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校园欺凌对抑郁的影响：反刍的中介作用与情绪调节的缓冲机制

青少年校园欺凌对抑郁的影响：反刍的中介作用与情绪调节的缓冲机制
宁丹娅1 ，宁丹娅2
（1 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贵阳 550025；2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 目的 旨在探讨反刍在青少年校园欺凌与抑郁间的中介作用,也分别探讨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用简单分层抽样法，在 7～ 9年级中按照年级分层，对贵州省某一所中学的2559名中学生通过校园欺凌量表、抑郁量表、情绪调节量表、反刍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校园欺凌得分与反刍得分、抑郁、表达抑制得分均呈正相关，与认知重评呈负相关；抑郁得分与认知重评得分呈负相关、与表达抑制呈正相关；反刍得分与认知重评得分呈负相关、与抑郁、表达抑制得分呈正相关。结论 校园欺凌既能直接预测抑郁，也能通过反刍间接预测抑郁。认知重评分别在校园欺凌与反刍、反刍与抑郁的关系中发挥调节功能，表达抑制在校园欺凌与反刍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 ：校园欺凌；抑郁；反刍；认知重评；表达抑制

  抑郁（depression）表现为长期且持续的情绪低落，涵盖悲伤、消沉、沮丧、不悦等多重负面状态，其成因涉及社会心理与生理因素的交互作用[1]。许又新（1998）亦指出，抑郁属于负性情绪范畴，由个体生理与心理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具体体现为日常中充斥无望、无助感，丧失积极心态与行动动机，同时伴随自尊、自信水平显著下降[2]。近几年以来，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检出率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其检出率达到了5%-55%，这一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深切关注，引起了广泛讨论[3]。另外，李贝（2020）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约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学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抑郁与焦虑最为常见。这些心理困扰显著干扰了青少年的学业与日常生活，尤其抑郁已成为威胁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之一[4]。《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 - 2022）》指出，抑郁发病群体呈现出向年轻化偏移的态势。报告数据显示，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处于15.7% - 29%这一区间，表明青少年抑郁症状存在高流行率[5]。上述研究有利印证了青少年出现抑郁状况的高发性和严重的破坏性。由此可见，研究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对其进行早期干预和及时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校园欺凌（school bullying）是指学生反复且频繁地处于受侵害或施害情境，对自身或他人造成身心伤害，这一观点由Olweus（1978）提出[6]。校园欺凌与抑郁密切相关[7]。国内学者赵景欣（2004）认为，同伴间的侵害行为是诱发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关键风险因素之一[8]。此外，国外学者Copeland等人（2013）曾指出遭受校园欺凌的青少年更大概率会产生一系列内化性心理症状，例如：焦虑抑郁，自杀念头等[9]。校园欺凌在我国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校园欺凌与伤害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作为典型的负性生活事件，青少年一旦遭遇校园欺凌，不仅抑郁、焦虑症状的发生几率会显著上升，二者共患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10]。而遭受校园欺凌的青少年常深陷多重困境，不仅面临身体伤痛与心理创伤的双重折磨，还会因社交障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进而引发学习困扰，严重阻碍其身心健康与成长发展[11]。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校园欺凌正向预测抑郁（H1）。
既往研究表明，反刍在其他因素与个体情绪适应问题的关联中，起着中介作用[12]。反刍指的是在负性事件发生后，个体持续性陷入被动反刍状态，反复对事件诱因、当前态势及潜在影响进行消极性思考，长期滞留于负面情绪领域，却未能采取积极主动的问题解决策略[13]。杨雪等国内学者（2019）在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中证实，校园欺凌与反刍思维联系紧密，校园欺凌作为负性生活事件的重要类型，与个体反刍思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4]。另外管云霞（2019）研究表明，消极反刍思维能够显著增加个体出现低自尊、焦虑、抑郁、悲观等负性情绪的可能性，对个体心理健康发展形成阻碍[15]。Robinson 等人（2003）通过纵向研究发现，当个体处于消极情绪状态，同时表现出反刍思维倾向时，重症抑郁发作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且发作频率更高、持续周期更长[16]。根据情绪调节理论，遭受校园欺凌后，如果个体面对压力的应对方式是反刍，就会消耗自身能量，产生消极思维，个体易陷入反复思考负面事件的反刍模式，这种被动、重复性的思维方式会延长负面情绪的持续时间，阻碍情绪调节，最终导致抑郁症状的产生，进一步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17]。综上，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反刍能够中介校园欺凌和抑郁之间的关系（H2）。
