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手机依赖的影响：情绪不平衡的中介作用

贾取 单位职务职称：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心理教研员  中级职称 邮编：518107

曹奔 单位职务职称：深圳市光明区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光明勤诚达学校 心理老师  中级职称 邮编：518107

刘慧莉 单位职务职称：深圳市光明区百花实验学校 心理老师    邮编：518132

注：共同一作 曹奔, email: 251325080@qq.com

       通讯作者 刘慧莉，email：liuhuilipsy@163.com

一、引言
        手机依赖(smartphone dependence)也被称为手机成瘾或是问题性手机使用。由于个体过度使用手机而产生了心理依赖，进而对手机及其相关服务使用失去控制，导致日常生活被干扰，并出现心理或行为问题。[1]。2021年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我国中学生手机依赖发生率高达27.4%，对比以往研究中学生手机以来发生率在不断上升[2]。以往研究发现，手机依赖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社会功能和神经发育等方面造成不良影响。同时青春期作为神经可塑性发展的关键时期（13-18岁），其多巴胺奖赏系统的敏感性可能加剧手机依赖风险，因此预防手机依赖，有利于促进初中生的身心健康[3-4]。
        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作为家庭教育模式的核心载体，是家庭成员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的系统性互动机制，其本质在于通过价值导向传递、行为示范引导及情感反馈调节等三维路径，将养育主体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体系，这个过程既包含显性的教育策略（如规则设定、奖惩机制），也涵盖隐性的文化传承（如家庭观念、情绪管理范式），更涉及代际间的情感联结模式（如依恋关系的建立、共情能力的培养），最终构成影响子女人格塑造与行为发展的关键生态要素。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微观系统，父母的教养方式直接塑造初中学生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研究发现拒绝型教养的父母会通过剥夺情感支持加剧青少年的不安全感，促使青少年通过手机社交寻求归属感，过度保护型的教养方式教养由于限制了青少年的自主性发展，导致他们情绪调节能力不足，个体更易依赖手机游戏逃避现实压力；而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则通过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增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从而降低他们手机依赖风险[5-7]。可以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手机依赖关系密切，本研究将探索该问题在初中学生群体中的情况。
        情绪不平衡是指个体在情绪体验、表达或调节过程中存在显著困难，表现为情绪波动剧烈、情绪反应过度或不足、难以适应环境需求等状[8]。具体而言情绪不平衡是一个多维度的心理概念，其属性需从心理学的不同理论范式来进行交叉界定，可将其解构为心理特质的情绪不稳定性、心理状态的情绪失调、心理能力的情绪调节缺陷和心理过程的系统失衡四个维度，是对情感特质、情绪状态和调节能力的综合描述[9]。维持情绪平衡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其形成和发展与父母教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积极的交往方式有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相          反消极的教养方式则会加剧负面情绪的传达从而影响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10]。
总而言之，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子女情绪平衡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及手机依赖水平。本研究以S市G区的初中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和子女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情绪不平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S市G区初中学生，共对全区35388名初中生发放问卷，有效回收35006份，回收率98.92%。其中：男生19377份，女生15629份；初一学生13603份，初二学生12292份，初三学生9111份；非独生子女29912份，独生子女5094份。
（二）测量工具
1.父母教养方式
        本研究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该问卷由蒋获等人修订，共21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包含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3个子维度，施测完成后通过对某一维度的分数进行加权计分[11]。
2.手机依赖
        SAS-SV（Smartphone Addition Scale-Short Version）是智能手机依赖量表的简版。我国学者项明强等人对其进行了中文修订，考察其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适用性，该量表适用于12-17岁青少年。该量表总共包含10个题目，采用6点计分，总分≥32分被认为智能手机依赖[12]。本研究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2。
3.情绪不平衡
       本研究采用王极盛编制的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中的情绪不平衡分量表，该问卷适用于12-18岁的中学生[8]，共6道题目，本研究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5。
（三）程序和统计方法
        在G区多所学校以班级为单位统计施测，采用SPSS 25.0和PROCESS插件进行分析，最后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分析发现第一个因子可解释的最大变异量28.02％（<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初中生智能手机依赖现状调查
        根据本研究选取量表的筛选标准，判定非手机依赖初中生26080人，占比74.5%，手机依赖初中生8926人，占比25.5%。女生手机依赖程度显著高于男生( M女生 = 2.52，M男生 = 2.36；p <0. 001)。非独生子女的手机依赖程度显著高于独生子女（M非独生 = 2.45，M独生 = 2.35；p <0. 001）。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初中学生整体手机依赖水平随着年级的上升而上升（M初一 = 2.33，M初二 = 2.46,M初三 = 2.57；p <0. 001）。

