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问卷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问卷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余欣欣   李嘉敏  梁宝杏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桂林，541001

摘要：为揭示中学生心理发展及个体感受中易被忽视的关键影响因素，编制并检验了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问卷的信效度。运用文献法、开放式问卷调查等编制初始问卷，并对 3410 名中学生施测，经项目分析及探索性、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良好。最终正式问卷包含学业压力、教师侵害、无意义感、父母虐待、同伴侵害 5 个维度共 36 个条目。总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0，分半信度为 0.915，重测相关系数为 0.515，与 CES-D 和 BHS 量表呈显著正相关。结构清晰且测量特性具有一致性，可作为有效的测评工具用于中学生抑郁风险评估。
关键词：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问卷编制

一、 引言
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上升趋势，且抑郁症的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 [1, 2]。中学生作为处于身心双重转型期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尤其令人关注。研究表明，青少年抑郁的发生不仅与遗传因素和神经生物学特征相关[3]，还与心理特质[4]、学业压力[5]、亲子关系[6]以及同伴关系[7]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
从理论层面来看，绝望理论强调个体对消极生活事件的归因方式对于抑郁状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8] 。当人们形成固定、全局性且内在的消极归因风格，即把消极事件归咎于自身不可改变的缺点时，易产生绝望感，从而更易陷入抑郁[9]。例如，青少年将挫折归因于自身不可改变的缺陷，容易激发消极情绪[10]。Beck 的认知理论则认为抑郁源于负面自我图式，这些消极认知模式会影响个体对自身经历的解释[11]。一旦图式被激活，个体倾向于关注消极信息而忽略积极信息，产生消极认知偏差，陷入认知失调和情感困境[12]。对于青少年来说，学业、体育或社交活动中的失败可能触发负面自我概念，激活消极自我图式，导致抑郁情绪 [13]。此外，素质压力模型则关注个体素质与环境压力的相互作用[14]。人的素质不仅决定其对压力的敏感度，还影响对抑郁发作的易感性[15]。一些青少年可能因遗传、经历或性格特质的影响，对生活压力过度敏感[16]。部分青少年因遗传、经历或性格特质对压力过度敏感，微小压力也可能诱发抑郁，而心理韧性和适应能力强的中学生则能抵御更大压力[17]。
在测量工具方面，青少年抑郁自评工具已取得显著发展，通常以问卷形式存在，用于识别和评估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严重性和范围。例如，儿童抑郁问卷（CDI）专为儿童和青少年设计，测量情绪调节、认知功能以及社交行为等多个维度的抑郁症状[18]；Reynolds青少年抑郁量表（RADS）侧重于评估消极情绪和自我观点[19]。此外，应用于成人但也常用于青少年的贝克抑郁问卷（BDI）[20]以及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等（CES-D）[21]同样适用于青少年。然而，现有测量工具多集中于抑郁的表征和症状，未能充分考虑抑郁发生的背后因素。
中学生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易受周围环境影响，成长中常遇学业、家庭、社交等挑战，影响心理健康[22]。以学校环境为例，中学生在学业成绩和升学考试方面面临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常引发强烈心理应激反应，如持续焦虑和担忧，进而可能演变为抑郁情绪[23]，且学业压力与中学生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长期学业压力会削弱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导致情绪障碍，如抑郁[24]。同时，家庭环境和父母互动质量也起着关键作用。充满冲突、缺乏情感支持以及充斥不切实际期望的家庭氛围，会显著增加青少年心理应激，导致抑郁程度加剧[25]。与学业压力叠加后加重心理负担，如父母过分关注成绩会使学生在表现不佳时产生低自我价值感，从而增加其抑郁情绪[26]。在人际互动层面，同龄人间的关系和社群归属感构成了青少年心理社会健康的关键要素，积极的同伴关系可以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和缓解学业压力所引起的心理应激，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27]。相反，消极的同伴关系及其伴随而来的排斥和孤立感，可能会提高其心理应激水平，进而增加抑郁的风险[28]。在人际互动层面，积极同伴关系可提供社会支持，缓解心理应激，而消极同伴关系及排斥孤立感会增加心理应激和抑郁风险[29]。此外，青少年心理健康状态与生活主观感知密切相关，积极自我感知和乐观未来期待是预防抑郁的重要心理保护因素，而悲观人生观与抑郁情绪正相关[30]。由此可见，抑郁风险因素的识别对于制定针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预防措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本研究旨在编制一套针对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的问卷，在传统的测量方法基础上，综合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新理解及研究成果，专注于揭示那些在青少年心理发展和个体感受中可能被忽视的关键影响因素，并尝试捕捉与青少年生活经验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压力点和冲突，提高抑郁症早期筛查的有效性，并为进一步的预防实践干预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样本1：采用方便取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14所中学抽取初一至高三年级学生参与调查，借助初测问卷，以实地集中施测的方式发放纸质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741份，调查对象年龄跨度为12-19岁。其中男生744名，女生997名；初中生657人，高中生1084人。样本1用于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素分析。
样本2：采用方便取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另外13所中学抽取初一至高三年级学生参与调查，通过正式问卷，以实地集中施测形式发放纸质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669份，年龄跨度为11-21岁。其中男生782人，女生887人；初中生1103人，高中生566人。样本2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与效标关联效度的分析。
样本3：从样本2涉及的学校中挑选一所，选取该校初二和高一年级四个班，共200名学生。在首次调查完成4周后进行重测，最终回收有效且匹配成功的问卷113份。其中男生53人，女生60人。样本3用于重测信度的分析。

