同伴交往等四个维度,每个维度都由5个题目分别测量,采用三级计分(0=不符合,2=完全符合)。四个维度得分之和为问题行为总分,得分越高,则受测者的问题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问题行为问卷的Cronbach系数为0.723。

2.3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26.0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接着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然后依次采用PROCESS3.5中的Model 4和Model 59进行中介模型分析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3结果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赫尔曼(Harman)单因子分析工具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24]。结果显示共有8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3.136%,这个解释的变异量低于40%的阈值,表明在这项研究中没有普遍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25]。

3.2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1所示,敌意归因偏向与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相关(r=-.344,p<0.01),敌意归因偏向与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r=0.371,p<0.01),核心自我评价与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r=-.669,p<0.01),核心自我评价与性别显著负相关(r=-.112,p<0.01),其中男生在核心自我评价上的相关比女生高。

3.3敌意归因偏向与问题行为的关系:中介模型检验

    如表2所示,以敌意归因偏向为自变量,问题行为为因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为中介变量,所有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

    首先,敌意归因偏向对核心自我评价产生显著负向预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对问题行为产生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其次,在敌意归因偏向到问题行为的间接效应中,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为0.213, SE = 0.020,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此外,敌意归因偏向对问题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β =0.160, p < 0.001)。以上结果表明,敌意归因偏向除了通过核心自我评价作用于问题行为之外,还对儿童问题行为有直接作用。

3.4敌意归因偏向与问题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如表3所示,在加入调节变量之后上述中介模型的核心结果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性别对核心自我评价(β=-0.241,p<0.001)产生显著负向预测作用。此外,敌意归因偏向和性别的交互作用(β = -0.117, p = 0.031)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核心自我评价和性别的交互项(β =-0.139, p = 0.002)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问题行为。

    为更清楚地揭示性别与敌意归因偏向对核心自我评价的交互效应,以及性别与核心自我评价对问题行为的交互效应,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

    如表4所示,在性别调节敌意归因偏向到核心自我评价的路径上,与男生(β = -0.301, 95%CI : -0.367 ~ -0.235)相比,敌意归因偏向对核心自我评价的预测作用在女生(β = -0.417, 95%CI: -0.501 ~ -0.334)中更强。在性别调节核心自我评价到问题行为的路径上,与男生(β =-0.557, 95%CI :-0.616 ~ -0.499)相比,核心自我评价对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在女生(β =-0.696, 95%CI :-0.763 ~ -0.630)中更强。

    在“敌意归因偏向→核心自我评价→问题行为”的路径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Indexes of moderated mediation)为0.123,其95%置信区间不包含0(95%CI: 0.045~0.200),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敌意归因偏向→核心自我评价→问题行为”的中介路径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即相较于女生(β =0.291, 95%CI:0.228 ~ 0.354),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在男生而言(β =0.167, 95%CI:0.125~0.214)中更大。为了直观展示性别在敌意归因偏向与核心自我评价之间的调节效应和性别在核心自我评价与问题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采用PROCESS的绘图功能,绘制出了图2、图3。

4讨论   

    本研究聚焦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探讨了儿童敌意归因偏向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核心自我评价在此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儿童敌意归因偏向能显著正向预测其问题行为,此结论和既往研究结果相吻合[10–13],验证了假设1且支撑认知加工理论观点[6]。儿童认知加工能力不成熟更依赖自动加工,致使敌意归因偏向难以被审慎加工[26-27],相关研究显示小学阶段敌意归因偏向稳定性较高且能预测未来1 - 3年问题行为[27]。敌意归因偏向引发问题行为或招致同伴排斥,强化“他人不友善”认知图式形成恶性循环,被排斥儿童更易把中性互动解读为敌意行为加剧攻击倾向[8]。这说明敌意归因偏向是干预儿童问题行为的重要指标,能够帮助识别和预测可能存在问题行为的儿童。特别是儿童的认知调整可以成为儿童问题行为干预的关键方向,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归因训练等方式,帮助儿童从敌意归因方式转变为更客观、多角度的归因方式,减少因敌意归因偏向引发的负面情绪和行为反应。

    此外,研究还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显著,即儿童敌意归因偏向的程度越严重,导致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低,进而诱发儿童的问题行为,这一结论证实了假设2。此前针对儿童群体的研究,未曾证实核心自我评价在敌意归因偏向和问题行为间的中介效应,同时缺乏儿童敌意归因偏向与核心自我评价关系的直接证据。而本研究结果与企业员工数据研究结果相符[16],进一步证实了敌意归因偏向会影响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本研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同时也支持了社会认同理论[14]。当儿童倾向于将他人行为解读为敌意动机时,会产生消极认知模式,使其对环境警惕、否定自身能力,固化不值得友好对待的观念,进而影响社会线索解读,出现认知偏差,将社交受挫归咎于他人恶意,导致社会比较机制偏差,把群体负面互动经历与自我价值绑定,形成“被群体否定即自我缺陷”的思维闭环,最终削弱核心自我评价系统的稳定性。

    已有的研究显示,低核心自我评价的儿童在社会情景中可能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反应,如愤怒、焦虑等,这些情绪可能促进攻击行为的产生[28]。然而具有较高核心自我评价的儿童在社交互动中更为自信、积极,能更好的解决冲突,从而降低敌意归因偏向的负面影响,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29]。敌意归因偏向越严重,会导致自我价值感长期以来外部评价,并且强化“环境不可控”的信念,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受到侵蚀和抑制,势必会降低核心自我评价,愤怒等负面情绪反应更容易被唤醒,进而导致社交适应性不良。各种问题行为为个体排解或回避焦虑、孤独,发泄愤怒,掩饰自己较低的核心自我评价提供了捷径,因而核心自我评价显著中介敌意归因偏向和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本研究揭示了提升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的重要性,这为儿童问题行为的干预提供了指导方向。因此,学校和家庭应采取积极措施提升儿童的核心自我评价,给予儿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鼓励他们参与多样化的活动来增强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培养他们面对困难时的积极心态。

    研究结果显示,性别调节了“敌意归因偏向→核心自我评价→问题行为”这一路径。具体而言,相较于男生,女生的“敌意归因偏向→核心自我评价”和“核心自我评价→问题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均更强。研究结果支持了“性别差异假说”,即尽管面对相同情境,由于不同的性别角色、社会化经历和心理机制,都有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现[30]。在该路径中,相较于男生,女生的敌意归因偏向对其核心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更大,进而导致女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对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也更强。简言之,女生更容易因敌意归因偏向而陷入低核心自我评价,并最终表现出更多问题行为。因此在干预过程中应考虑性别差异化的策略。针对女生,可以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团体活动或个别辅导,帮助她们更有效地调整归因方式,增强核心自我评价。同时,家长和教师也应更加关注女生的情绪变化和自我认知,及时提供支持和引导以预防和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结合性别特点进行干预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性别儿童的心理需求,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进一步验证敌意归因偏向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其次,研究样本主要来自特定地区的儿童,样本的代表性有所限制。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增加样本的多样性,提高研究结果的泛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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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18111989512

邮箱地址:dingfy3@126.com

邮政编码:550025

作者简介:

1.王利(2003-),女,贵州遵义人,学生。

2.丁芳媛(1992-),女,贵州福泉人,副教授,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教师,研究方向:青少年学业与心理健康发展。

3.程刚(1981-),男,苗族,山东枣庄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4.吴佩勤(2003-),女,贵州贵阳人,学生。

5.芶盛菲(2003-),女,云南昭通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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