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型思维对中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成长型思维对中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雷维娜1   胡卫平2    王桂华1

作者简介：

1 雷维娜（1983-），女，山西运城人，山西省运城学院教育与心理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山西省运城市复旦大街1155号，044011。邮箱：leiruina1983@163.com。联系电话：19991840116。

2 胡卫平（1964-），男，山西霍州人，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二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创造力心理、教师教育。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710062。邮箱：weipinghu@126.com。联系电话：15202933699。

1 王桂华（1978-），湖北红安人，研究方向  国际中文教育山西省运城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山西省运城市复旦大街1155号，044011。邮箱：goodtiti@163.com。电话：13903482289。

基金支持：

本文系山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 年度规划课题“山西省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实证研究”（课题编号：GH-230006）

的研究成果。

【摘要】  目的：探究中学生成长型思维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以及积极心理品质的中介作用和性别及年级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成长型思维量表、中国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以及中国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对2861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成长型思维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2）积极心理品质在成长型思维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3）性别不仅调节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直接效应，而且对成长型思维通过积极心理品质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起调节作用。年级仅在成长型思维和积极心理品质之间起调节作用，对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论：成长型思维通过积极心理品质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且这个中介作用受到性别和年级的显著调节。

【关键词】  成长型思维；积极心理品质；生活满意度；性别；年级

The Influence of Growth Mindset on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eina Lei1, Weiping Hu2, Guihua Wang1

(1.Weina Le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Shanxi; 2.Weiping Hu, MOE Key Laboratory of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1.Guihua W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Shanxi)

【Abstract】 ive: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mindse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and grade. Methods: The Growth Mindset Scal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Scale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Chinese Adolescent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among 2861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1) Growth mindset positively predicted life satisfaction.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rowth think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were mediated by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3) The direct effect between growth think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were only moderated by gender,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between growth think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rough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were both moderated by gender and grade. Conclusion: Growth mindset indirectly influenced life satisfaction through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this mediating effect was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by gender and grade.

【Key words】Growth mindset;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Life satisfaction; Gender; Grade

青少年阶段正处于个体心理急剧变化的阶段，是个体人生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是确保青少年积极发展和改善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和健康的必要条件。研究发现，全球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障碍患病率约为20%[1]。到2022年底，中国的这一数字已达到17.5% [2]。俞国良等对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进行元分析的结果表明，初中生内化和外化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分别为22.7%和11.0%[3]。随着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低龄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寻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方法和路径。我们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和关心广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成长发展，并于2023年4月把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中学生面临的学业压力比较大，社会竞争也比较激烈，这就对中学生的心理品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探究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机制和路径，让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拥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对于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成长型思维是指个体相信个人的某些特征(例如，智力，情感)和能力是可塑的，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使其得到改变和发展。而与此相对的固定型思维则是个体认为这些属性是稳定的，无法改变的[4][5]。研究表明，成长型思维不仅可以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6]，而且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亦有着重要的预测作用[7]。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成长型思维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存在中度负相关[6]。Schleider等通过对青少年进行成长型思维干预，发现提升成长型思维会缓解他们的焦虑和抑郁，从而改善心理健康状况[8][9][10]。Govorova等发现成长型思维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遇到困难时倾向于努力归因和保持乐观，在面临挑战时保持更强的内在动机和积极的应对策略[11][12]。因此，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更高，拥有更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更低的抑郁和焦虑情绪[13]。基于成长型思维理论和已有文献，本研究提出假设H1:成长型思维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积极心理品质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指个体在遗传素质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内在的、稳定的且具有自组织和自适应功能的心理品质[14]，包括积极的人格特质、积极的认知品质以及积极的情绪情感，是对抗精神疾病的缓冲器[15]。研究表明，通过对学生进行性格优势的挖掘，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对学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幸福感和学校满意度[16]。Dweck等发现具有成长型思维倾向的学生比具有固定型思维倾向的学生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水平；能够完成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从而取得更好的学业成就[17]。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能够通过成长型思维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能够挖掘自己未被发现的潜能和优势，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此外，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能够以更加宽容和灵活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和环境，从而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18]。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H2：积极心理品质在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性别和年级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变量。就性别而言，Campbell等发现，与男生相比，女生往往遭受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有较高的焦虑和抑郁患病率，更有可能寻求自杀等高风险行为 [19]。此外，Halliday等发现女生通常比男生报告更低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差的情绪幸福感[20]。关于成长型思维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表明，男生比女生更多的拥有成长型思维倾向[21][22]。另有研究表明，成长型思维的性别差异是有领域特殊性的。例如，与女生相比，男生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物理和数学能力更强，而女生则被认为比男生拥有更强的艺术和语言能力[23]。还有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成长型思维的性别差异[24][25]。就年级而言，有研究表明，初高中的内化心理问题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小学生和大学生[3]。Shek等发现初中生的生活满意度有随着年级增长逐年下降的趋势[26]。Marquez等人2015-2018年通过对全球46个国家15岁的中学生进行生活满意度的追踪调查，发现有39个国家的中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水平在下降[27]。此外，初二、初三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初一年级学生[28]。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H3：性别和年级不仅调节成长型思维与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而且对成长型思维通过积极心理品质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起调节作用。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浙江省、山西省以及陕西省三个省份九所中学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在班主任和信息技术老师的协助下，采用整群取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共计2861份，收回有效问卷2634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2.1%。其中，男生1464名，女生1170名。七年级978人，八年级930人，九年级726人。被试年龄在13~16岁之间（M=13.89，SD=1.96）。

