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心理控制对高中生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和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

1  引言
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又称惧怕否定评价，是指对他人评价的忧惧，为别人的否定评价而感到苦恼，以及对他人可能给予自己负面评价的预期(陈祉妍, 2002)。青少年正处于自我意识水平的增长阶段，他们会愈发关注身边人对自己的看法，尤其会更容易将他人相对模糊的评价感知为负面评价，并担心来自别人的负面评价(Westenberg et al., 2004)。叶贝等人(2019)的研究也发现，青少年早期负面评价恐惧呈上升趋势。
负面评价恐惧是社交焦虑的重要风险因素(Cheng et al., 2015)，与个体的问题性手机使用 (权方英 等, 2024)、网络过度使用(彭顺 等, 2019)、强迫性购买(张正, 李雪欣, 2023)等多种心理问题密切相关，更是自杀意念的重要预测因素(张野 等, 2024)。
因此，本研究将尝试性地探究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以及心理资本和师生关系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中介和调节作用，以期为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有效的建议与对策。
1.1  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
父母心理控制(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是指父母试图对青少年的情绪情感、想法、观点和亲子关系进行控制，通过诱发内疚、爱的撤回以及施加权威等方式来管理和监督青少年的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发展(Barber, 1996)。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种企图侵入和干扰青少年自主控制的消极教养方式，常被看作破坏亲子关系的典型负性压力源(Barber, 1996)。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Bronfenbrenner, 1986)，该理论认为家庭是对个体发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微观系统。父母教养方式是众多家庭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张秀慧 等, 2022; Muhtadie et al., 2013)。父母心理控制作为重要的消极父母教养方式(Barber, 1996)，其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不容忽视。具体而言，遭受的父母心理控制越多的个体，其自尊和核心自我评价会降低(高鑫 等, 2016; 武春霞 等, 2024)，社交焦虑会加重(Rogers et al., 2020)，会更在意别人的评价，也更容易对别人的负面评价感到恐惧(Pakdaman & Mortazavi Nasiri, 2014)。此外，社交焦虑模型认为长期暴露于消极养育环境中的子女，会对他人的评价更加敏感，更容易泛化到人际情境中并产生负面评价恐惧(Rapee & Heimberg, 1997)。长期经历父母心理控制的青少年，为了减少父母采用爱的收回等心理控制方式对待自己或害怕自己的行为无法达到父母的要求，可能会时刻关注来自父母的评价，尤其是负面的评价。久而久之，这一模式可能会内化为青少年的一部分，并泛化到对别人的负面评价而感到恐惧的场景里。实证研究也表明，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和高中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武春霞 等, 2024; Pakdaman & Mortazavi Nasiri, 2014)。此外，以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均发现了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与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正相关，而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与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安鑫, 盛烨, 2013; 王虹 等, 2016; 张帅佳, 2021)。因此，基于理论与相关研究，本研究提出
假设1：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负面评价恐惧。
1.2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是指个体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心理品质，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四个核心成分(Luthans et al., 2007)。根据素质压力模型(Franck et al., 2016)，负面评价恐惧的产生是个体内部素质与外部环境事件交互作用的结果。基于这一理论，父母心理控制这一环境因素对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可能通过心理资本这一重要的个体内部资源的中介作用来实现。
一方面，父母心理控制会减少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如家庭环境）影响而发生改变(张阔 等, 2010)。当个体经历父母心理控制时，会容易产生强烈不安全感和负性情绪(翟梦晓 等, 2024)，其自主性和能力感也会遭到破坏(Li et al., 2013)，进而导致个体的心理资本无法得到培养(周姿言 等, 2024)。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负向预测高职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杜佳彤, 2024)，而父母温暖教养能显著正向预测农村儿童的心理资本水平(吴旻 等, 2024)。还有研究发现，良好的亲子关系这一积极的家庭环境可以促进个体心理资本的增加，而不良的亲子关系则会导致个体心理资本的减少(范兴华, 范志宇, 2020; 李喜 等, 2024; Mordeno et al., 2019)。范兴华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家庭处境不利会减少留守儿童的心理资本水平。
另一方面，心理资本的减少会增加个体负面评价恐惧。Hobfoll的资源保存(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COR)理论认为，个体具有努力获取和维持资源的基本动机，资源缺失的威胁会导致资源主体的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Hobfoll, 1989)。心理资本往往被看作个体内在的一种心理资源(熊猛, 叶一舵, 2014)。根据这一理论，当个体的心理资本由于父母心理控制而减少时，会导致个体缺乏足够的资源去主动调节负面情绪，更容易产生孤独抑郁等消极情绪(范兴华 等, 2018; 李喜 等, 2024; Fredrickson, 2013)，幸福感会越低(范兴华,范志宇, 2020)，其情绪和行为也更难获得良好的适应(Luthans et al., 2007)。同时，低心理资本代表着低自尊(张阔 等, 2010)，吴桐等人(2021)的研究发现，自尊可以负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因此，心理资本水平低的青少年在面对负面评价时，会更容易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产生低自尊，同时会难以缓解负面评价所带来的恐惧等消极情绪，最终表现出负面评价恐惧的增加。综上，本研究提出
假设2：心理资本可能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间起中介作用。
1.3  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