（二）问卷编制过程
1.初测问卷形成
研究团队梳理了现有的青少年抑郁问卷模型，并结合当前中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编制了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提纲。问卷及访谈提纲针对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困扰、与老师的互动、与同龄朋友的关系及对学校生活的感受、家庭生活状况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和担忧等方面进行了提问。通过开放式问卷收集信息后，研究团队归纳分析数据，提取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如 “压力”“孤立”“欺凌”“迷茫”“支持”“动力” 等。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邀请 15 名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和 1 名资深心理学教授组成专家小组，对问卷题目进行分析和评审。专家小组从题目表述的清晰性、逻辑性和潜在歧义等方面对问卷进行了详细评估，并提出了修改建议。根据专家反馈，研究团队对问卷进行了多次修订，剔除了不适当或重复的题目，最终形成了一份包含 48 个题目的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初测问卷。问卷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评分等级分别为 “完全不符”（1 分）、“有些相符”（2 分）、“不确定”（3 分）、“有点相符”（4 分）和 “极其相符”（5 分）。

（三）效标测量工具
1.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该量表由拉德洛夫(Radloff)[31]编制，用于筛查抑郁症状，涵盖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及人际关系困难4个因素，共20题，其中4题反向计分。依据最近一周症状出现频率进行0-3级评定，得分越高，抑郁症状越严重，总分范围0～60分，通常以16或20分为界。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905。
2. BECK绝望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BHS）
该量表由贝克（Beck）等人[32]编制，用于评估个体绝望水平。该量表含20项，采用1-0（正误型）计分，总分0～20分，得分越高，绝望程度越高。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42。

（四）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5.0和AMOS 24.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问卷条目筛选
1.项目分析
对样本 1 数据进行同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题项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均在 0.38~0.74 之间（均p<0.001)，表明所有题项与总分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全部保留。进一步进行临界比值鉴别，结果显示 48 个题项在高低组被试间均呈显著差异（p<0.001），故全部保留。
2. 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样本1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KMO值为0.975，Bartlett 球形检验卡方值为81993.06(p<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结合斜交旋转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特征根大于 1 的标准和碎石图分析，初步提取出 5 个因子。经过多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并删除不适合的条目（T7、T8、T17、T22、T25、T28、T30、T32、T36、T40、T46、T48），最终保留 36 个条目，共析出 5 个公因子，解释总方差的 56.923%（见表1）。余下的 36 个条目具有良好的测量效果和稳定的结构。因此，最终确定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问卷包含 36 个项目，涵盖学业压力、教师侵害、无意义感、父母虐待、同伴侵害 5 个维度。

