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

——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彭文杰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重庆 400047；

［摘要］通过SSES 2019年调查数据，探讨我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方式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以及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发现互联网的娱乐性、社交性使用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信息性使用则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互联网娱乐性使用、信息性使用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为提高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需要关注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方式，注重学校归属感的培养，多途径发展社会与情感能力。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生活满意度；学校归属感；社会与情感能力；

一、引言

根据《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调查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不断扩大，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增长到97.2%[1]。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络覆盖了青少年学习、社交、娱乐等多个生活场景，青少年网络成瘾和心理问题频发，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可能使中学生的认知发展、情感发展、行为活动、心理状态等受到影响[2][3]，但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缺乏进一步探究。因此，本文将以SSES 2019年发布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数据为基础，探讨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互联网使用方式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互联网使用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互联网作为一把“双刃剑”显著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一方面，互联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教育变革，有效缩小了“教育鸿沟”[4][5]。但也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信息过载、心理健康问题等[6]。由于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能力尚未成熟，青少年群体更容易被互联网分散时间和精力，导致较差的学业表现，最终形成不良后果的成瘾行为[7]。目前关于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学业表现、网络成瘾的影响机制研究上。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互联网上的社交互动可以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减轻孤独感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媒介依赖理论则认为，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可能形成媒介依赖，导致孤独、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增加[8][9]。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心理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对某一特定时间点的生活感受和态度的总体评估[10]，也是衡量某一社会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生活满意度不仅是个体已获得的心理状态，还会反过来影响个体未来的行为、心理状态及心理社会系统[11]，因此生活满意度被视为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积极发展的重要因素。现有互联网与幸福感、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关于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一方面，已有研究通过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互联网使用缓和了中国城乡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差距，且主要体现在使用互联网学习和娱乐上[12]；学界认为互联网为中老年人维持或建立新关系提供了新途径，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有助于老年人缓解孤独感、促进社会参与，增强社会资本，继而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13][14]；一项针对美国中西部本科生的研究证明，社交网络通过感知社会支持和积极情感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15]。另一方面，有研究通过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互联网使用与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降低老年人的社会公平感影响生活满意度[16]；也有研究指出，互联网使用并不能直接降低幸福感，而是通过社交网站中的上行社会比较（认为自己比别人差）导致幸福感下降[17]；女性青少年在线社交网络使用率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低[18]。

由此可见，互联网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取决于互联网的使用对象、目的、内容、频率等变量。青少年正处于建立强烈的自我意识、个性、社会关系和身份的关键时期，考虑到青少年在使用互联网时，由于动机和需要的不同，所使用的功能和服务也有所不同，本文参考雷雳、柳铭心编制的“青少年互联网络服务使用偏好问卷”[19]，将互联网使用方式分为“娱乐”、“社交”、“信息”三个层面，进一步分析探讨互联网不同使用方式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二）互联网使用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机制

尽管已有研究揭示了互联网的使用能够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但二者之间还可能通过其他因素的中介作用建立联系。本文拟将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纳入考察以构建中介模型，社会支持理论也为进一步探讨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中介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1.学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

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当青少年通过互联网进行大量虚拟社交时，这种在线互动可能减少他们与现实生活中与同伴和教师的接触，削弱现实中的情感联结，导致学校归属感的降低。研究表明，当青少年学校归属感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可能会寻求其他方式来弥补基本需求的缺失，比如增加自己的上网时间，因此学校归属感会对青少年互联网依赖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0]。同样，学校归属感高的个体更愿意上学和积极参加学校活动，与学校产生更多的情感联结，有助于个体减少互联网的使用[21][22]。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环境与个体的交互作用是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的重要驱动。而学校作为中学生最重要的学习生活场所，是影响其幸福感的关键环境因素[23]。国内外研究表明，学校归属感与青少年学业表现、积极情感存在正相关，能够正向预测学校生活满意度[24][25][26]；良好的学校适应会提升学校归属感和自我效能感进而增加学习投入，利于个体获得社会支持来提升学校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27]。由此可见，学校归属感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个体因素。

2.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中介作用

根据OECD对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定义，是指人在实现目标、与他人合作及管理情绪过程中所涉及的能力，包括任务能力（责任感、毅力和自控力）、情绪调节（抗压力、乐观和情绪控制力）、协作能力（共情、合作、信任）、开放能力（包容度、好奇心、创造性）、交往能力（乐群、果敢、活力）。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影响人成功与幸福的关键能力，无论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还是身心健康、公民参与、生活满意度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28]。高社会与情感能力意味着具备较强情绪调节能力，能够更好的抗压，这也反映了积极的心理状态，可以预测青少年生活满意度[29][30]，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减少反社会行为、提升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社会与情感能力较高的学生，其生活满意度也往往较高[31][32]。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偏好与青少年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发展之间存在显著关系[33]。此外，信息技术与青少年认知相结合能有效提高青少年阅读理解和逻辑推演等学习表现，互联网的过度使用将弱化学龄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抑制非认知能力的发育[34]。由此可见，合理适当的互联网使用会对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可能负向预测社会与情感能力。