父母心理控制可能通过心理资本对负面评价恐惧产生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经历过父母心理控制的青少年都会产生较低的心理资本水平和较高的负面评价恐惧，这提示探讨避免父母心理控制导致负面评价恐惧的保护性因素尤为重要。根据家校共育的重叠影响域理论(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ory)，其核心观点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大环境在学生的成长中会产生交互叠加的影响(Epstein & Salinas, 2004)，即家庭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可能受到学校环境的调节作用。师生关系作为学校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学校适应具有重要影响(余宾 等, 2025)。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从个人、家庭或学校某一方面为切入点，缺乏一个统筹的视角系统地考察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鉴于青少年阶段的负面评价恐惧主要发生在校园，师生关系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非常值得关注。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恐惧产生影响的直接与间接过程可能会受到师生关系的调节。
师生关系是指学生在学校环境中与教师之间所建立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联系(刘万伦, 沃建中, 2005)。研究发现，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自尊水平(余宾 等, 2025)，而自尊与心理资本存在较高的相关，通常也被认为自尊属于心理资本的一部分(张阔 等, 2010)。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提高学生的情感安全感，促进其自尊发展，进而有利于其心理资本的培养(周姿言 等, 2024)。同时，师生关系良好的个体，可以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谭德琴 等, 2022)，减少其内外化问题行为的产生(Baker et al., 2008)。
风险缓冲假说（Risk Buffering Hypothesis）认为，保护性因素（师生关系）能缓冲风险因素（父母心理控制）对结果变量（心理资本和负面评价恐惧）的消极影响(Fergus & Zimmerman, 2005)。师生关系是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环境中的重要保护因子(Sakiz et al., 2012)，在父母影响孩子适应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保护作用(Sabol & Pianta, 2012)。与低师生关系者相比，当个体经历父母心理控制时，高师生关系者能够从老师身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安全感，从而来缓冲父母心理控制对其心理资本和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师生关系调节了亲子关系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与低师生关系者相比，高师生关系者的抑郁情绪随着亲子关系的增加而明显减少(黄强 等, 2024)。近似研究也表明，亲子关系调节了师生关系对心理资本的影响。与低亲子关系者相比，高亲子关系个体的心理资本会随着其师生关系的提高而明显增多(吴旻 等, 2021)。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3a：师生关系可以调节父母心理控制对心理资本的影响；
假设3b：师生关系可以调节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
另外，根据人类发展的“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指出，不同保护因子在预测个体的发展结果时会产生交互作用(Fergus & Zimmerman, 2005)，一种保护因子（师生关系）会削弱或增强另一种保护因子（心理资本）对结果变量（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即排除假说和促进假说。根据排除假说，本研究预期相较于高师生关系者，低师生关系者的心理资本对其负面评价恐惧有更强的负向预测作用；与之相反，根据促进假说，本研究预期高师生关系者的心理资本对其负面评价恐惧有更强的负向预测作用。然而，目前还没有研究检验过师生关系对心理资本与负面评价恐惧的调节作用，鉴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3c：师生关系可以调节心理资本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根据家校共育研究领域的重叠影响域理论，将个人因素（心理资本），家庭因素（父母心理控制）和学校因素（师生关系）纳入进来，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探讨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图1 研究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从某省2所高中抽取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删除漏答、连续作答和陷阱题错选等作废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为612份。其中，男生301人（49.2%），女生311人（50.8%），平均年龄为15.47岁（标准差为0.52岁，年龄范围为14~17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心理控制
采Wang等人(2007)编制的父母心理控制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共有18道题目。问卷共3个维度，分别为引起女子的内疚感、爱的撤回以及权力专断。采用5点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得分越高代表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越高。该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王艳辉 等, 2024)。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2.2.2  心理资本
采用张阔等人(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ositive Psycap Questionnaire, PPQ)进行测量。该量表共有26道题目。问卷共4个维度，分别为自我效能、韧性、乐观和希望。采用7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得分越高代表心理资本越高。该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周姿言 等, 2024)。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2.3  负面评价恐惧
采用陈祉妍(2002)修订的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S)进行测量。共有12道题目，由单一维度构成。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得分越高代表负面评价恐惧的程度越高。该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张野 等, 2024)。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2.4  师生关系
