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干预：聚焦意义建构的干预方法

智慧干预：聚焦意义建构的干预方法[*]

陈浩彬  王玉柔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南昌330038）

摘 要：智慧干预是一类以意义建构为核心机制、精准且通常简短的干预方法，主要通过改变个体对自我、他人或情境的主观意义建构，从而打破自我挫败的循环，促进积极的行为改变与持久发展。智慧干预以个体意义建构的理解需要、自我整合需要以及归属需要三种基本需求为内在动机基础，常采用成长型思维干预、自我肯定干预和社会归属感干预等方法，对青少年提升学业成绩、减轻抑郁焦虑以及促进人际与社会适应等具有良好干预效果。未来需加强智慧干预的作用机制、干预设计以及本土化修订等研究，以推进其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智慧干预；意义建构；成长型思维干预；自我肯定干预；社会归属感干预

长期以来，针对青少年的学业压力、人际冲突、抑郁焦虑与幸福感缺失等问题，传统心理干预多从提升个人能力或改善环境条件入手[1]。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个体对自我、他人或所处情境的主观意义建构（meaning-making）才是影响其心理与行为的关键因素[2]。基于这一理念，智慧干预(Wise Interventions, WIs)以意义建构为核心机制，通过简短、精准的干预，改变个体对特定情境的意义建构，从而激发其内在动机，采取更积极的行为，并通过递归循环实现持久的改善效果[3]。本文拟基于相关研究证据，对智慧干预的概念特征、动机基础以及干预方法与效果等进行介绍，以推进其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

一、智慧干预的概念与特征

智慧干预的概念可追溯至格夫曼（Goffman）提出的智慧(wise)概念，指个体能够超越社会偏见，对边缘化群体的体验产生共情与理解[4]。后来，斯蒂尔（Steele）提出智慧教育(wise schooling)概念，强调应关注教育场景中遭遇负面刻板印象学生的心理体验，并通过调整其对环境的解释减轻身份威胁对学业表现的负面影响[5]。在以往概念基础上，沃尔顿（Walton）和威尔逊（Wilson）将智慧干预定义为：聚焦个体对自我、他人或所处情境的意义建构与解释，并运用基于理论与研究的精准技术来改变这些意义的干预方法[6]。智慧干预的“智慧”并非指干预方法本身的“明智”或“优越”，其“智慧”主要体现在对深层心理过程的深刻理解与精准干预，而非流于表面的泛泛鼓励或说教。此类干预不仅精准把握了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对自我、他人及社会事件所做的主观意义建构，而且能够运用基于理论的、高度针对性的技术来改变这些意义。

智慧干预假设个体对自我、社会情境及过往经历的主观意义建构，是影响其行为、情感与长期发展轨迹的关键中介变量[6]。该观点认为，许多持久的社会与个人问题（如学业成就差距、人际关系冲突、心理健康问题等）并非仅源于客观资源或能力的匮乏，而是根植于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形成的适应不良的意义建构。这些负面的意义建构会触发自我挫败的行为循环，阻碍个体利用环境中已有的发展资源。智慧干预并非旨在直接改变个体的技能或客观环境，而是通过精准、短暂且基于理论的心理操作，引导个体对其经历进行再解释，从而建构出更具适应性、更能促进发展的新意义[7]。新的意义会引发新的行为，而新的行为又能塑造新的环境反馈，从而将这些积极改变递归地嵌入到个体的生活轨迹中，最终产生深远而持久的积极影响。

二、智慧干预的内在动机基础

智慧干预提出，个体的意义建构过程主要受到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驱动：理解的需要、自我整合的需要与归属的需要。当这些基本需求在特定情境中受挫或无法得到满足时，个体便会形成适应不良的意义建构。这些负面的意义建构会引发防御性行为、心理疏离或放弃努力，从而陷入自我应验的恶性循环。智慧干预以这三种基本需求为内在动机基础设计干预方案，促使个体重构其主观经验的意义，在满足其深层心理动机的同时，激发出一系列积极的、目标导向的适应性行为，从而打破负向循环，启动持久的积极发展轨迹。

