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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情绪智力对同伴信任的影响研究

高中生情绪智力对同伴信任的影响研究

唐盼盼 陈红艳

陕西理工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723001

[摘要]为了探究高中生情绪智力对同伴信任的影响机制及群体差异,采用情绪智力量表(EIS)与信任量表对陕西省两所公立中学的268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对同伴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他人情绪管理与情绪运用两个子维度与同伴信任的相关性最为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学校应该重视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培养,助力其健康同伴信任关系的构建。因此,根据群体差异提出了针对性的教育建议:重构男生情绪表达心理图式;优化农村学生社交环境;分阶段构建特别信任网络;矫正独生子女家庭养育偏差。为青少年情绪智力发展及同伴信任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实践路径。 

[关键词]高中生;情绪智力;同伴信任

基金资助: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2024年度课题“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XS24B069);

一、引言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关键阶段,同伴关系作为个体心理成长的核心载体,对其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水平及人格健全具有深远影响。研究显示,同伴依恋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远超父母依恋[1][2],而同伴信任作为衡量同伴关系质量的关键指标,在防范校园欺凌、助力学业合作及构建自我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保护作用。当前,社会竞争加剧与教育生态变革使中学生承受着学业和人际交往的双重压力,同伴信任缺失易引发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阻碍心理健康与学业发展。尽管高水平同伴信任能促进积极社会行为、减少人际冲突[3],并且能在人际交往中保持良好的心态[4]。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约37%的初中生对好友保守秘密持怀疑态度,因情绪管理失调引发的同伴冲突与社交回避问题愈发突出[5]。

情绪智力作为涵盖情绪感知、整合、理解及调节的多维能力系统,因其对个体社会认知与情感互动的显著预测作用,逐渐成为解释青少年同伴关系的重要视角。一方面,在高中阶段这一同伴依恋重构的关键期,情绪智力对青少年的心理适应能力的增强、幸福感的提升[6]、以及学习成绩[7]均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高情绪智力的青少年往往能够更好地识别和理解同伴的情绪状态,从而做出恰当的反应,增强同伴之间的亲密感和信任感。

尽管情绪智力对人际互动的预测价值已获学界关注,但现有研究多聚焦成人职场或婚姻关系,针对青少年同伴信任的实证研究仍显不足。因此,本研究采用实证方法,深入探究中学生情绪智力对同伴信任的影响,剖析二者关联模式,旨在为教育工作者、家长及青少年提供科学的干预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法,选取了陕西省西安市的两所公立中学的高一至高三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平台回收与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302份,回收有效问卷268份,问卷的有效率为88.74%。其中,男生129名,女生139名;高一年级52名,高二年级122名,高三年级94名;农村学生115名,城镇学生153名。独生子女88名,非独生子女180名;担任过班干部的学生75名,未担任过的193名;单亲家庭的学生38名,非单亲家庭的学生230名;有过留守经历的学生63名,没有留守经历的205名。

(二)测量工具

1.情绪智力量表

本研究所采用的是Schutte等人基于Mayer和Salovey的情绪智力模型编制的自陈式情绪智力量表(EIS),该量表随后经我国心理学者王才康修订为中文版,并在大、中小学生及少年犯中适用[8],发现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共计33道题目,涵盖四个维度。其评分方式采用Likerts五点计分法,分正向和反向两种形式,其中T5、T28、T33为反向计分题目,量表总评分为165分。得分越高,则表明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越高。在本研究里,Cronbach’α=0.95。

2.信任量表

该量表由Rempel和Holmes于1986年编制,旨在衡量关系密切者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9]。量表由18个题项组成,分为正向计分和反向计分题,覆盖了可预测性、可依靠性以及信赖度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6个题项。评分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其中1分代表“完全不同意”,而7分代表“完全同意”。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0.82。

3.数据分析

利用SPSS27.0统计软件对搜集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数共有7个,第1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2.724%,未超过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高中生情绪智力和同伴信任的总体状况分析