采用采用Bear等人(2016)编制、苏洁等人(2021)修订的特拉华校园氛围量表（学生卷）中的师生关系分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共有5道题目。采用4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4（非常同意），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得分越高代表师生关系越好。该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苏洁 等, 2021)。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采用统一的问卷、指导语施测，强调信息保密、要求真实作答。采用SPSS 26.0、 PROCESS宏程序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有变量均来自高中生的自我报告，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有11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1.67%，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父母心理控制、心理资本、负面评价恐惧、师生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心理资本与师生关系显著正相关，父母心理控制与心理资本、心理资本与负面评价恐惧显著负相关。年龄分别与心理资本、负面评价恐惧显著相关，因其并非本研究主要考察变量，后续数据分析过程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注： * p＜.05，** p＜.01，*** p ＜.001 ，下同。

3.3  心理资本在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首先，采用Hayes(2013)插件中的Model 4，在控制性别、年龄变量的情况下对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心理资本(β =-0.21, p<0.001), 心理资本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β =-0.35, p<0.001)。基于百分位Bootstrap法进一步发现，心理资本在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b=0.07，SE为0.02，95%的置信区间为[0.04, 0.1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β=0.22, p<0.001)的31.81%。控制心理资本后，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恐惧的直接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0.15，p<0.001)，心理资本在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2 心理资本的中介模型检验

3.4  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其次，采用Hayes插件中的Model 59，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情况下检验师生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见表3)：将师生关系放入模型后，师生关系可以显著预测负面评价恐惧(β=0.10, p<0.01)，父母心理控制与师生关系的乘积项对负面评价恐惧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07, p<0.05)，说明师生关系能够调节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恐惧的预测作用。为了进一步揭示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将师生关系进行高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当师生关系水平较低时，父母心理控制会对负面评价恐惧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simple=0.23, t=4.29, p<0.001)；当师生关系水平较高时，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恐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 = 0.09, t=1.86, p>0.05)。

图3 师生关系在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之间的调节作用

其次，心理资本与师生关系的乘积项对负面评价恐惧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7, p<0.05)，说明心理资本能够调节心理资本对负面评价恐惧的预测作用。为了进一步揭示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将心理资本进行高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如图4所示。当心理资本较低时，心理资本会对负面评价恐惧产生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simple =-0.28, t=-5.02, p<0.001)；当心理资本较高时，父母心理控制对心理资本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Bsimple=-0.43, t= -8.76, p<0.001)。

图4 师生关系在心理资本与负面评价恐惧之间的调节作用

另外，父母心理控制与师生关系的乘积项对心理资本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3, p>0.05)，说明师生关系不能调节父母心理控制与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最后，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受到了师生关系的调节。具体而言，对于拥有低水平师生关系的高中生，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 0.067, Boot SE=0.03, 95%的置信区间([0.018, 0.136])。对于拥有高水平师生关系的高中生，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仍然显著（中介效应= 0.073, Boot SE = 0.03, 95%的置信区间=[0.027, 0.124]）。
表3 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选取高中生为研究对象，结合个人因素（心理资本）、家庭因素（父母心理控制）和学校因素（师生关系），从家校共育的视角下探讨了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正向预测高中生负面评价恐惧，心理资本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师生关系对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心理资本→负面评价恐惧)和直接路径(父母心理控制→负面评价恐惧)的调节作用显著。本研究结果为理解高中生负面评价恐惧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证据，同时丰富了重叠影响域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对预防干预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4.1  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正向预测高中生负面评价恐惧，支持了假设1。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武春霞 等, 2024; Pakdaman & Mortazavi Nasiri, 2014)。经历父母心理控制的青少年，会拥有更低的自尊和自我评价(高鑫 等, 2016; 武春霞 等, 2024)，缺乏解决和应对问题的能力(Carr et al., 2021)，同时也容易把对负面评价的恐惧泛化到其他人际情境里，最终导致其负面评价恐惧的增加(Rapee & Heimberg, 1997)。本研究丰富了对负面评价恐惧前因变量的探索，除了拒绝和过度保护的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张帅佳, 2021)和粗暴养育外(罗小漫 等, 2022)，父母心理控制也可正向预测高中生负面评价恐惧。这提示家长，除了给予子女充足的关爱外，尊重子女的自主性也很重要(Barber, 1996)。当子女的自主性被破坏时，其对负面评价的恐惧也会增加。因此，对父母进行适当的家庭干预以使父母能够尊重子女的自主性，将有利于降低其负面评价恐惧。