（三）初中生情绪不平衡的性别差异分析结果
      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表明， 初中女生情绪不平衡程度高于男生（M女生 = 2.00，M男生 = 1.75，p <0. 001）。非独生子女的情绪不平衡程度显著高于独生子女（M非独生 = 1.86,M独生=1.83；p <0. 001）。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初中生整体情绪不平衡水平随年级上升而上升（M初一 = 1.75，M初二 = 1.89,M初三 = 1.96；p <0. 001)。
（四）各变量的相关关系
        初中生手机依赖与父母拒绝、父母过度保护呈正相关关系(r = 0.260, p < 0. 001; r = 0.171, p < 0. 001)，与父母情感温暖呈负相关关系(r = -0.193, p < 0. 001)。情绪不平衡与父母拒绝、父母过度保护、手机依赖呈正相关关系(r = 0.452, p < 0. 001; r = 0.342, p < 0. 001;r = 0.434, p < 0. 001),与父母情感温暖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r= -0.235, p <0. 001）。父母拒绝与父母情感温暖负相关（r = -0.300,p<0.001），与父母过度保护正相关（r = 0.575, p<0.001），父母情感温暖与过渡保护正相关（r = 0.187,p<0.001）.
 （五）情绪不平衡的中介作用
1.情绪不平衡在父母拒绝与中学生手机依赖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父母拒绝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β=0.17,p<0.001)和情绪不平衡(β=0.64,p<0.001)。情绪不平衡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β=0.58,p<0.001)。因此，情绪不平衡在父母拒绝和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1 情绪不平衡在父母拒绝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对情绪不平衡在父母拒绝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95%的置信区间为[0.36,0.39]，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37，占总效应68.52%。
                                                   表2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父母拒绝）

2.情绪不平衡在父母情感温暖维度与中学生手机依赖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父母情感温暖显著负向预测手机依赖(β=-0.14,p<0.001)和情绪不平衡(β=-0.24,p<0.001)。情绪不平衡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β=0.60,p<0.001)。因此，情绪不平衡在父母情感温暖和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3情绪不平衡在父母情感温暖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对情绪不平衡在父母情感温暖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95%的置信区间为[-0.15,-0.13]，区间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14，占总效应50%。 

                                           表4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父母情感温暖）

3.情绪不平衡在父母过度保护与中学生手机依赖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父母过度保护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β=0.06 ,p<0.001)和情绪不平衡(β=0.53,p<0.001)。情绪不平衡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β=0.62,p<0.001)。因此，情绪不平衡在父母过度保护和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详见表5。
                                     表5 情绪不平衡在父母过度保护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对情绪不平衡在父母过度保护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95%的置信区间为[0.31,0.34]，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33，占总效应84.62%。
                                        表6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父母过度保护维度）