3.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学校归属感、社会与情感能力可能在互联网使用方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而且两者还存在一定的关联。已有研究强调了学校影响因素在塑造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和学校归属感的重要性，学校归属感是影响学生各项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关键积极因素[35][36]，因此，良好的学校氛围不仅有利于开展朋辈支持，提高学校归属感，也会进一步通过学校这一场所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产生积极影响。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可以从其环境中获得情感和心理支持，能够增强其归属感，并促进其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发展。在学校这个微观系统中，积极的学校氛围是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环境基础[37][38]。学校归属感的提升也会促进学生的交往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帮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形成安全感和认同感，从而提升生活满意度。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围绕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但互联网使用方式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分析，仍缺乏深入探讨。本研究将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探讨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如何在青少年互联网使用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揭示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探索不同变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假设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OECD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调查（Stud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SSES）中关于中国苏州的数据，包括10岁组和15岁组。考虑到15岁是青春期的中期，对学校归属感和同伴关系的认同感逐渐加深，他们更可能受到互联网虚拟社交、在线游戏的影响，也更能反映互联网对青少年社会和情感发展以及生活满意度的深层次影响。因此本研究拟使用15岁组数据，剔除相关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缺失值和异常值，最后得到有效样本3532个，其中女生1732人，男生1800人。

（二）主要变量

1.自变量

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方式为本文的自变量。通过学生问卷中：“在工作日放学后，您花多少时间做以下事情”的回答情况，选取“玩网络游戏、在线聊天、参与社交网络、浏览互联网以获得趣味、浏览互联网获取信息”五种互联网使用行为来测量，答案采用4点计分，1=没有时间，2=每天1-60分钟，3=每天1-4小时，4=每天超过4小时。对选项进行0-3重新编码后，将“玩网络游戏、浏览互联网以获得趣味”为互联网娱乐性使用，“在线聊天、参与社交网络”为互联网社交性使用，“浏览互联网获取信息”为互联网信息性使用，其中“互联网娱乐性使用”和“互联网社交性使用”是通过将对应题项加总后求均值取得。

2.因变量

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通过学生问卷中：“总体上，你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如何”来测量。学生们用11分制回答这个问题，0代表“完全不满意”，10代表“完全满意”。根据学生的具体评分，将11个等级简化为4个等级，具体是9—10分评为非常满意，7—8分评为满意，5—6评为基本满意，4分及以下评为不满意。

3.中介变量

学校归属感通过学生问卷中：“在学校我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在学校觉感觉很糟无所适从、在学校觉得很孤单、校园欺凌、在学校很容易结交朋友、同学似乎都喜欢我、在学校有归属感”六个题项获取，题项采用4点计分，范围由1（非常不同意）到4（非常同意）。对反向题进行重新编码后，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学校归属感越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df=4.22，CFI=0.998，RMSEA=0.03）和信度（Cronbach’s α=0.835）。

社会与情感能力以OECD大五人格特征作为模型，包括任务能力、情绪调节、协作能力、开放能力、交往能力这五大维度。采用5点计分，1～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在对反向记分题项进行处理之后，计算学生在各子维度上的得分。社会情感能力得分等于各子维度的平均分。本研究中五维度的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df=5.67，CFI=0.84，RMSEA=0.08）与信度（Cronbach α=0.928）。

4.控制变量

已有相关研究指出学生背景特征对于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预测作用[39]。因此，本文将家庭经济地位、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女生=1）。

（三）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 24.0和Amo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

四、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根据前人建议（周浩，龙立荣，2004），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20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23.18%，小于40%的经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见表1）表明，生活满意度与互联网的社交性使用、娱乐性使用呈显著负相关，与互联网的信息性使用呈显著正相关。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两者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呈显著正相关。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因此在结构方程建模中将性别、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

注：*p<0.05,**p<0.01,***p<0.001,下同。

（三）多元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互联网使用方式与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将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以互联网娱乐性使用、社交性使用、信息性使用、学校归属感、社会与情感能力为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分别为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模型。表2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生活满意度存在直接影响，其中娱乐性使用和社交性使用显著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信息性使用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将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纳入模型后，模型的解释力增加了24.8%，但信息性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社交性使用的影响力增加，娱乐性使用的影响力由负向影响转化为正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学校归属感、社会与情感能力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变量，且可能在互联网娱乐性使用、社交性使用、信息性使用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中介模型的检验