（一）理解的需要：寻求可控与可预测的解释

理解的需要指个体试图对自我、他人以及周围环境形成合理的解释，以理解和预测自己与他人的行为后果并有效指导自己的行为。在信息模糊情境中，个体容易对自我、他人或所处情境形成消极的解释，进而诱发焦虑。智慧干预通过提供适应性的解释框架，帮助个体重构解释模式，如面对同伴拒绝，若个体将其解释为“自己不受欢迎”（稳定、整体归因），易引发抑郁情绪；若解释为“对方当时心情不佳”（暂时、局部归因），抑郁情绪反应则相对减轻[8]。因此，在干预中，智慧干预致力于修正个体不良的意义建构与解释，如通过成长型思维干预讲解大脑可塑性，使个体认识到能力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升[9]；或借助问题焦点干预，以视频教学帮助个体将抑郁情绪解释为可识别、可解决的问题，而非个体认定的自身固有缺陷，从而减轻其自杀意念[10]。

（二）自我整合的需要：维护自我价值感

自我整合的需要指个体希望维持积极的自我认知，确信自己是具有价值、道德与能力的内在需求。当个体的自我整合感受到威胁时，个体会表现出防御倾向，心理功能与行为表现随之受损。因此，在干预中，智慧干预通过重塑个体的关键价值信念引发其行为变化，而行为变化反过来又强化最初的适应性信念，最终在认知与行为层面共同促进持久发展。例如，通过自我价值肯定干预，帮助个体巩固自我价值感，将威胁事件融入更广泛的自我叙事中，以减轻对自我整合感的冲击[11]；通过价值观书写任务，让个体阐述其所珍视的核心价值观及其意义，或运用认知失调策略，引发个体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以推动其意义重构[12]。

（三）归属的需要：寻求社会联结与接纳

归属需要理论指出，人类天生具有寻求社会联结、获得他人接纳与情感归属的基本动机，该动机是否获得满足显著影响个体的心理功能与适应结果。当归属需要得到满足时，个体往往表现出更积极的情绪状态、主动的应对方式以及良好的人际适应；相反，当归属感缺失时，则易激活个体的社交威胁感知系统，引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甚至造成行为退缩。因此，在干预中，智慧干预通过增强或保护个体的归属感和社会联结感满足个体的社会归属需要，或利用归属感需求激励个体的积极行为。例如，通过分享高年级学生适应困难的经历，告知新生归属焦虑是常见且会随时间缓解的，从而提升其归属感，减轻抑郁情绪[13]；或通过强调贫困家庭背景学生的独特优势如坚韧和责任感，帮助个体将社会文化差异视为资源而非障碍，从而减轻其自卑感，缓解集体融入过程中的焦虑情绪[14]。

三、智慧干预的方法及效果

智慧干预以意义建构为靶点，针对驱动个体心理需求的意义建构过程设计精准干预方案，常见方法包括成长型思维干预、自我肯定干预和社会归属感干预等，在提升青少年学业成绩、缓解抑郁焦虑情绪以及促进人际与社会适应等方面展现出显著效果。

（一）成长型思维干预

基于理解需要的成长型思维干预（Growth Mindset Interventions），核心在于引导个体认识到智力、能力等特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通过努力、策略学习与外部支持等实现提升。成长型思维干预旨在帮助个体形成“个人特质是可塑的”信念，即所谓“成长型思维”，与之相对的是“固定型思维”，即认为个人特质如性格、情绪能力等是不可改变的[15]。该干预通过向青少年介绍神经科学知识（如大脑神经元的可塑性），提供同龄人成功改变的案例等，帮助青少年将学业挫折、负面反馈重新解释为能力发展的契机，而非自身缺陷。在具体实施中，干预常采用 “以说促信”（saying-is-believing）技术，如让大学生向低年级学生撰写成长型思维建议，或让青少年记录自身通过努力克服学习困难的经历，以此深化对能力可塑性的认知[16]。