4.2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可以通过心理资本间接影响负面评价恐惧，支持了假设2。也就是说，父母心理控制能削弱高中生的心理资本水平，进而增加其负面评价恐惧。本研究发现了心理资本在帮助解释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支持了素质压力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
一方面，父母心理控制会降低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当父母对子女的想法和情绪进行过度控制时，容易让他们产生不安全感和低能力感(翟梦晓 等, 2024; Li et al., 2013)，使其较难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不能合理的调动内在资源来应对来自父母的压力(吴旻 等, 2024)。在父母心理控制的压力下，会损耗掉他们的积极心理资源(范兴华 等, 2018)，造成心理资本水平的下降。
另一方面，心理资本水平的降低会导致负面评价恐惧的增加。这可能是因为，低心理资本水平会使个体较难调节负性情绪，易感性更高，容易沉浸在不安全感、焦虑等消极情绪中(Xiong et al., 2020)。此外，心理资本水平低的个体拥有较低的自尊，倾向于以更为消极的方式进行归因(周莉 等, 2024)。因此，心理资本水平较低的个体，在不安全感等负性情绪和低自尊的消极认知作用下，会更在意和更恐惧来自别人的负面评价，进而会有更多的负面评价恐惧。
从干预的角度来看，可以同时从影响高中生的远端因素和近端因素同时进行干预，从远端因素而言，对父母进行适当的家庭干预，减少其对孩子的心理控制。例如，父母可以多给子女提供支持，与子女建立亲密的关系(翟梦晓 等, 2024)，采用合适恰当的方式与子女进行良好的沟通，尊重子女的自主性，不过多地进行干涉；从近端因素而言，可以对高中生多鼓励，减少采用否定等方式进行教育，培养其良好的心理资本水平。相关教育工作者可以结合上述举措对中职生的远端和近端因素进行干预，进而达到降低负面评价恐惧的效果。
4.3  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也发现，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而言，该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和直接路径。
首先，本研究发现，师生关系调节了心理资本与负面评价恐惧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对于师生关系水平低的个体，心理资本对负面评价恐惧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而对于师生关系水平高的个体，心理资本对负面评价恐惧的负向预测作用更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3c，验证了“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促进假说。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师生关系高的青少年，可以从老师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认可，从而具有更高的自尊(余宾 等, 2025)和体验到更多的情绪安全感与积极情绪(谭德琴 等, 2022)，进而增强了心理资本对负面评价恐惧的负向影响。相比之下，师生关系低的青少年，较难从老师里获得所需要的支持和帮助，更容易导致内外化问题的产生(Baker et al., 2008)。因此，相较于师生关系低的青少年，心理资本对高师生关系青少年的负面评价恐惧的负向影响更强。
其次，本研究发现，师生关系调节了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具体而言，对于师生关系水平低的个体，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恐惧的预测作用显著；而对于师生关系水平高的个体，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恐惧的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3b，验证了风险缓冲假说。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对于高师生关系的青少年而言，他们能够从老师身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安全感，弥补从父母那里无法获得的爱和自主性，从而能缓冲因父母心理控制而遭受负面评价恐惧的风险。相比之下，对于低师生关系的青少年而言，由于缺乏老师的支持和关爱，会更容易受到父母心理控制的消极影响，进而表现出更多的负面评价恐惧。
最后，本研究发现，师生关系对父母心理控制与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说明父母心理控制对心理资本的预测作用较为牢固。可能是因为，对于高风险因素来说，社会支持的保护作用有限(Vanderbilt-Adriance & Shaw, 2008)。例如，杨继平等人(2021)的研究发现，友谊质量无法调节儿童期虐待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虽然老师和同伴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谭德琴 等, 2022)，但是相比父母对孩子的消极影响，良好的师生关系带来的保护作用也非常有限。
本研究结果在理论上进一步验证和拓展了重叠影响域理论、促进假说和风险缓冲假说。从实践方面来看，本研究结果强调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对高中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对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预防和干预具有启发：老师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多给予学生关心和鼓励，建立良好的师生沟通方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4.4  研究不足
本研究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机制，发现了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及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但仍有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是横断研究设计，无法完全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追踪研究探索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同时考察了家庭环境变量和学校环境变量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未来研究可探讨诸如同伴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其他环境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最后，本研究虽同时仅关注了心理资本这一心理特质因素，但其他诸如认知因素、情绪因素和人格因素等个人特征因素的影响也值得后续研究进一步挖掘。
5  结论
通过探讨父母心理控制与高中生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正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
（2）父母心理控制可以通过心理资本间接预测负面评价恐惧。
（3）师生关系在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即“心理资本-负面评价恐惧”和直接路径即“父母心理控制-负面评价恐惧”起调节作用。在后半路径中，心理资本对负面评价恐惧的负向影响在师生关系较高时更强；在直接路径中，父母心理控制和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在师生关系较高时不显著。

参考文献
安鑫, 盛烨. (2013). 父母教养方式、羞怯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1(3), 434–437.