为进一步解释互联网使用方式通过何种机制如何与其他因素共同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学校归属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多重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根据假设模型拟合结果，考虑到学校归属感、社会与情感能力介入时，社交性使用对学校归属感、社会和情感能力的直接影响十分微弱，且路径系数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修正系数对模型进行修正，删除不显著的两条路径:“互联网社交性使用→学校归属感”、“互联网社交性使用→社会与情感能力”后得到修正模型，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整体拟合指数良好:X2=8.967，df=2，RMSEA=0.019[90%CI:0.000，0.035]，CFI=0.999，TLI=0.995，RMR=0.004。链式中介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学校归属感、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互联网使用和生活满意度最终结果之间的中介作用，具体路径系数详见图2。

图2 链式中介模型

进一步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取5 000次）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及95%的置信区间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注：X1=互联网娱乐性使用，X3=互联网信息性使用，M1=学校归属感，M2=社会与情感能力，Y=生活满意度

根据95%的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来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显著，若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若包含0则表示中介效应不显著。分析结果表明学校归属感、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互联网娱乐性使用对生活满意度中起到中介作用（β=-0.035,p=0001<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47，-0.025 ]。学校归属感、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互联网信息性使用对生活满意度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β=0.028,p=0.001<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16，0.044 ]。综上，说明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互联网娱乐性使用和信息性使用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五、总结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在其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一）互联网使用方式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研究发现，不同互联网使用行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差异。通过相关分析和直接效应检验结果可知，互联网娱乐性使用、社交性使用显著负向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信息性使用显著正向影响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这可能与互联网使用方式的特性有关，娱乐和社交更容易耗费时间，导致青少年网络成瘾等问题，信息收集则有利于提升青少年学业表现和认知能力，增强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这与已有研究一致[40][41]。

值得注意的是，引入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这两个中介变量后，互联网信息性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而是通过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学校归属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对问题行为产生影响。从认知能力发展角度来讲，以搜索、分析、综合信息为主的互联网信息性使用，对青少年获取、加工和应用信息的能力要求较高，互联网信息性使用不会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而是通过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揭示了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互联网信息性使用对生活满意度之间的重要中介作用。

（二）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单独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互联网娱乐性使用和信息性使用对生活满意的影响中起单独中介作用。首先，根据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青少年互联网娱乐性使用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之间起负向的中介作用，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符号相异，表明其中介效应为抑制效应（suppression effect，也称为遮掩效应）[42]，即互联网娱乐性使用虽然降低了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但通过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介入，实际上增强了互联网娱乐性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直接影响，这也证明了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多面性：一方面，互联网娱乐性使用可能造成网络成瘾，对生活满意度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娱乐游戏也可以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通过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来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其次，青少年互联网信息性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不显著（a=0.046，p=0.061），但学校归属感（a=0.029，p<0.001）和社会与情感能力（a=0.073，p<0.001）的单独中介效应都显著，表明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互联网信息性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即互联网信息性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完全通过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来实现。

（三）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最后，本研究还验证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互联网使用对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学校归属感显著正向预测社会与情感能力，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43][44]。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归属和爱的需要能够有效促进个体的幸福感，为更高层次的需要奠定基础，学校作为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微观系统，互联网的不同使用方式通过对学校归属感产生影响，对青少年的情绪调节、交往能力等社会与情感能力有着显著影响，并最终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综上，本研究证实了社会情感能力和学校归属感在互联网使用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但影响作用因互联网使用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也体现了互联网使用带来的双面性影响。而生活满意度不仅影响青少年的当下生活质量，也影响其未来的人生幸福感，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满意度能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技能，从而为成年后的个人发展和职业生涯奠定良好基础。从家庭环境来看，应当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引导青少年进行健康有益的互联网活动，降低网络成瘾的发生。从学校环境来看，学校可以通过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与决策、开设社会情感学习课程，让学生通过校内课程、校外活动提高学校归属感和社会与情感能力，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较为局限，无法提供变量间的因果证据，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追踪设计进一步探讨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中介作用；其次，受问卷限制，无法针对性的对互联网使用偏好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做出更进一步的细致分析，探讨不同互联网使用偏好对青少年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EB/OL].(2023-12-23)[2024-04-05]https://www.cnnic.cn/NMediaFile/2023/1225/MAIN1703484375296SPBH V29S0V.pdf.

[2] 李宏利,雷雳,王争艳,等.互联网对人的心理影响[J].心理学动态,2001,(04):376-381.

[3] 杨晓辉,王腊梅,朱莉琪.电子媒体的使用与儿童发展：基于生态科技微系统理论的视角[J].心理科学,2014,37(04):920-924.

[4] 黄荣怀,刘德建,刘晓琳,等.互联网促进教育变革的基本格局[J].中国电化教育,2017,(01):7-16.