实验表明，成长型思维干预对青少年学业适应与心理健康具有长期积极影响。一项针对初中生的追踪研究发现，通过视频讲授神经可塑性的科学知识，并引导学生反思训练，干预组学生在数学成绩上的提升显著高于控制组，且更倾向于主动寻求学习挑战[9]。并且，有研究进一步证实，线上成长型思维干预同样可以降低初中生的课程失败率，尤其在数学与科学等高能力归因学科中效果更为突出[17]。类似地，研究发现，让大学生写信鼓励中学生相信智力可塑，结果不仅改善了中学生的学业表现，也提升了大学生的学业成绩[18]。还有研究表明，成长型思维干预尤其适用于那些因认为“自己不擅长某科”而放弃努力的学生[19]。在心理健康领域，一项针对中学生的研究发现，接受30分钟成长型思维干预的青少年，其抑郁症状在9个月后的随访中未出现显著上升，而对照组则有所增加[20]。此后，有研究进一步在临床样本中验证了该干预的效果，发现单次30分钟的计算机化成长型思维干预能显著降低青少年的抑郁与焦虑，且效果持续至9个月，尤其对面临学业压力的群体效果更突出[16]。成长型思维干预还能显著改善社交焦虑青少年的同伴互动。对青少年通过结构化社交活动及反思训练，结果发现个体的主动互动频率增加，负性社交预期减少，其机制在于干预显著改善了个体在社交情境中的解释偏差，不再将同伴的轻微拒绝（如暂时没空聊天）解释为永久性排斥[21]。此外，在有霸凌行为的青少年中实施成长型思维干预（聚焦人格可塑性），结果显示霸凌行为发生率降低一半，其机制是干预后个体不再将霸凌视为证明自己强大的方式，而是伤害他人的错误行为[22]。同样在霸凌受害者青少年中实施人格可塑性干预，即通过讲解人格是可以改变的、练习重构霸凌事件的意义，结果发现，干预组学生的抑郁情绪降低，社交回避行为减少，再次遭受霸凌的发生率显著下降[23]。

（二）自我肯定干预

基于自我整合的自我肯定干预（Self-Affirmation Interventions），主要是通过引导个体在面临威胁情境时回顾并肯定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如家庭、友谊、个人成长），强化自我价值感，从而缓冲外部威胁（如负面刻板印象、失败经历）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该干预通常采用“价值观写作”任务：让青少年从列表中选择1–2项最重要的价值观，撰写其对自身的意义及相关生活经历，过程中无需涉及负面事件，仅聚焦积极自我特质[11]。

在青少年群体中，自我肯定干预最初主要用于改善学业表现，特别是在缩小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方面。在一项研究中，让七年级非裔美国学生在课堂上完成简短的价值写作任务，结果显示，自我肯定干预可使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业成绩差距缩小，且该效果持续至高中阶段，其机制在于减少了刻板印象威胁引发的焦虑反应，干预效果尤其体现在那些原本成绩较差、面临较强身份威胁的学生身上[11]。类似地，一项引导干预组学生认识自身独特优势，并指导其运用这些优势应对学业挑战的自我价值肯定干预表明，干预组学生的平均绩点(GPA)显著提升，不同社会阶层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也明显缩小。其作用机制在于，干预帮助学生重新解释个体社会差异的意义，即不再视其为适应障碍，而是转化为个人力量，从而增强了学习投入动机[14]。在心理健康领域，研究发现，自我肯定干预能降低青少年考试前的生理压力水平，并减少因学业失败引发的抑郁情绪[24]。还有研究发现，自我肯定干预能减少具有高自恋与低自尊青少年的攻击行为[25]。此外，该干预对面临多重压力的群体（如低收入家庭青少年）效果更显著，可增强其应对困难的自我效能感[26]。

（三）社会归属感干预

基于归属需要的社会归属感干预（Social-Belonging Interventions），主要针对青少年在环境转换（如升学、转学）中常见的“归属不确定性”，通过传递“适应困难具有普遍性”的信息，帮助个体将社交挫折（如孤独、被排斥）解释为暂时性体验，而非自身“不适合该环境”。该干预常采用“学长分享”形式，让高年级学生讲述自身克服归属感危机的经历，向参与者展示“初期的适应困难是普遍的、暂时的，而非个人缺陷”的叙事，或通过结构化材料呈现“多数学生都会在初期感到不适应，但随时间会逐渐融入”的实证证据，帮助其以更积极的方式解释社交与学业挑战[13]。