采用单样本t检验分析情绪智力和同伴信任的总体情况,结果显示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及同伴信任的总体情况良好,具体表现为:情绪智力得分为3.51±0.73,其中他人情绪管理维度得分最高(M±SD=3.57±0.84),情绪运用维度得分最低(M±SD=3.44±0.44);同伴信任得分为4.11±0.82。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性别、生源地、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独立样本检验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学生的同伴信任状况在年级和是否为独生子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结果如表1。

表1 高中生情绪智力和同伴信任的群体差异状况

  情绪智力同伴信任 
变量类别M±SDtM±SDt/FLSD
性别3.32±0.88-4.14**  女>男
3.68±0.50  
生源地农村3.37±0.81-2.65**  城市>农村
城市3.61±0.64  
是否为独生子女3.65±0.672.15*4.31±0.752.77*非独生>独生
3.44±0.754.81±0.84

 

年级

高一  3.71±0.619.55**高三>高二>高一
高二  4.13±0.83 
高三  4.31±0.83 
        

注: *p<0.05,**p<0.01,***P<0.001。下同。

(三)情绪智力与同伴信任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Pearson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学生的情绪智力总分与同伴信任呈显著正相关(r=0.569,P<0.01),其中情绪知觉能力(r=0.581,P<0.01)与情绪运用能力(r=0.604,P<0.01)对同伴信任的相关性最为显著,具体结果如表2。

表2 高中生情绪智力和同伴信任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可预测性可依靠性可信赖度同伴信任
情绪知觉0.590**0.435**0.534**0.581**
自我情绪管理0.485**0.382**0.470**0.499**
他人情绪管理0.482**0.334**0.429**0.464**
情绪运用0.564**0.492**0.567**0.604**
情绪智力0.563**0.435**0.530**0.569**

(四)情绪智力与同伴信任的回归分析

以情绪智力总分为自变量,同伴信任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回归方程的模型公式为1.850+0.644*情绪智力,R²=0.321,这表明情绪智力能够解释同伴信任变异的32.1%。情绪智力的回归系数为0.644(t=11.290,P<0.001),这说明情绪智力对同伴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表3 高中生情绪智力与同伴信任的回归分析

 非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   
变量B标准错误BetatR2F
常量1.8500.204 9.049***  
情绪智力0.6440.0570.56911.290***0.321127.454***

四、讨论与分析

(一)情绪智力影响同伴信任的认知-情感机制

研究显示情绪智力对同伴信任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表明情绪能力构成信任建构的认知基础。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高情绪智力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展现出三方面优势:其一,精准解码同伴情绪信号的能力,通过面部表情、语调等非言语线索准确识别情绪状态[10];其二,运用情绪调节策略优化反应模式,增强互动行为的可预测性与可靠性;其三,将情绪能量转化为合作动力的整合能力,通过共情回应建立情感同盟,形成信任的良性循环。这一结果与迈尔(Mayer)等人提出的情绪智力“能力模型”相契合,即情绪整合与运用能力是促进社会适应的高级认知功能[11]。在情绪智力的三个维度中,情绪运用能力通过外显行为通道直接影响信任表征,而他人情绪管理能力则通过关系氛围调节间接巩固信任关系。此发现与刘艳等人提出的中学生的情绪智力及其与社会适应关系的研究相呼应,进一步验证了情绪智力在青少年社会化中的枢纽作用[12]。

(二)群体差异的社会建构性解释

在性别维度方面,女生的情绪智力显著高于男生,该结果与张冲的研究具有一致性[13],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解释:传统性别图式通过“情绪表达抑制”塑造男性情感表达的刻板模式,例如“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规训,导致其对自身及他人情绪觉察能力发展受限,而女性因社会角色期待更注重情感互动技巧的习得,在同伴互动中更倾向于使用情感支持性语言,在情绪表达规范性上接受更多正向强化[14]。

在城乡差异方面,城镇学生的情绪智力显著高于农村学生,这一差异可从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得到解释。农村学生面临双重发展限制:微观系统层面存在家庭情感互动单一化问题,中观系统层面遭遇学校社交场景匮乏困境。该结果与李庆功等人关于城乡儿童社交行为差异的研究形成互证[15],提示需重视农村学生社交生态系统的优化。

