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不良经历对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自恋与道德推脱的多重链式中介作用》

文章题目：《童年不良经历对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自恋与道德推脱的多重链式中介作用》。

作者姓名：杜小虎，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本文系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2024XKT0825）研究成果。

文章摘要：为调查童年不良经历对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为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预防和教育提供参考，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选取江苏省徐州市三所中学共1598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童年不良经历正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自恋特质与道德推脱在其中具有中介作用。具体来说，夸大自恋通过增强道德推脱进一步促进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而脆弱自恋虽然正向影响道德推脱，但对网络欺凌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结论：童年不良经历通过影响个体自恋特质和道德认知，促使其采用道德推脱策略，促进网络欺凌行为的实施。

关键词：童年不良经历；网络欺凌行为；自恋；道德推脱；中学生 

正文：

1  引言

在当下，网络欺凌已成为全球青少年群体面临的严峻社会挑战。2024年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约六分之一（15%）的青少年曾遭受网络欺凌，近八分之一（12%）的青少年承认实施过此类行为，且这一比例较2018年有所上升[1]。与传统欺凌相比，网络欺凌因其隐匿性、不确定性及超时空性等特性，使受害者更难逃避侵害，同时其长期心理影响与社会适应困境更为突出[2]。现有研究表明，网络欺凌行为不仅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塑造，更深受个体心理特质与认知机制的调控[3-6]。其中，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作为高度相关的风险因素，被广泛认为会增加个体攻击性行为的发生概率[7-8]。然而，童年不良经历如何通过特定心理机制影响网络欺凌行为，其内在作用路径仍有待深入挖掘。厘清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拓展网络欺凌的理论框架，也对预防与干预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童年不良经历是指个体18岁之前所遭受的各种伤害及负性事件，主要包括身体或情感虐待及忽视、家庭暴力、家庭功能障碍等，这种不良经历会影响个体之后的情绪调节能力，并正向影响个体的攻击性倾向，使其更大几率产生攻击、暴力和反社会行为[9-11]。已有研究指出，具有童年不良经历的青少年其敌意归因倾向更强，在网络环境中，这种倾向会促进其采取欺凌行为作为补偿，以满足自身的控制感缺失[12]。目前研究中，对童年不良经历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个体心理特质和认知机制在其中的作用路径值得进一步探讨。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H1: 童年不良经历正向预测中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

自恋是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重要人格特质之一，可以划分为夸大自恋（Grandiose Narcissism）和脆弱自恋（Vulnerable Narcissism）[13]。具有夸大自恋特质的人，通常以高度的支配欲和低共情能力为主要表现，其更容易通过攻击性行为来维护自身的自尊和社会地位[14-15]。而具有脆弱自恋特质的人，通常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与自卑感，表面上不会轻易攻击他人，但在自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更容易采取道德推脱策略，从而减轻内在冲突[16]。因此，自恋特质（夸大/脆弱自恋）在童年不良经历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可能具有中介作用，但不同自恋特质的作用是否一致，还需要进一步探究。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H2: 夸大自恋、脆弱自恋在童年不良经历与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是Bandura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所提出的概念，简单来说，是指个体在做出不道德行为后，为了使自己免受道德标准约束而采取一系列的策略，共包括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等在内的8个推脱策略[17]。已有研究表明，道德推脱可以进一步分为传统道德推脱和网络道德推脱，二者都与网络欺凌行为高度相关，但根据个体外化程度不同其关联模式也有所差异[18]。童年不良经历会影响个体的道德认知发展，使其更容易采取道德推脱策略来规避对自身行为的负面评价，自恋特质也会产生相似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强化这一倾向[19-20]。因此，道德推脱在童年不良经历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可能具有中介作用，并构成多重链式中介路径，解释其具体的内在作用机制。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H3和H4: H3道德推脱在童年不良经历与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H4夸大自恋、脆弱自恋和道德推脱在童年不良经历与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之间构成多重链式中介路径。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选取江苏省徐州市的三所学校（一所初中、一所高中、一所中专）的初一到高二的5个年级采用随机整群抽样，共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1643份，在剔除无效问卷之后，最终有效问卷为1598份，有效回收率97.26%。其中，男生751人，女生847人；初一238人，初二134人，初三180人，高一634人，高二412人。被试年龄在12～18岁之间（M=15.37, SD=1.36）。