社会归属感干预对移民青少年因归属威胁引发的抑郁干预效果显著，其机制在于干预降低了归属不确定性，使个体不再将社交困难解读为永久性排斥。在一项研究中，让非裔美国大学生阅读高年级学生关于适应困难的真实经历，并撰写短文反思自己的体验。结果显示，这一仅持续一小时的单次社会归属感干预显著提升了参与者在随后三年中的学业成绩，并减少了种族间的成就差距，且该效果通过增强学生与教师、同伴的互动频率得以维持。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干预改变了学生面对日常挑战时的解释方式，增强了其与教师和同学的互动，形成了良性的递归循环[13]。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发现，社会归属感干预能显著降低新生的校园适应焦虑，尤其对边缘化群体，可减少因身份认同引发的心理压力[19]。此外，该干预还能提升青少年的求助行为，如更主动参与社团活动、寻求学业指导[27]。

四、总结与展望

智慧干预作为一类聚焦个体意义建构的干预方法，以其简洁、精准、易传播的特点，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普及与增效提供了新路径。成长型思维干预、自我肯定干预、社会归属感干预等方法在不同类型的心理问题中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效果，部分干预已被证实为“成熟有效”或“可能有效”[7]。今后需进一步开展智慧干预的作用机制、干预方法的优化整合以及中国本土化检验修订等研究，从而构建更加立体、高效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系统。

第一，深化作用机制研究。当前研究多关注智慧干预的效用，而对其内在作用机制的探讨不足。研究显示，智慧干预效果受到干预设计、个人特质以及实施场景等因素的中介或调节，如有研究未发现自我肯定对抑郁或一般心理困扰的显著改善作用，说明其效果可能存在边界条件[6]，因而需要深入揭示智慧干预的心理机制。此外研究显示，智慧干预可能对皮质醇水平、心率变异性等生理指标具有调节作用[28]。因此，未来还可结合生理指标，进一步揭示智慧干预的生理机制。

第二，优化干预方法设计。现有研究缺乏智慧干预与传统循证治疗方法相结合的干预设计，如智慧干预作为循证治疗的前置干预能否提升治疗的效率，结果尚待验证。未来应探索与其它干预方法（如认知行为疗法）的整合应用，以提升治疗效果与维持率。此外，现有智慧干预多采用标准化方案，未充分适配青少年的个体差异，且在规模化推广中难以动态调整内容[29]。未来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智慧干预的个性化与可扩展性，如开发人工智能的智慧干预APP，根据青少年的基线症状自动调整干预内容（如轻度症状提供自我实施模块，重度症状推荐专业转诊），以兼顾精准干预与规模化应用。

第三，开展本土化修订研究。现有研究结果多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下的智慧干预研究较少，其干预方法有待中国本土化检验。例如自我价值肯定干预强调个人价值观，可能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家庭/集体价值优先存在冲突，若将自我价值肯定干预调整为集体价值肯定，强调集体成长的干预框架可能比个体导向的干预更有效[30]。因此，未来应检验智慧干预在中国文化情境中的适用性，并进行必要的本土化修订，开发兼顾标准化与本土化的干预方法，推进其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的实践应用。

参考文献

[1]Dittmann A G, Stephens N M. Interventions aimed at closing the social class achievement gap in education: Changing individuals, structures, and construals[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7, 18: 111–116.

[2]Walton G M. The new science of wis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3(1): 73–82.

[3]Yeager D S, Walton G M. Social-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in education: They’re not magic[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1, 81(2): 267–301.

[4]Goffmann E.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3.

[5]Steele C M. A threat in the air. How stereotypes shape intellectual identity and performanc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52(6): 613–629.

[6]Walton G M, Wilson T D. Wise interventions: Psychological remedies for social and personal problems[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8, 125(5): 617–655.

[7]Schleider J L, Mullarkey M C, Chacko A. Harnessing wise interventions to advance the potency and reach of youth mental health services[J].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020, 23(1): 70–101.

[8]Mathews A, MacLeod C.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emotional disorders[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1(1): 167–195.