  尽管诸多研究已明确揭示了校园欺凌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以及反刍的中介机制，但关于这一中介路径如何受其他因素调节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不同调节能力的人，受到该机制影响的程度可能不尽相同，个体最常使用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分别是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18]。关于认知重评，一方面，GROSS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中指出，认知重评就是个体情绪爆发之前，通过改变对刺激的自我认知来调整对刺激产生的影响[19]，其被视作一种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能够有效减少负面情绪带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就素质-压力模型的角度来看，高水平的认知重评能够有效缓冲强大压力源下对个体产生的负面情绪[20]，同时，就认知行为理论而言，即个体对事件的认知会对事件的反应产生影响[21]，其揭示出认知重评能够有效修正由欺凌造成的消极思维，以及降低由反复思考进而产生抑郁的程度。关于表达抑制，即当个体的情绪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时候，对情绪采取压抑和回避的一种应对策略[22]。已有研究充分证实了表达抑制策略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发挥着积极作用[23]。国内学者袁加锦（2014）指出在亚洲文化背景里通过使用该策略能够有效减少个体产生的消极情绪以及增强社会适应能力[24]。结合情绪认知理论，情绪与个人的认知密切相关，即个体产生何种情绪，其决定权主要在于对事情的认知，然后对行为反应产生影响。因而，当外来冲突（例：校园欺凌）爆发时，个体陷入反复思考的状态可能受到表达抑制策略的影响[25]。综上所述，为了探讨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在“校园欺凌—反刍—抑郁”中介路径中的调节机制，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认知重评调节前半段路径和后半段路径（H3）以及表达抑制调节前半段路径（H4）。
据此，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具体假设模型如下图1所示。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简单分层抽样，选取贵州省某所中学7～ 9年级的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2728份，去除大量无效问卷169例,最终获取有效数据2559例( 问卷有效率93.80% )。7年级 783例( 30.6% ) ，8 年级 1195例( 46.7% ) ，9年级 581例( 22.7% ) ，平均年龄为13.8岁。本研究已通过贵州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并取得施测学校授权，所有被试监护人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内容涵盖姓名、性别、年龄、年级等常规人口学变量，以及15项与研究目标相关的核心变量。
1.2研究工具
1.2.1 校园欺凌量表 ( School Bullying Scale)[26]
  采用谢家树,吕永晓,George G.Bear等人(2015)编制的特拉华欺负受害量表(学生卷)中文版，用于评估个体的受欺凌程度。共有12个条目，包括言语欺负（1、4、7、10）、身体欺负（2、5、8、11）、社会/关系欺负（3、6、9、12）三个维度，采用 1（从来没有）～6（每天都有）的计分方式，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受欺凌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0.89。
1.2.2 抑郁量表 (Depression Scale )[27]
  采用Wang, W等人修订过的抑郁量表，用于评估个体的抑郁症状程度。共有9个条目，量表包括一个维度，采用 1 ( 完全没有) ～ 4( 几乎每天) 的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抑郁程度越重。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0.87。
1.2.3 情绪调节量表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28]
  王力等人于2007年修订的情绪调节量表，总共包含10个条目，划分为两个维度：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其中，认知重评维度涵盖第1至第6题，共6个条目；表达抑制维度则包括第7至第10题，共4个条目。该量表采用7点评分方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两个维度 Cronbach α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6、0.80。
1.2.4 反刍量表 ( Rumination Scale) [29]
  采用韩秀和杨宏飞（2009）进行过多次修订的反刍思维量表，用于评估个体的反刍程度。共有22个条目，量表包括三个维度：症状反刍、反省深思、强迫冥想，采用 Likert 四点计分，1-4 代表由“从不”到“总是”，加总后得分越高代表反刍思维越严重。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0. 94。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Harman单因子检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共析出8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首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8.11%，未超过40%的临界线，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 相关分析法对青少年校园欺凌、反刍、认知重评、表达抑制、抑郁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校园欺凌得分与反刍得分、抑郁、表达抑制得分均呈正相关( P均 ＜ 0. 001)，与认知重评呈负相关( P ＜ 0.01)；抑郁得分与认知重评得分呈负相关( P ＜ 0.001)、与表达抑制呈正相关( P ＜ 0.001)；反刍得分与认知重评得分呈负相关( P ＜ 0. 01)、与抑郁、表达抑制得分呈正相关( P 均＜ 0.001)。见表1。
                           表1  青少年校园欺凌、反刍、心理素质和抑郁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n = 2559)

