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与高中生抑郁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在青少年发展研究领域，有许多研究都发现了家庭教养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父母教养投入作为家庭教养的核心内容[1]，更侧重于关注父母教养子女的内容和行为本身，研究发现其与孩子的抑郁问题有显著影响作用[2]。在抑郁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15~18岁（高中阶段）是抑郁情绪增长最为迅速的阶段[3,4,5,6]，因此高中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抑郁易感群体。

在父母教养投入的相关研究中，测量父母教养投入大多都是采用问卷法，即所测量的是报告方“感知到的”[7]父母教养投入，并不能完全反映完全客观的现实，由于报告方不同（父母自评或孩子评价），最终会得到不同的报告得分，导致父母教养投入的测量结果存在差异，而且这种报告差异并不是随机误差，而是一种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有现实意义的感知差异[8,9]。

有研究认为孩子评价的其所感知到的父母教养投入，能够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真实反应父母的教养投入行为，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与孩子的内外化问题关系更为紧密[10]。同时有研究指出在中国当前社会背景下，母亲依旧是家庭活动的主导者，而父亲在家庭教养投入方面相对来说程度较低[11]，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父亲教养投入的亲子感知差异问题，并提出假设1：父亲评价的教养投入显著高于高中生评价的教养投入，高中生评价的教养投入与抑郁相关显著性更强。

研究发现，积极教养行为的亲子感知差异比真实教养行为本身能够更稳定和有效的显著预测孩子的未来发展结果 [12,13]，同时有研究表明孩子所感知到的积极教养比家长更低时更容易出现内化问题[14]。依据De Los Reyes等人提出的“分歧—不适”假说，认为家长在消极教养行为上感知更低，在积极教养行为上感知更高，体现了家长会高估自己的教养行为，缺乏对孩子真实感受的了解，缺乏与孩子的有效沟通，因此当孩子遇到问题和困境时，家长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和提供有效的支持，最终影响孩子出现发展不良的结果。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父亲教养投入的亲子感知差异可以显著预测高中生抑郁。

目前对于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问题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同时教养投入感知差异跟高中生抑郁的影响机制还并不清楚。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孩子能够明显感知到父母的教养投入，孩子会努力寻求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若较少感知到父亲教养投入，则会更少选择问题中心应对方式，而应对方式和抑郁之间已有研究表明存在显著影响作用 [15,16]。因此本研究拟探索父亲教养投入的亲子感知差异是否能够预测高中生应对方式的选择，进而影响到高中生抑郁。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3：父亲教养投入的亲子感知差异会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而影响到高中生抑郁。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关注父亲自评教养投入与高中生评价教养投入的感知差异，及其对高中生抑郁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1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400对云南省曲靖市某高中高中生及其父亲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剔除完成率低的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382份，有效率为95.5%，其中高中生年龄为14~18岁（M = 16.77，SD = 0.71），男生占比46.7%，女生占比53.3%；高中生父亲年龄为36~55岁（M = 44.85，SD = 3.45）。

1.2测量工具

1.2.1父亲教养投入量表

伍新春等人编订的父亲自评教养投入量表及青少年评价父亲教养投入量表[10,17]，包含生活照顾、学业支持、情感交流、规则教导、休闲活动五个维度。在本研究中，父亲自评教养投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5，该问卷由父亲独立填写；青少年评价父亲教养投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该问卷由学生独立填写。

1.2.2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Radloff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18]，量表中有4个项目为反向计分。本研究中，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该问卷由学生独立填写。

1.2.3应对方式量表

陈树林等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19]，该量表分为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和情绪中心应对方式两个分量表。本研究中应对方式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4，该问卷由学生独立填写。

1.3施测程序

通过联系相关班级班主任，向学生及家长发送研究邀请函和知情同意书。学生问卷由各班班主任和研究者共同指导在自习课进行填写；家长问卷装在信封中由学生带回家中，家长填写完成后带回学校进行回收，在信封中还装有问卷填写说明，提醒问卷由学生父亲填写，不可由母亲代为填写，确保信息准确性。

1.4数据分析

使用SPSS25和Mplus8.3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分析、差异性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等，然后按照Shanock等人提出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响应面分析并完成绘图[20,21,22]，检验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对高中生抑郁的预测作用。使用标准分差法计算感知差异，该方法能够使得不同报告者的分数对感知差异值的贡献更加平等，平衡了原始分数的分布差异的影响。最后通过Mplus8.3采用Bootstrap置信区间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设定重复取样5000次，建构相应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作用分析。