陈祉妍. (2002). 中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与考试焦虑的相关性.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2, 855–857.
杜佳彤. (2024). 父母心理控制对高职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心理资本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月刊, 19(2), 81–83, 95.
范兴华, 范志宇. (2020). 亲子关系与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感：心理资本的中介与零花钱的调节.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8(3), 624–627, 632.
范兴华, 简晶萍, 陈锋菊, 于梦娇, 周妍, 谌俏. (2018). 家庭处境不利与留守儿童心理适应:心理资本的中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6(2), 353–357.
高鑫, 邢淑芬, 赵军燕. (2016). 父母的心理控制与儿童心理社会功能的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24(11), 1792–1801.
黄强, 侯金芹, 陈祉妍. (2024). 家校共育视角下同伴侵害的影响因素探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40(6), 845–852.
李喜, 张鹏程, 汪海彬. (2024). 农村中小学寄宿生亲子关系对抑郁的影响：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40(4), 524–532.
刘万伦, 沃建中. (2005). 师生关系与中小学生学校适应性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1, 87–90.
罗小漫, 何浩, 潘彦谷. (2022). 粗暴养育对高职生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及链式中介效应.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0(2), 266–271.
彭顺, 汪夏, 牛更枫, 张红坡, 胡祥恩. (2019). 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基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5(1), 121–128.
权方英, 雷晓芳, 梁滨麒, 王露, 李宏翰. (2024). 负性评价恐惧与问题性手机使用：交往焦虑和孤独感的序列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40(3), 412–420.
苏洁, 朱丽华, 李莎, Yang C., G.Bear G., 谢家树. (2021). 特拉华校园氛围量表(学生卷)中文版再修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3), 544–548, 553.
谭德琴, 谢瑞波, 丁菀, 吴伟, 宋省成, 李伟健. (2022). 亲子依恋和师生关系对留守儿童内化问题的影响：同伴依恋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3), 339–345.
王虹, 孙颖, 梁腾飞, 刘雷, 郑洪冰. (2016). 人格对小学生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补偿效应. 心理研究, 9(5), 89–94.
王艳辉, 沈梓锋, 赖雪芬. (2024). 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意志控制和越轨同伴交往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40(2), 248–256. 
武春霞, 薛朝霞, 李静, 闫丹凤. (2024). 父母心理控制对大学新生社交焦虑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2(1), 29–34.
吴旻, 谢燕, 李妍. (2024). 母亲温暖和父亲温暖教养的一致性与农村儿童亲社会行为：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2(2), 251–257, 273.
吴旻, 周欣然, 叶攀琴, 孙丽萍. (2021). 师生、同伴、亲子关系对农村小学寄宿生心理资本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2), 230–235.
吴桐, 杨柠溪, 蔡丽, 张妍, 桑志芹. (2021). 自悯对社交焦虑的影响：自尊和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1), 169–172, 78.
熊猛, 叶一舵. (2014). 心理资本:理论、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32(3), 84–92.
杨继平, 王娜, 高玲, 王兴超. (2021). 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44(1), 74–81.
叶贝, 李丹, 代同同, 刘俊升, 陈欣银. (2019). 青少年早期负面评价恐惧的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 心理科学, 42(1), 62–67.
余宾, 郭成, 缪华灵, 彭于珏. (2025). 师生关系与小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自尊和亲子亲合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41(1), 99–108.