1.2研究工具

1.2.1成长型思维量表

采用 Dweck编制的成长型思维量表对中学生成长型思维进行评估[29]。遵循国际测验委员会对于量表翻译的基本准则，本研究对问卷进行了翻译和修订。该量表共8个条目。采用Likert六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成长型思维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1.2.2积极心理品质量表

采用孟万金等编制的《中国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对中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进行评估[30]。该量表共计63个题目，包括六个维度：认知、情感、意志、律己、利群、超越。采用Likert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积极心理品质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1.2.3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张兴贵等编制的《中国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CASLSS）对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估[31]。该量表共计36个项目，包括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学业满意度、自由满意度、学校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六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七点记分，得分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1.3数据分析

首先，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其次，采用SPSS23.0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再次，运用SPSS宏程序PROCESS插件中的Bootstrap法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32]。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有15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且首因子的方差解释度为22.36%，低于临界值40%[33]。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对性别、年级、成长型思维、积极心理品质和生活满意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N=2634）

注：**p < .01; *p < .05。性别为虚拟变量，1=男，2=女；年级为虚拟变量，1=七年级，2=八年级，3=九年级。

2.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本研究按照以下两个步骤进行检验[34]。首先，运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重复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积极心理品质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是0.12，95% CI = [0.07, 0.18]。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显著(β = 0.31, t = 5.35，p < .001; 95% CI = [0.19, 0.41])，积极心理品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β = 0.41, t = 37.17，p < . 001; 95% CI = [0.38, 0.43])，成长型思维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β = 0.21, t = 0.36，p < .05; 95% CI = [0.05, 0.07])。表明积极心理品质在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其次，检验积极心理品质在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被性别和年级所调节。运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10，重复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对数据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对成长型思维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48.46, t = -7.65 ，p < .001; 95% CI = [-60.88, -36.04])，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8.63, t = -2.50，p < .05; 95% CI = [-15.40, -1.87])。年级对积极心理品质(β = -5.68, t = -1.52，p = .13; 95% CI = [-13.00, 1.65])和生活满意度(β = -2.32, t = -1.15，p = .25; 95% CI = [-6.26, 1.63])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89, t = 4.24，p < .001; 95% CI = [0.48, 1.30])，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30, t = 2.67，p < .01; 95% CI = [0.08, 0.52])。积极心理品质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40, t = 36.05，p < .001; 95% CI = [0.38, 0.43])。性别和成长型思维的交互项对积极心理品质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67, t = -5.84，p < .001; 95% CI = [-0.89, -0.44])，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 = -0.15, t = -2.43，p < .05; 95% CI = [-0.27, -0.03])。表明性别不仅显著调节中学生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路径，而且显著调节成长型思维通过积极心理品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年级和成长型思维的交互项对积极心理品质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14, t = -2.05，p < .05; 95% CI = [-0.27, -0.01])，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5, t = -1.43，p = .15; 95% CI = [-0.12, 0.01])。表明年级显著调节中学生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路径，但是对成长型思维通过积极心理品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见表2)。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注：*** p < .001；**p < .01; *p < .05。95%CI = bootstrapped confidence intervals；LLCI = lower limit confidence intervals; ULCI = upper limit confidence intervals.