2研究结果

2.1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的特点

对父亲报告的教养投入、高中生报告的教养投入和高中生抑郁进行相关检验。

表1各变量相关分析

注：***P<0.001, **P< 0.01 ,*P< 0.05。

数据显示父亲教养投入的父子感知相关系数为0.53（p < 0.01），父亲自评教养投入与高中生抑郁的相关系数为-0.17（p < 0.01），高中生评价父亲教养投入与高中生抑郁的相关系数为-0.36（p < 0.01），表明高中生感知的教养投入与其抑郁之间相关性更强。

对父亲和高中生感知到的教养投入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

表2 父亲教养投入配对样本t检验

父亲感知的教养投入（M=71.07，SD=13.75）与高中生感知的教养投入（M=69.58，SD=17.63）差异处于边缘显著（p < 0.1）。在规则教导和情感交流维度上差异显著，父亲感知的规则教导（M=11.71，SD=2.18）显著低于高中生感知的规则教导（M=12.07，SD=2.52；p<0.05），效应量较小（Cohen’ d=0.13）；父亲感知的情感交流（M=15.89，SD=2.18）显著高于高中生感知的情感交流（M=14.85，SD=4.70；p<0.001），效应量中等（Cohen’ d=0.24）。学业支持、生活照顾和休闲活动维度差异不显著。

2.2父亲教养投入父子感知对高中生抑郁的预测

进行响应面分析的前提条件是父亲感知教养投入与高中生感知教养投入之间要存在不一致，如果两个变量的Z分数之差小于0.5表示得分一致，否则即不一致。数据显示在父亲感知教养投入及规则教导、学业支持、生活照顾、情感交流、休闲活动各维度与高中生感知一致的比率分别为45.1%、38.5%、44.5%、39.5%、42.3%、44.8%，报告一致的不足半数，因此可以进行响应面分析。

以父亲对教养投入的感知作为X轴，高中生对教养投入的感知作为Y轴， 高中生抑郁作为Z轴建立响应面分析模型，多项式回归模型系数及响应面分析系数见表3，可视化结果见图1。
 

表3 父亲教养投入响应面分析

图1 父亲教养投入响应面分析模型图

在父亲教养投入的感知与高中生抑郁的关系上，一致性的负向线性效应显著（a1=-3.64,p < 0.001），表明父亲和高中生对教养投入的感知都越高时，高中生抑郁越低；差异的正向线性效应显著（a3=4.13,p < 0.001），表明着父子感知差异（父亲感知减去高中生感知）越大，高中生抑郁就越高。在父亲教养投入各维度的感知与高中生抑郁的关系上，一致性的负向线性效应显著均显著，表明父亲和高中生对规则教导、学业支持、生活照顾、情感交流、休闲活动的感知都越高时，高中生抑郁越低；差异的正向线性效应均显著，表明在各维度上父子感知差异越大，高中生抑郁越高。在休闲活动维度上父子感知差异的二次曲线预测作用显著（a4=2.39,p < 0.05），表明父子感知的一致性对高中生抑郁有负向影响。

2.3应对方式在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与高中生抑郁间的中介

使用父亲减去高中生的标准分差法计算教养投入的亲子感知差异，这一值越大，意味着父亲对教养投入的感知相对高中生就越高。以父子感知差异为自变量，以高中生抑郁为因变量，加入高中生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控制相关变量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使用Mplus8.3软件采用Bootstrap置信区间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设定重复取样5000次，路径模型拟合指数RMSEA为0.07，CFI为0.91，TLI为0.90，模型拟合良好。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的5个维度在潜变量上的载荷的绝对值在0.62 ~ 0.79，问题中心应对方式的3个维度在潜变量上的载荷的绝对值在0.58 ~ 0.88，情绪中心应对方式的4个维度在潜变量上的载荷的绝对值在0.52 ~ 0.81。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图2），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在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在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对问题中心应对方式有显著负向影响（β=-0.22，p < 0.001），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对抑郁有显著负向影响（β=-0.43，p < 0.001），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对抑郁影响不显著（β=0.10，p > 0.05），表明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通过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对抑郁产生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估计值为 0.09（p < 0.001），其95%置信区间为[0.04  0.16]。

图2 应对方式在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对高中生抑郁预测中的中介作用

3讨论

3.1父亲教养投入的亲子感知差异特点

在父亲教养投入方面，父亲报告得分并未显著高于高中生报告得分，但在具体的维度方面，情感交流维度父亲报告得分显著高于高中生报告得分，规则教导维度父亲报告得分显著低于高中生报告得分。