[5] 邢西深,李军.“互联网+”时代在线教育发展的新思路[J].中国电化教育,2021,(05):57-62.

[6][41] 李文平.互联网使用与初中生认知能力发展再考察：以互联网接入为准自然实验的探索性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3):67-75.

[7] 李静,吴欢欢,于晓丹.中小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与学业表现的关系随年龄发展显著变弱[C]//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分组展贴报告.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2023:3.

[8] 万玉玲.互联网娱乐平台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24,45(02):306-307.

[9] Kwak Y, Kim H, Ahn J W. Impact of internet usage time on mental health in adolescents: using the 14th Korea Youth Risk Behavior Web- d Survey 2018[J]. PLoS One, 2022, 17(3): e0264948.

[10] DIENER E，SUH E M，LUCAS R E，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OL].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9: 276-302. 

[11] Proctor C, Alex Linley P, Maltby J. Youth life satisfaction measures: A review[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09, 4(2): 128-144.

[12] 龙翠红,韩佳峻.互联网的使用缩小了城乡青少年的幸福感差距吗?[J].世界经济文汇,2022,(03):52-68.

[13] 杜鹏,汪斌.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J].人口研究,2020,44(04):3-17.

[14] 蒋俏蕾,陈宗海.银发冲浪族的积极老龄化：互联网使用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12):41-48.

[15] Oh H J, Ozkaya E, LaRose R. How does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enhance life satisfacti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online supportive interaction, affec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ense of commun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4, 30: 69-78.

[16] Yang H, Wu Y, Lin X, et al. Internet use,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elderly: evidence from 2017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1, 9: 677643.

[17] 季秀兰. 社交网站使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进展[J].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2020, 9: 1709.

[18] Keresteš G, Štulhofer A. Adolescents’ online social network us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approach[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0, 104: 106187.

[19] 雷雳,柳铭心.青少年的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的关系[J].心理学报,2005,(06):91-96.

[20] 张彩,江伊茹,朱成伟,等.学校归属感与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关系：学习焦虑的中介效应与同伴关系的调节效应[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38(06):848-858.

[21] 张燕,梁勤,杨曹芬,等.学校联结、自我调节能力与中学生新媒介依赖行为的关系[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7,(18):13-18.

[22] Zhai B，Li D，Li X，et al.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Mediating roles of school belong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J]. Addictive Behaviors，2020，110: 106501.

[23] 张颖书,岳之琳,郭庆科.校内竞争、合作环境对中学生幸福感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上海教育科研,2024,(03):36-41.

[24] Fong Lam, U., Chen, W.-W., Zhang, J., & Liang, T. (2015). It feels good to learn where I belong: School belonging, academic emotion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adolescent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6(4), 393-409. 

[25] Arslan G. Understand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chool belonging and emotional health in adolesc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8, 7(1): 21-41.

[26] 杜玲玲.中小学生学校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8,(06):58-63.

[27] 侯佳文,欧阳益.社会流动信念对贫困高职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53(03):272-278.

[28] 黄忠敬.社会与情感能力:影响成功与幸福的关键因素[J].全球教育展望,2020,49(06):102-112.

[29]黄泽文,叶宝娟,杨强,等.社会情绪能力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模型[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03):615-618.

[30] Collie R J,Martin A J,Renshaw L,et al. Students’ perceived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The role of autonomy-support and s with well-being,social-emotional skills,and behaviors[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2024,90: 101866.

[31] 梅兵.以社会与情感能力为抓手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水平[J].教育研究,2024,45(03):13-16.

[32][43] 袁振国，黄忠敬，李婧娟，等.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报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09）:1-32.

[33] 赵国栋.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偏好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J].当代青年研究,2023,(05):60-73.

[34] 方超,王顾学,黄斌.信息技术能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发展吗?：基于教育增值测量的净效应估计[J].开放教育研究,2019,25(04):100-110.

[35] 黄忠敬,唐一鹏,王娟.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国际比较与中国表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2(05):33-57.

[36][44] 张静,郑杰,崔海丽,等.学校教育如何助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基于聚类分析的探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2(05):72-82.

[37] Durlak J A, Weissberg R P, Dymnicki A B, et al. The impact of enhancing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A ‐analysis of school‐ d universal interventions[J]. Child development, 2011, 82(1): 405-432.

[38] 毛亚庆,杜媛,易坤权,等.基于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学校改进：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探索与实践[J].中小学管理,2018,(11):31-33.

[39] 黄亮.哪些因素影响我国四省市15岁在校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基于PISA2015数据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9,(01):147-159.

[40] 彭艾平,兰玉坤,贾英男.上海市中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学业压力的中介效应[J].复旦学报(医学版),2022,49(01):16-22.

[42]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5):731-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