最后，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对于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三个年级的男生而言，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simple slope七年级 = -0.05，p = 0.60；simple slope八年级 = 0.06，p = 0.37；simple slope九年级 = 0.17，p = 0.06)，成长型思维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simple slope七年级 = -0.08，p = 0.07；simple slope八年级 = -0.05，p = 0.24；simple slope九年级 = -0.01，p = 0.93)。对于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三个年级的女生而言，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的预测作用均显著(simple slope七年级 = 0.62，p < .001；simple slope八年级 = 0.73，p < .001；simple slope九年级 = 0.84，p < .001)。对于七年级的女生而言，成长型思维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七年级 = 0.06，p = .26)。但是对于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女生而言，成长型思维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均显著（simple slope八年级 = 0.11，p < .05；simple slope九年级 = 0.15，p < .01)。详见表3。

表3 积极心理品质的中介效应随性别和年级的变化情况

注：SE = standard error; LLCI = lower limit confidence intervals; ULCI = upper limit confidence intervals.

3 讨论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成长型思维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这一发现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内隐思维理论的观点。与固定型思维的学生相比，拥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在对自己的学业和生活进行管理时有着更高的自我效能感。他们认为自己的个性、智力和才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坚持通过努力来提高学习技能[6]，有着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当处于痛苦状态时，他们能够积极应对并主动寻求他人帮助[5]。他们总能发现自身的优势和潜能，友善与他人相处，有着更加和谐的同伴关系，生活满意度更高[35]。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支持了假设H2，即积极心理品质在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个体要拥有积极的心理品质，一方面就需要主动把将自己的生活和实践经验进行整合和建构以促进自我的心理成长和发展。这种整合和建构的积极倾向并不是自动进行的，而是需要某种动力来推动，而成长型思维就是积极建构的动力支撑，可以促进个体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另一方面，个体在形成积极心理品质的过程中，就需要不断处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的调整自我以达到与外部环境的和谐统一，这种调整是积极主动的调整，而生活满意度就是个体对自我与环境进行积极主动调整的良性结果[36][37]。

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对于性别而言，性别不仅调节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直接效应，而且对成长型思维通过积极心理品质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起调节作用。而对于年级而言，年级仅在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之间起调节作用，对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此研究结果部分支持假设H3。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对于七年级的女生而言，成长型思维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但是对于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女生而言，成长型思维倾向越强，生活满意度越高；固定型思维倾向越强，生活满意度越低。而对于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三个年级的男生而言，无论拥有成长型思维还是拥有固定型思维，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可以通过干预初中八年级和九年级女生的成长型思维促进她们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其次，对于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三个年级的女生而言，成长型思维倾向越强，积极心理品质的水平越高；固定型思维倾向越强，积极心理品质的水平越低。而对于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三个年级的男生而言，无论拥有成长型思维还是拥有固定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也不显著。因此，可以通过干预初中三个年级女生的成长型思维，增强其对积极心理品质的正向影响，进而增强成长型思维对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可能的原因一是由于初中女生的心理普遍比男生更早熟，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早于男生，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会造成他们对事物产生不同的认识和体验，包括对于学业和人际关系等的看法[38]；二是在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女生通常对周围环境更敏感，情感也更加细腻，更容易形成不同的思维倾向，进而影响积极心理品质的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的高低[21]。同时，与七年级的学生相比，八年级和九年级的课程难度开始增加，作业也会更多，学业压力进一步增大，因此更需要通过增强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来增强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和生活满意度[3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