 注: ＊ P ＜ 0.05，＊＊ P ＜ 0.01，＊＊＊ P ＜ 0.001。

2.3 反刍的中介效应检验
  将各变量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采用 SPSS27.0宏程序PROCESS插件的模型4，分析反刍在校园欺凌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见表2），在控制年级、性别变量之后，校园欺凌正向预测抑郁（β=0.44，p＜0.001），且正向预测反刍（β=0.50，p＜0.001），将反刍作为中介变量后，校园欺凌（β=0.13，p＜0.001）和反刍（β=0.62，p＜0.001）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3），校园欺凌不仅能直接预测青少年抑郁，直接效应值为0.11(95%CI=0.08~0.14），而且能通过反刍的中介作用预测青少年抑郁，中介效应值为0.28(95%CI=0.25~0.30），分别占总效应的28.95%和71.05%。说明反刍在青少年校园欺凌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2   反刍在校园欺凌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注: ＊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2.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校园欺凌得分为自变量，抑郁得分为因变量，反刍得分为中介变量，认知重评得分为调节变量，各变量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控制年级与性别变量的条件下，借助SPSS27.0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58实施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从研究结果来看，一方面认知重评显著调节了校园欺凌对反刍的影响(β=－0.03,t=－2.01，p＜0.05)，另一方面能缓冲反刍对抑郁的负面影响（β=－0.07，t=－5.20，p＜0.001）(见表4)。
为精确洞察认知重评的调节功能，通过在认知重评平均分数的基础上，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式，实现对样本的高低分组操作，随后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分析结果如下所示：关于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方面，低认知重评组(M-1SD):校园欺凌对反刍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6,SE= 0.02,t= 20.64,p＜0.001)，高认知重评组(M+1SD):校园欺凌对反刍的正向预测作用依然显著，但效应进一步减弱(β= 0.39,SE= 0.02,t= 17.76, p＜0.001)，关于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方面，低认知重评组：反刍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74, t=35.08, p＜0.001），高认知重评组：反刍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仍显著，但效应进一步降低（β=0.59, t=27.17, p＜0.001），认知重评解释的反刍-抑郁关系变异量为ΔR²=0.01（F=28.29, p＜0.001），表明调节效应具有实际意义，即当个体认知重评处于较高水平时，反刍引发抑郁的消极作用会随之减弱。

                                                                   表4认知重评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注: ＊ P ＜ 0.05，＊＊ P ＜ 0.01，＊＊＊ P ＜ 0.001。

  以校园欺凌得分为自变量，抑郁得分为因变量，反刍得分为中介变量，表达抑制得分为调节变量，各变量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控制年级与性别变量的条件下，借助SPSS27.0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7实施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从研究结果来看，表达抑制显著负向调节了校园欺凌对反刍的影响(交互项β=－0.07,t=－3.97，p＜0.001)(见表5)。
  为精确洞察表达抑制的调节功能，通过在表达抑制平均分数的基础上，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式，实现对样本的高低分组操作，随后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分析结果如下所示：关于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方面，低表达抑制组(M-1SD):校园欺凌对反刍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5,SE= 0.02,t= 18.58,p＜0.001)，高表达抑制组(M+1SD):校园欺凌对反刍的正向预测作用依然显著，但效应进一步减弱(β= 0.35,SE= 0.02,t= 20.56, p＜0.001)。