四、讨论
（一）各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初中阶段男生和女生在手机依赖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女生手机依赖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这与以往诸多研究保持一致，这可能的原因是男女生在手机使用的动机上存在差异，女生在人际交往同伴关系上存在更高的依赖性，会更多地使用手机来进行情感表达和关系维护，喜欢用手机的即时通讯软件来寻求归属感的满足；而男生更多的是通过手机来进行娱乐放松，并且男生更倾向于在现实生活中展示自己的价值，同时他们更习惯于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情感沟通[13-15]。是否为独生子女在手机依赖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非独生子女的手机依赖程度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在家庭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子女数量的增加会导致每个孩子可获得的资源被稀释，这些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如教育支出）、心理资源（如父母关注）和机会资源（如升学机会）等，研究发现非独生子女获得的父母情感投入密度较独生子女大幅降低[16-17]，这种情感空缺可能导致初中生通过手机社交进行代偿；当然相关研究也发现，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建立依恋关系、获得情感支持、增强社交技能[18]，这也可能降低他们对手机的依赖。在不同年级上，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初三手机依赖得分最高，初一年级得分最低，这与以往诸多研究结果一致，例如李月等人在对北京市初中生大规模调查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14]。性别在情绪不平衡得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女生情绪不平衡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原因是社会角色可能强化女性对情感体验的关注与表达，而男性则在情绪体验和表达上则更加内隐，这导致女初中生情绪体验的自我关注度增强与调节动机减弱，情绪不平衡更加明显[19]。
（二）父母教养方式 、情绪不平衡与手机依赖
        本研究对父母教养方式、情绪不平衡与初中学生手机依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父母的拒绝或者过度保护都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水平，相反父母的情感温暖显著负向预测手机依赖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手机使用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过往诸多研究结果一致。研究表明，采用温暖接纳型教养方式的父母能为子女提供充分的情感支持，这种支持性环境有助于个体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从而降低通他们通过手机寻求代偿性情感支持的行为倾向。相反，采用拒绝型或过度干涉教养方式的家庭中，青少年出现情绪调节障碍的风险则显著增加，这类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更倾向于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来构建虚拟的人际关系，他们日均手机使用时长较正常家庭青少年有显著增加[6,7,12,20]。
        另外，本研究发现情绪不平衡水平越高，初中生手机依赖程度越高，情绪不平衡水平与手机依赖之间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当个体情绪稳定性下降时，前额叶皮层对冲动行为的抑制功能减弱，导致其更倾向于通过手机即时获取奖励反馈，这种补偿性使用会增加手机依赖。另外研究发现父母情感温暖和子女情绪不平衡显著负相关，这其中的原因是当家庭中的父母能够以温暖支持的态度面对子女时，子女能够形成更加稳定平衡的情感状态，在遇到困难或者压力时也会以更加积极的状态应对；相反父母的拒绝或者过度保护都与情感不平衡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消极的教养方式，会使子女感受到更多的负面情绪，当他们遇到困难和压力时也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不平衡状态，进而更容易沉迷到网络虚拟世界之中。
（三）情绪不平衡的中介作用
        该研究中情绪不平衡作为中介变量，在父母教养方式和手机依赖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父母教养方式既直接影响初中学生手机依赖，还可通过影响子女的情绪不平衡间接影响他们的手机依赖。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手机依赖行为的影响机制包含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双重路径。作为家庭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变量，教养方式不仅通过行为示范与规则设定直接影响子女的手机使用模式，还通过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作用间接作用于手机依赖倾向。具体而言，当父母以情感温暖、理性引导与自主支持等方式对待子女时，能够子女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与适应性情绪管理策略倾向与低自我效能感，从而降低其通过过度使用手机寻求情感补偿的可能性；反之，以情感拒绝、过度保护为特征的教养方式对待子女时，易导致子女在亲子互动中产生持续性心理压力，诱发情绪调节功能失调，进而增强个体对手机社交、游戏等功能的依赖倾向，形成回避现实压力的行为循环。这一作用机制可从依恋理论与社会学习理论的双重视角得到解释：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建立有助于青少年发展出积极的问题解决能力与情绪复原力，而父母在教养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回应性与合理要求，则为子女提供了观察学习适应性行为模式的范本。相反，当父母采用拒绝或过度保护的教养策略时，子女因长期感受到情感被忽视或自主性被剥夺，可能形成外归因的方式来缓解负面情绪体验。
（四）研究贡献与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对父母教养方式和初中学生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并在初中生群体中首次验证了情绪不平衡的中介作用，为初中学生的手机依赖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具体而言，研究深化了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手机依赖关系的理论解释，通过引入情绪不平衡这一多维心理概念，揭示了消极教养方式（如拒绝、过度保护）通过加剧情绪调节缺陷间接导致手机依赖的路径，弥补了以往研究多关注直接效应而忽视心理机制的问题。