2.2  研究工具

2.2.1  童年不良经历问卷

采用周春艳翻译修订的儿童期逆境国际问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l Questionnaire, ACE-IQ) [21]。修订后的ACE-IQ共14条目，22个逆境描述， 4个维度，维度具体包括：儿童虐待忽视、家庭外暴力、家庭功能障碍和父/母亲缺失。计分方式上延用原问卷，即单个条目中的任一题目选择“是”，则该条目计1分，表示存在该项逆境；若该条目下所有的情况均选择“否”，那么该条目计0分，表明不存在该项逆境。最后将所有得分相加，计算总分，代表个体在其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逆境种类的个数。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787。

2.2.2  自恋问卷

本研究中，将自恋分为夸大自恋和脆弱自恋两个维度，针对夸大自恋和脆弱自恋分别采用13条目自恋人格量表和自恋过度敏感性量表进行测量。

13条目自恋人格量表：采用程浩翻译的中文版13条目自恋人格量表，包括3个维度，分别是领导/权威、夸大的自我表现欲、特权感/占有欲 [22]。其原量表是由Gentile等参考Raskin和Terry的40题自恋人格量表以及Ames，Rose和Anderson的16题版本而开发，用以评估个体外显自恋的程度[23]。计分方式上采用迫选作答，1表示不符合，2表示符合。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外显自恋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80。

自恋过度敏感性量表(HSNS)：采用Hendin提出的HSNS量表[24]。该量表是评估脆弱性自恋的一维测量，由10个自我报告的项目组成，每个项目均以5分Likert量表进行评分，1到5分别表示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这些项目相加即可得出总分，范围为1~50分，总分越低说明个体的隐性自恋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14。

2.2.3  道德推脱问卷

采用 Bandura 等编制并由王兴超、杨继平修订的《道德推脱问卷》（Moral Disengagement Questionnaire, MDQ）评估个体合理化不道德行为的倾向[25]。该问卷一共包含26个条目，同时根据道德推脱的主要机制划分为8个分量表，包括道德辩护、责任转移、非人性化等。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4点评分（1=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07。

2.2.4  网络欺凌量表

采用《网络欺凌量表》（CBI）中的网络欺凌分量表（CB），由 Zhou 等人修订成中文版[26-27]。量表包含18个条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1=从未，4=5次以上），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出现网络欺凌行为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48。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9. 0 进行数据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并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 v4.2宏程序进行中介模型检验[28]。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检验本研究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变量的所有题项进行未经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共有21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为12. 461% （< 40%）。

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和表 2。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表1),男女生在网络欺凌行为、童年不良经历、夸大自恋、脆弱自恋上的差异显著。（t（1598）网络欺凌= 3.159，p=0.002<0.05; t（1598）童年不良经历= -2.566，p=0.01<0.05; t（1598）夸大自恋= -3.567，p=<0.001; t（1598）脆弱自恋= -6.271，p=<0.001）在道德推脱方面，男生比女生得分略高、但性别差异不显著（t（1598）道德推脱= 1.002，p>0.05）。

相关分析发现（表2），网络欺凌行为、童年不良经历、夸大自恋、脆弱自恋、道德推脱，两两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

表1 性别在各个变量上的差异分析(M±SD)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分析

N=1598；* p<0.05,** p <0.01,*** p <0.001,下同。

3.3  自恋和道德推脱的多重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 PROCESS 宏程序 Model 80，在控制性别和生源地的情况下考察夸大自恋、脆弱自恋、道德推脱在童年不良经历与网络欺凌行之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童年不良经历显著正向预测夸大自恋(β=0.246, P< 0.001)；夸大自恋(β=0.213, P<0.001),显著正向预测道德推脱(β=0.209, P< 0.001)和网络欺凌行为 (β=0.167, P< 0.001)。夸大自恋对道德推脱 (β=0.180, P<0.001)、网络欺凌行为 (β= 0.146, P< 0.001)均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脆弱自恋对道德推脱 (β=0.020, P>0.05)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但对网络欺凌行为(β= -0.023, P>0.05)的预测作用不显著。道德推脱对网络欺凌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0.203, P< 0.001)。

Bootstrap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4和图1所示。童年不良经历对网络欺凌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 ,占比66.7%。总间接效应显著,占比33.3%。其中有4条间接路径显著:(1) 童年不良经历—夸大自恋—网络欺凌行为,占比10.9%;(2) 童年不良经历—道德推脱—网络欺凌行为,占比18.5%;(3) 童年不良经历—夸大自恋—道德推脱—网络欺凌行为,占比2.8%；（4）童年不良经历—脆弱自恋—道德推脱—网络欺凌行为，占比4.9%。