总体来说，当前社会背景下父亲的角色依然主要是“冷漠的经济提供者”[23]，父亲认为自己提供了经济支持就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对孩子的教养行为，因此倾向于更关注和高估自己对孩子的积极教养行为，因而报告出比孩子更高的得分，在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父亲和高中生在父亲教养投入的评价上有边缘显著（p<0.1）。之所以没有出现明显的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可能是因为在量表中规则教导维度上高中生评分显著高于父亲评价得分，最终抵消了父亲对自己积极教养行为的高估。在事后探索中，如果将父亲教养投入剔除规则教导维度，只保留学业支持、生活照顾、情感交流和休闲活动四个维度，再进行父亲教养投入的配对样本t检验，则发现父亲报告得分显著高于高中生报告得分（p<0.01）。

孩子作为教养行为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家长行为的观察者，他们会将现实生活中父亲角色与理想化的父亲角色进行对比，因此会更容易关注其表现出的消极教养行为。同时高中生处于自我意识快速发展，认知能力日益提高，对于来自家长的规则教导，他们通常希望详细地了解究竟为什么要遵从这些规则，甚至会更多将家长的规则教导视为一种约束和限制，因而在规则教导方面报告出比家长更高的得分，在青少年评价父亲教养投入量表的本土化修订中或许可以考虑这一方面的因素，使得该量表更为完善。

在相关检验中，高中生报告的教养投入与其抑郁相关更为显著，与伍新春等人研究指出的在考虑父母教养投入行为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时，青少年评价更为准确的结论一致。Lazarus的应激-应对交互模型认为个体通过对事件的评估从而形成意义，继而影响其短期和长期结果[24]，高中生评价的父亲教养投入，是其对父亲教养投入行为进行主观加工后所感知到的信息，所以对其自我成长和发展会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意义。因此在有关家庭教养方面的研究，采用青少年评价其感知到的家庭教养会更有针对性，对其未来的发展预测更为准确，更具有参考价值和意义。

3.2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对高中生抑郁的预测作用

在教养投入的感知与高中生抑郁的关系上，响应面分析结果表明，高中生感知到的教养投入相对于父亲更低时，高中生的抑郁症状更高。与研究假设一致，符合“分歧—不适”中提出的当父亲和孩子感知到的教养投入差异更大时，孩子的发展结果更差的假说。

3.3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在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对抑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而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在其中不存在中介作用，刘拓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家长的积极教养行为能够促进中学生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而与其消极应对方式的形成没有显著关系[25]，本研究结论也支持这一结论。

教养投入的亲子感知差异会负向影响问题中心应对方式从而正向预测抑郁，一方面研究结论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分歧—不适”假说，如果亲子感知差异越大，说明家长对孩子的真实感受和真实学习生活状态缺乏了解，缺乏积极的情感沟通和情绪资源支持，因此难以及时发现问题，对孩子起到保护作用，从而让孩子更容易产生不良的发展结果；另一方面本研究建构的中介模型从高中生应对方式的角度出发，能够更好的解释亲子感知差异对高中生抑郁的影响机制。当家长能够积极关注孩子的真实感受，积极回应孩子的真实需求，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保持一致的感知，孩子能够更加独立自主，敢于直面生活中的困境和挫折，采用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和合理解释的积极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孩子便不容易出现抑郁；但是如果家长忽略了孩子的真实感受，忽视孩子的真实需求，用“自以为是”的“爱”去约束孩子，缺乏顺畅的情感交流渠道，缺少亲子沟通，出现孩子认为家长对自己的教养投入较低，家长不够关心自己、不够理解自己，容易让孩子缺少面对生活中困难的支持力量，不敢积极向他人求助，长时间受困于挫折之中，导致孩子更容易出现抑郁。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要高度重视父亲教养投入对高中生抑郁的重要意义。父亲教养投入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资源，加强亲子沟通，了解孩子真实的需求，积极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增加对孩子的陪伴时间，共同参与休闲娱乐活动，并拓宽与孩子情感交流的渠道，合理恰当的进行规则教导，避免专制独裁的管理模式，缩小父亲教养投入的亲子感知差异。同时亟需呼吁父亲更多的回归家庭，与母亲协同一致参与孩子的教养，发挥其独特的影响作用。

另外，在学习生活中，要帮助高中生学会采用有效的应对方式，学会面对问题、寻求支持、主动求助、合理解释，从而有效的帮助高中生减少抑郁问题出现的可能性。作为父母、师长等重要他人要能够给孩子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和空间，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班级氛围、学校氛围，减少孩子体验到的感知差异，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从而能够促使其更积极主动的表达自我、寻求支持，借助社会支持的力量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本研究也存在进一步提升之处，后续的研究可以尝试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拓宽研究关注群体，可以尝试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探究父亲教养投入、亲子感知差异和抑郁问题的动态变化和相互关系；教养投入的亲子感知差异将关注点聚焦在每个家庭内部，可以通过补充家庭访谈法、观察法等深入的质性分析方法，更全面，更客观的考察其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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