        本研究给我们一定的实践启发，研究结果表明，预防青少年手机依赖需从家庭系统入手，父母需减少过度保护或者对孩子的拒绝行为，转而通过情感支持帮助子女建立情绪调节能力。其次，学校和社区可结合本研究的发现，设计针对情绪不平衡的心理干预课程，例如通过正念训练、情绪管理技能培养等方式提升青少年的心理韧性；同时学校还可以通过开展校园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引导孩子们学会用现实的人际关系取代虚拟的人机关系，从而减少其通过手机寻求情感代偿的动机；学校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帮助父母掌握科学教养策略，采用更加积极的养育方式，例如通过开放式沟通满足青少年的归属需求。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和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研究方法上，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如社会赞许性效应），未来可结合多方评价数据或行为观测数据来增强结果的可靠性。此外，研究为横断设计，难以严格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后续可采用纵向追踪或实验干预研究，进一步明确教养方式、情绪平衡与手机依赖的动态关系。在研究对象上，数据仅来自S市G区，且全部是初中生，结果推广至其他地区或年龄段时需谨慎。未来可扩大样本范围，纳入城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青少年，检验结果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1]Kwon, M., et al. (201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PloS One, 8(2), e56936.
[2]张全,刘正奎.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倾向量表中文版修订及信效度检验[J].中国公共卫生, 2021, 37(7):4.DOI:10.11847/zgggws1129783.
[3]Lin, Y., Pan, Y., Wang, M., et al.. Alterations of Regional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Smartphone Addiction: A -Analysis. Addiction Biology, 2021,26(4), e13023.
[4]Yuan, K., Qin, W., Liu, Y., et al. Reduced Fractional Anisotropy in the Left Prefrontal Cortex in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7,11, 181.
[5]王争艳, 雷雳.  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轨迹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26(3), 456-465.
[6]张卫, 岳颂华.,父母过度保护对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自主性需求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2020, 43(3), 654-660.
[7]周宗奎, 范翠英. 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抑制作用：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8, 34(4), 456-464.
[8]王极盛. 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及其应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7, 11(4): 205-208.
[9]Gross, J. J.. Emotion regul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15,26(1), 1-26.
[10]Casey, B. J., Jones, R. M., & Somerville, L. H. . Development of the emotional brain: Lessons from adolesc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anxiety disorders. Biological Psychiatr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Neuroimaging, 2019,4(4), 327-336.
[11]蒋奖, 鲁峥嵘, 蒋苾菁, 等.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0, 26(1): 94-99.
[12]项明强, 聂衍刚, 彭小燕, 等. 智能手机依赖量表简版（SAS-SV）在中国青少年中的信效度检验[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3): 487-491.
[13]徐华, 毕鑫强. 中学生手机依赖及其相关因素研究[J]. 心理研究, 2014, 7(4): 80-85.
[14]李月, 郭琦, 袁榕蔓. 中学生智能手机使用时长及依赖现状差异性研究[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2, (4): 36-40.
[15]王志清,中学生手机依赖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人际关系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D].海南师范大学[2025-02-28].
[16]Blake, J.  Family size and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Demography, 1981,18(4), 421-442.
[17]梁文艳,何茜.拥有兄弟姐妹如何影响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主观幸福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5, 43(1):81-95.
[18]朱文婷,张明珠. "一孩家庭与二孩家庭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差异分析——基于倾向值匹配模型估计." 4(2022).
[19]敖玲敏. 悲喜交加情绪体验的性别差异：基于实验室情景与真实生活情景的研究证据[D]. 西南大学, 2015.
[20]王极盛, 李雪芳. 医学生手机依赖焦虑症状与不确定心理压力的关联[J]. 中国学校卫生, 2021, 42(11): 1650-1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