表3  童年不良经历与网络欺凌行为链式中介的回归分析表

注：* p<0.05,** p <0.01,*** p <0.001。性别：1=男生，2=女生；生源地：1=农村，2=城市。           

表4  童年不良经历与网络欺凌行为链式中介效应量分析表

图 1 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检验路径图

4  讨论

4.1  童年不良经历与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得出，童年不良经历对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Chen Q、Kircaburun K等的研究结果一致[29-30]，即童年不良经历导致网络欺凌行为。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具有童年不良经历的个体通过观察学习习得攻击性行为，形成消极归因增加敌意，并削弱自我调节，促使个体通过道德推脱合理化欺凌，从而增加网络欺凌行为[31]。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H. Omar 等的研究指出，网络欺凌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童年不良经历，其影响不仅限于欺凌者，还可能影响被欺凌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能力[32]。这意味着，网络欺凌不仅是童年不良经历的结果，也可能成为一个持续的创伤因素，进一步影响个体的心理发展。此外，A. I. Nwodu 研究发现，青少年如果在童年时期目睹家庭暴力，更可能在青春期或成年后参与网络欺凌[33]。这一点补充了 KKircaburun K的研究，表明不仅直接经历虐待会导致网络欺凌，目睹暴力也可能在其中起作用。

4.2  夸大自恋、脆弱自恋和道德推脱的单独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得出，夸大自恋和脆弱自恋在童年不良经历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不同，其中夸大自恋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而脆弱自恋不具有预测作用。童年不良经历可能会损害个体的自我价值感，促使夸大自恋个体通过贬低他人来增强自尊[34]，而网络环境的匿名性和低成本风险进一步削弱了行为约束力。脆弱自恋个体相比较于成为网络欺凌实施者，其更可能成为欺凌的受害者，但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在匿名、隐私的网络环境下，脆弱自恋个体的攻击性会所有提高，甚至可以与夸大自恋个体持平[35]。根据自恋特质的不同表现，本研究认为脆弱自恋个体可能会更多采取冷暴力或被动攻击的方式，而非直接的网络欺凌行为，其更倾向于回避负面情绪、而非像夸大自恋个体通过欺凌行为来维护自尊，这可能解释了脆弱自恋在童年不良经历与网络欺凌行为未具有中介作用。

此外，研究还发现，道德推脱在童年不良经历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童年不良经历通过影响个体的道德认知发展，使个体更倾向于采取道德推脱策略，来避免实施不道德行为所带来的道德压力和心理负担，从而在网络情境下更容易实施欺凌行为。除此之外，网络情境自身的特点，如隐匿性、超时空性、危害后果严重且不易消除等，也进一步削弱了个体的道德责任感，促进了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的可能性[2]。

4.3  夸大自恋、脆弱自恋和道德推脱的多重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得出，夸大自恋和脆弱自恋通过道德推脱在童年不良经历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构成多重链式中介效应，但两者的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童年不良经历通过夸大自恋增强道德推脱，从而促进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但该路径的整体效应值较小（2.8%）。这说明了，虽然夸大自恋个体更容易采取攻击行为，但道德推脱在其中的作用相对有限，个体更可能通过直接的欺凌行为来维持自尊。相比较而言，脆弱自恋虽然没有直接预测网络欺凌行为，但与道德推脱的联系比夸大自恋更为密切。表4数据显示，童年不良经历通过脆弱自恋增强道德推脱的效应值更高（4.9%），表明脆弱自恋个体比夸大自恋个体更容易产生道德推脱倾向。然而，尽管脆弱自恋个体在心理层面上更容易采取道德推脱，但他们也更倾向于选择回避、而非选择直接攻击。因此虽然其道德推脱水平较高，但最终并未显著增加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童年不良经历对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夸大自恋、脆弱自恋和道德推脱的多重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童年不良经历不仅直接正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还通过不同的心理机制产生间接影响。具体包括：

（1）夸大自恋在其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即童年不良经历可能增强个体的夸大自恋特质，使其更容易通过道德推脱降低道德责任感，从而增加网络欺凌行为。

（2）脆弱自恋未直接预测网络欺凌，但在童年不良经历与道德推脱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尽管脆弱自恋者更倾向于道德推脱，但由于其社交回避和低攻击性，未显著促进网络欺凌行为。

（3）道德推脱在整体路径中发挥关键作用，个体通过合理化、责任转移等方式降低对网络欺凌行为的内疚感，从而增强欺凌倾向。夸大自恋路径对网络欺凌的影响更直接，而脆弱自恋路径主要影响道德推脱，两者机制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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