在年级差异上,高中生的同伴信任水平从高一至高三逐渐递增,这种现象与鲍尔比依恋理论中“安全基地”的渐进建构过程高度契合。具体表现为高一阶段表现为工具性信任,其社交互动受学业竞争主导;高二阶段转向冲突调节型信任,例如学业分层与同伴比较,此时情绪管理能力成为化解冲突、维持信任的核心;高三阶段升华为情感承诺型信任,共享压力、互助复习等情境催生“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过程揭示了中国教育背景下同伴信任从功利性合作到情感共生的动态演变,与杨逸群、张文新等人提出的“中国青少年同伴关系压力-支持双路径模型”相呼应[16]。

在是否为独生子女方面,独生子女的同伴信任水平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结合社会交换理论分析:独生子女在家庭情感资源垄断环境中形成的高反馈期待,导致其在同伴互动中产生信任成本感知偏差。当实际互动未能满足其期待时,易触发防御性退缩行为。相较而言,非独生子女通过兄弟姐妹的“微观社交实验”习得冲突解决策略,在共情能力和信任维持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其轻微冲突升级为信任破裂的概率较独生子女低33%[12]。

五、教育建议

(一)男性情绪表达心理图式的重构

传统性别规范借由认知框架系统性抑制男性情绪表达,致使其情绪识别能力弱化、元情绪理念扭曲。学校可实施认知-行为双通道干预:在学校开设性别敏感的情绪教育课程,运用心理剧、角色扮演等具身认知技术,引导男生在模拟冲突场景中精准表达情绪;结合镜像神经元理论设计共情训练,强化非语言情绪解码能力;建立家校协同干预机制,借助家长工作坊普及性别中立观念,运用社会学习理论指导家长建立“情绪表达-积极反馈”联结;同时开展教师教育心理学培训,破除 情绪管理是女生任务的偏见,以罗森塔尔效应增强对男生情绪能力的积极期待。

(二)优化农村学生社交环境

受家庭单一情感互动模式与学校社交场景匮乏的双重制约,农村学生情绪能力发展受限。学校应构建多维度干预体系:与家庭联动开展亲子情绪工作坊,教授情绪沟通理论,引入“家庭情绪日记”促进双向觉察;设计跨校文化交流、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课程,运用社会认知学习理论,通过观察学习、替代强化促进行为迁移;建立同伴情绪互助小组,以朋辈辅导助力学生练习情绪表达与冲突解决,提升社交自我效能感。

(三)分阶段构建同伴信任网络

依据鲍尔比依恋理论,同伴信任遵循“互动验证-安全基地形成”动态过程。学校针对高中不同年级制定分阶段策略:高一阶段通过体验式团体辅导和学科任务共同体,强化身体层面初始信任并积累互动可预测性;高二阶段开展情绪调节策略迁移训练,结合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提升情绪信号解码与反应能力;高三阶段组织跨班级学术互助小组,在学业压力情境中巩固安全基地式信任网络。

(四)矫正独生子女家庭养育偏差

依据社会交换理论,独生子女因家庭情感支持过剩,在同伴互动中存在“高信任成本-低风险承担”认知偏差。学校可开展针对性干预:运用“信任收益-成本”双维量表评估与假设情景法修正不合理信念;实施信任梯度训练,从低风险到高风险场景逐步暴露,配合系统脱敏降低焦虑;设计信任盲行等团体治疗任务缓解社交焦虑,并通过家长会引导家长减少代际情绪过度卷入,帮助独生子女理解同伴信任的社会化价值 。

以上建议基于实证研究的群体差异分析,针对不同群体的情绪智力与同伴信任发展特点,提出具身认知训练、生态系统干预、分阶段信任建构等策略。未来研究可结合脑科学技术与追踪研究设计,探索干预措施的长期效应,为构建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立体化支持体系提供更精准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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