                                                                表5表达抑制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注: ＊ P ＜ 0.05，＊＊ P ＜ 0.01，＊＊＊ P ＜ 0.001。

3 讨论
3.1 校园欺凌对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校园欺凌与抑郁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校园欺凌正向预测抑郁，这支持了假设1，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9-10]，这一结果再次确认校园欺凌是青少年抑郁的一个关键风险因子，这说明青少年受到的校园欺凌越多，产生抑郁等相关的心理问题就会越严重，此外，既往研究已得到充分证实，校园欺凌与心理问题密切关联[7]，在学校遭受欺凌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出现频率会更高，进而诸如焦虑、抑郁、自杀意念症状频率也随之增加[30]，结合压力暴露模型，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如校园欺凌)的个体，产生抑郁情绪就会更容易[31]。据此，校园欺凌与抑郁方面的问题应该得到高度重视，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发育和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为此学校相关部门要努力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成长环境，同时做到严加管控，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减少校园欺凌给学生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创伤。
3.2 反刍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反刍与校园欺凌、抑郁均呈显著正相关，反刍在校园欺凌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个体受到校园欺凌的影响程度越深，反刍思维就会越强烈，进而引发抑郁情绪的产生，该结果与前述的情绪调节理论相契合[16]。结合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来看，青少年正处于第五阶段，核心冲突是同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一时期由于其对价值观和目标不够清晰，不能够正确的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当面临校园欺凌侵害时，就会陷入反复思考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进而损害身心健康[32]。因此，建议尽早对青少年的反刍思维进行前置干预策略，以及将反刍思维纳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使其培养健康的思维习惯。
3.3 认知重评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认知重评显著负向调节校园欺凌到反刍这一前半段路径以及反刍到抑郁这一后半段路径，这说明认知重评策略可以有效减轻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后产生的反刍思维以及缓解青少年陷入反刍思维后而产生的抑郁情绪，是一个保护性因子。已有研究表明采用认知重评这一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能够有效重新评估消极事件，减少陷入反复思考的情景次数，进而有效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20，33]。国内学者马伟娜、姚雨佳也认为认知重评能够发挥良好的情绪调节功能，能够对个体的身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34]。建议学校的心理健康教师给学生教授一些认知重评的调节策略，如转换认知思维等方面的技巧，使学生能够学会运用这些技能调整各自的心态，进而降低个体陷入抑郁情绪的风险。
3.4 表达抑制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表达抑制显著负向调节校园欺凌到反刍这一前半段路径。这表明表达抑制变量可以减少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产生的反刍思维，是一个保护性因子[23]。对于那些更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学生来说，校园欺凌导致他们陷入反刍思维的程度更轻，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在面对外来暴力(如校园欺凌)时，更倾向于逃避或者转移注意力，进而减少了校园欺凌事件的反刍频率。另外，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表达抑制”策略来减轻负面情绪的输出是很普遍且具有实际意义的一种做法，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冲突和其他暴力等不合适的行为[35]。

3.5教育启示
  本研究为青少年校园欺凌与抑郁的干预提供以下启示：一是重视反刍的中介作用，将反刍思维纳入欺凌后进行心理筛查，切断“欺凌受害—反复思考—抑郁”线路；二是强化认知重评训练，通过情景模拟和认知重构，降低学生被动反刍次数；三是辩证看待表达抑制策略，尊重东方文化背景下该策略的适应性保护功能，避免一刀切式教育；四是打造“预防—识别—干预”三级联动体系，对学生不同情绪调节偏好采取差异化干预措施。
3.6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本研究采用横向研究进行分析，控制变量相对较少，不能很好准确的剖析各变量间的因果路径，未来应进行纵向研究，使其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另一方面，本研究样本范围集中在初中生群体，而青少年的概念比较广泛，因此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包含小学生、高中生、大学生等多种教育时期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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