[9]Blackwell L A, Trzesniewski K H, Dweck C S.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and achievement across the junior high school transi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and an intervention[J]. Child Development, 2007, 78(1): 246–263.

[10]Fitzpatrick K K, Witte T K, Schmidt N B.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 brief problem-orientation intervention for suicidal ideation[J]. Behavior Therapy, 2005, 36(4): 323–333.

[11]Cohen G L, Garcia J, Purdie-Vaughns V, et al. Recursive processes in self-affirmation: Intervening to close the minority achievement gap[J]. Science, 2009, 324(5925): 400–403.

[12]Diedrichs P C, Atkinson M J, Steer R J, et al. Effectiveness of a brief school- d body image intervention “Dove Confident Me: Single Session” when delivered by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Results from a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15, 74: 94–104.

[13]Walton G M, Cohen G L. A brief social-belonging intervention improves academic and health outcomes of minority students[J]. Science, 2011, 331(6023): 1447–1451.

[14]Stephens N M, Hamedani M G, Destin M. Closing the social-class achievement gap: A difference-education intervention improves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all students’ college transiti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5(4): 943–953.

[15]Yeager D S, Dweck C S. Mindsets that promote resilience: When students believe tha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eveloped[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12, 47(4):302–314.

[16]Schleider J L, Weisz J. A single-session growth mindset intervention for adolescen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9-month outcomes of a randomized trial[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18, 59(2): 160–170.

[17]Paunesku D, Walton G M, Romero C, et al. Mindset interventions are a scalable treatment for academic underachievement[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5, 26(6): 784–793.

[18]Aronson J, Fried C B, Good C. Reducing the effect of stereotype threat o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by shaping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2, 38: 113–125.

[19]Yeager D, Romero C, Hulleman C, et al. Using design thinking to mak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ready for scaling: The case of the growth mindset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high school[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6, 108(3): 374–391.

[20]Miu A, Yeager D S. Preventing symptoms of depression by teaching adolescents that people can change: Effects of a brief incremental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tervention at 9-month follow-up[J].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5, 3: 726 –743.

[21]Page-Gould E, Mendoza-Denton R, Tropp L R.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cross-group friend: Reducing anxiety in intergroup contexts through cross-group friendship[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8, 95(5): 1080–1094.

[22]Yeager D S, Trzesniewski K H, Dweck C S. An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intervention reduces adolescent aggression in response to victimization and exclusion[J]. Child Development, 2013, 84(3): 970–988.

[23]Okonofua J A, Paunesku D, Walton G M. Brief intervention to encourage empathic discipline cuts suspension rates in half among adolescent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6, 113(19): 5221–5226.

[24]Sherman D K, Bunyan D P, Creswell J D, et al.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y and stress: The effects of self-affirmation on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responses to naturalistic stressors[J]. Health Psychology, 2009, 28: 554–562.

[25]Thomaes S, Bushman B J, de Castro B O, et al. Reducing narcissistic aggression by buttressing selfesteem: An experimental field study[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 1536–1542.

[26]Cook J E, Purdie-Vaughns V, Garcia J, et al. Chronic threat and contingent belonging: Protective benefits of values affirmation on identity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2, 102: 479–496.

[27]Brady S T, Hard B M, Gross J J. Reappraising test anxiety increases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8, 110(3): 395–406.

[28]Goyer J P, Akinola M, Grunberg R, et al. Thriving under pressure: The effects of stress-related wise interventions on affect, sleep, and exam perform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J]. Emotion, 2022, 22(8): 1755–1772.

[29]Parlak M, de Pablo G S, Nyikavaranda P, et al. Effectiveness and moderators of wise interventions in reducing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among yout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25, e13196.

[30]Kizilcec R F, Cohen G L. Eight-minute self-regulation intervention raise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t scale in individualist but not collectivist culture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114(17): 4348–4353.

作者简介：陈浩彬，心理学博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心理学会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人类智慧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心理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智慧心理学、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

电话：18720095016  E-mail:chenganluo@163.com

王玉柔：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基金项目“智慧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及干预研究”（23JY31D）研究成果。

通信作者：陈浩彬：教授，心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E-mail: chenganlu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