翟梦晓, 崔伟, 吴青霞, 徐夫真. (2024). 父母心理控制对儿童焦虑的影响：另一方父母与儿童亲子亲密的缓冲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2(1), 137–141.
张阔, 张赛, 董颖红. (2010). 积极心理资本:测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8(1), 58–64.
张帅佳. (2021).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关系: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 昭通学院学报, 43(6), 113–118.
张秀慧, 赵宝, 王志家, 刘莉. (2022). 父母控制与儿童心理适应的关系：儿童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 197–203.
张野, 张珊珊, 白冬梅, 刘致宏. (2024). 校园人际排斥与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关系：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40(4), 563–571.
张正, 李雪欣. (2023). 负面评价恐惧与强迫性购买：物质主义的中介与特质敬畏的调节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1(4), 541–548.
周莉, 王宏霞, 耿靖宇, 雷雳. (2024). 大学生网络受欺负与抑郁的关系：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47(4), 981–989.
周姿言, 赵智睿, 徐敏, 刘雨佳, 常松, 辛素飞. (2024). 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与中学生攻击行为:积极心理资本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 420–426. 
Baker, J. A., Grant, S., & Morlock, L. (2008).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s a developmental context for children with internalizing or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3(1), 3–15.
Barber, B. K. (1996).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Revisiting a neglected construct. Child Development, 67(6), 3296–3319.
Bear, G. G., Yang, C., Harris, A. B., Mantz, L. S., & Boyer, D. (2016). Technical manual for Delaware School Survey: Scales of school climat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tudent engagement, and positive, punitive, and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techniques (2016 Version).
Bronfenbrenner, U. (1986). Ecology of the family as a context for human-development - research perspectiv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6), 723–742.
Carr, V. M., Francis, A. P., & Wieth, M. B.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icopter parenting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30(8), 1910–1919.
Cheng, G., Zhang, D., & Ding, F. (2015). Self-esteem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s mediators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anxiety in Chinese emerging adu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61(6), 569–576.
Epstein, J. L., & Salinas, K. C. (2004). Partnering with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61(8), 12–18.
Fergus, S., & Zimmerman, M. A. (2005). Adolescent resilience: A work for understanding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risk.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6(1), 399–419.
Franck, E., Vanderhasselt, M.-A., Goubert, L., Loeys, T., Temmerman, M., & De Raedt, R. (2016). The role of self-esteem insta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stnatal depression: A prospective study testing a diathesis-stress account.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50, 15–22.
Fredrickson, B. L. (2013). Updated thinking on positivity ratio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8(9), 814–822.
Hayes , A.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51(3),335-337.
Hobfoll, S. E. (1989).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3), 513–524.
Li, X., Li, D., & Newman, J. (2013). Parental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trol.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6), 442–447.
Luthans, F., Avolio, B. J., Avey, J. B., & Norman, S. M. (2007).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60(3), 541–572.
Mordeno, I. G., Gallemit, I. M. J. S., Lantud, S. S. B., & Hall, B. J. (2019). Personal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mediat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PsyCh Journal, 8(3), 318–329.
Muhtadie, L., Zhou, Q., Eisenberg, N., & Wang, Y. (2013). Predicting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Chinese children: The unique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arenting and child temperament.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5(3), 653–667.
Pakdaman, S., & Mortazavi Nasiri, F. S. (2014).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s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 comparison of gifted and normal adolescent girls.
Rapee, R. M., & Heimberg, R. G. (1997). 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anxiety in social phobia.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5(8), 741–756.
Rosenberg, M.(1989).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Revised Edition.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Rogers, A. A., Padilla-Walker, L. M., McLean, R. D., & Hurst, J. L. (2020). Trajectories of Perceived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cross Adolesc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9(1), 136–149.
Sabol, T. J., & Pianta, R. C. (2012). Recent trends in research on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14(3), 213–231.
Sakiz, G., Pape, S. J., & Hoy, A. W. (2012). Does perceived teacher affective support matter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50(2), 235–255.
Vanderbilt-Adriance, E., & Shaw, D. S. (2008). Conceptualizing and Re-Evaluating Resilience Across Levels of Risk, Time, and Domains of Competence.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1(1–2), 30–58.
Wang, Q., Pomerantz, E. M., & Chen, H. (2007). The Role of Parents’ Control in Early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hild Development, 78(5), 1592–1610.
Xiong, J., Hai, M., Wang, J., Li, Y., & Jiang, G. (2020). Cumulative risk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41(5), 409–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