（二）正式问卷信效度检验
1.信度分析
采用样本 2 数据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及分半信度检验，采用样本 3 数据进行重测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总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0，分半信度为 0.915，重测相关系数为 0.515（见表2），表明问卷总体信度较高，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

2.效度分析
（1）内容效度
本问卷的结构构建基于广泛的文献回顾，并结合开放式问卷调研和深入访谈所获得的实证数据。该结构经过专家小组的严格评估，并在多轮审查中针对题项的可理解性、清晰度和具体性进行了优化，因而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2）结构效度
采用正式问卷样本 2 计算了正式问卷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各维度与总问卷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正式问卷各维度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相关系数范围为 0.520~0.680；各维度与总问卷的相关性较高，相关系数范围为 0.750~0.870（见表3）。这表明正式问卷的五个维度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各维度与问卷整体高度相关，说明本问卷测量的心理特质具有共同性，结构效度良好。

（3）验证性因素分析
基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采用正式问卷样本2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五因素模型拟合良好，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见图1、表4）。

图1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图

（4）效标效度
通过计算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问卷得分与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总分和 Beck 绝望量表（BHS）总分之间的相关性来验证效标效度。结果表明，新编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问卷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 CES-D 和 BHS 的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见表5）。这表明问卷能够有效预测中学生的抑郁和绝望倾向，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四、讨论
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抑郁症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引起了教育界和家庭的高度重视[33-35]。抑郁症不仅损害中学生当前心理健康，还会对其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构建专业精准且综合全面的抑郁风险因素评估工具极为关键，能够揭示尚未被广泛关注的潜在风险因素，助力早期识别与心理健康干预。
基于广泛文献回顾、以往研究总结以及问卷调查结果，结合中国中学生特点，编制了一套抑郁风险因素问卷，为中学生心理健康评估提供全方位、深入的量化工具。经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正式问卷包含 36 个题目，涵盖五个维度：学业压力（8 题），聚焦学生学习相关压力及引发的烦躁、负面情绪；教师侵害（7 题），反映学生感知的教师压力、消极行为及其影响；无意义感（6 题），揭示学生负面情绪、价值缺失和无力感，着重情绪困扰；父母虐待（8 题），指出家庭环境问题，涵盖家长施加压力、忽视、情感匮乏的影响；同伴侵害（7 题），展示学生在同龄人群体中遭受的身体、言语及社交攻击。
在信度检验方面，正式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950，分半信度为 0.915，重测信度为 0.515，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稳定结构。效度检验显示，问卷内容效度良好，编制基于文献分析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经专业人士审阅修改确保项目相关性和代表性；结构效度方面，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包含五个维度且结构清晰，各维度间呈中等程度相关，与总问卷相关性高；效标效度方面，新编问卷得分与 CES-D 和 BHS 得分显著正相关，证实良好效标关联效度。综上，本问卷因子结构稳定，内部一致性、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均佳，能精准评价和解读抑郁症状，有效识别潜在抑郁风险因素，为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有力工具。
尽管问卷信效度良好，但仍具有进一步研究空间。未来可结合生物标志物评估，提高精准性，全面理解预测抑郁风险；针对不同种族、社会经济背景等特定社会群体的中学生抑郁风险差异也应关注；同时，干预策略的开发评估以及基于问卷结果的个性化调整是未来研究重点，这些将助力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服务方案，有效预防和治疗青少年抑郁症。

五、结论
本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如下：（1）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问卷包含5 个维度、36 个题目，五个维度分别是学业压力、教师侵害、无意义感、父母虐待和同伴侵害。（2）自编的《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够用来评估中学生抑郁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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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为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重大课题《青少年抑郁的风险评估及预防研究》（课题编号：2025JD09）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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