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心理安全感与宽恕的作用

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心理安全感与宽恕的作用

周璐（江苏省句容市崇明中学，212499）

摘要：研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关系及安全感与宽恕在其间的作用。研究以班级为单位从江苏4所中小学校选取699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表明，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1）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且两者都与安全感、宽恕呈显著负相关；（2）父母拒绝、过度保护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手机成瘾，也可以通过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影响手机成瘾；（3）宽恕调节着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关系，也调节着父母拒绝与安全感的关系。研究揭示了父母消极教养如何（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和何时（宽恕的调节作用）影响青少年手机成瘾，这为手机成瘾的干预与预防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父母拒绝；父母过度保护；手机成瘾；安全感；宽恕

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数字化产品的更新换代，智能手机已成为最为广泛使用的信息通信技术之一[1]。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最新统计数据，2022年全球移动用户超过85.8亿，远远超过全球人口数（79.5亿）。而我国智能手机用户超过了10.6亿，其中10~19岁的青少年网民群体占比达14.3%（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2023）。一项对全球24个国家33831名青少年和年轻人（15至35岁）的元分析显示，2014年至2020年间，世界各地的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量有所增加[2]。由此可见，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青少年日常生活中极具普遍性的工具。

智能手机在给青少年的生活带来便利（如，联络好友，搜寻资讯）的同时，也致使用户极易对其过度使用，并产生心理依赖与渴求，甚至可能导致手机成瘾[3][4]。手机成瘾是指由于不适当的、过度使用手机对个体生理和心理造成不良后果的一种成瘾行为[5]。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出现了手机成瘾问题[6]。英国18-30岁的人群中，有38.9％的人报告有“智能手机成瘾”的症状[7]。而在一项2639名我国青少年的调查中，手机成瘾率超过 20%[8]。青少年是手机成瘾的易感群体，更容易被智能手机吸引[9][11]，且对互联网风险的感知较低[12]。因此，澄清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不仅能够丰富对手机成瘾形成过程的理论内容，也能够为手机成瘾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新靶点。

家庭环境作为青少年成长中最重要的环境，对其心理和行为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3]。父母教养是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影响的重要方式，用以描述父母试图去控制孩子并帮助其社会化的行为与策略[10]。其中，消极教养主要是指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14]。研究表明，父母消极教养与青少年手机成瘾之间存在密切关联[15]，但是很少有研究深入探讨消极教养的具体内容如何影响青少年手机成瘾。因此，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明确消极教养影响青少年手机成瘾的作用机制（安全感的中介作用与宽恕的调节作用）。

1.1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手机成瘾的关系

研究表明消极教养方式会增加青少年智能手机的成瘾程度[16]。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拥有资源越多，适应越好；当资源不足时，个体就会产生各种适应问题[17]。父母是青少年最重要的资源提供者，当父母采取消极教养方式时，其给予孩子帮助、鼓励和肯定将会变少，孩子可用的心理资源就会减少[18]。当孩子得不到父母足够的关注和爱护，心理需要无法满足时，就很有可能在互联网中寻找替代满足，过度依赖这种虚拟的替代满足容易导致网络成瘾[19]。采取拒绝方式的父母既不会帮助孩子，也不会花时间陪孩子。因此，他们的孩子更有可能将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作为获得情感安慰和心理满足的一种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拒绝型养育可能导致青少年手机成瘾。同样，过度保护型教养意味着对儿童的严格监管和高度侵入性可能会增加儿童通过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寻求“外部”友谊的风险。因此，青少年越强烈地感到父母的拒绝、干涉和不信任，就越可能会引发对抗和问题行为[20]。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假设：父母拒绝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手机成瘾水平（H1a）；父母过度保护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手机成瘾水平（H1b）。

1.2安全感在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间的作用

父母拒绝、过度保护除了直接影响青少年手机成瘾外，还可能通过改变青少年的内部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其手机成瘾。本研究引入安全感变量，考察安全感在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之间的作用。安全感是指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或无力感，当个体有能力预见并处置可能的威胁时会体验到安全感，主要包含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安全体验及个体对生活预测时的确定感、控制感[21]。基本焦虑理论指出，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安全感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儿童必须得到成人的帮助才能满足需要和获得生存，如果父母不能给予儿童真正的爱，就会造成儿童的不安全感[22]。有研究指出，消极教养方式则会损害中学生的情绪安全感[23][24]，严厉、拒绝和忽视的消极教养方式会降低青少年的安全感[25]。因此，研究推测消极父母教养方式（父母拒绝、过度保护）可能会损害青少年的安全感。

另一方面，安全感的降低会增加手机成瘾的风险。当青少年无法在现实亲子互动中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时，他们可能会用物质或行为的联系来补偿他们的情感需求[26]。而智能手机是当下维持关系的重要工具，使其更容易成为代偿依恋的目标[27]，青少年更容易通过手机使用来满足现实生活无法满足的需要[28]。此外，青少年对网络的依赖可以看作成依恋需求的转移和补偿，是正常依恋受阻或未能获得满足的变形[29]，缺乏安全感的青少年很有可能躲进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去寻求满足[30]，进而增加了手机成瘾的风险[31]。这一推断也得到了元分析研究的支持，不安全型依恋是手机成瘾的重要预测因素[32]。这也与使用—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的观点一致，即个体使用手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33]。只要心理需要能够在手机使用中得到满足，个体就会更多地使用手机，并最终导致手机成瘾[34]。由上述分析可知，消极父母教养可能会降低青少年的安全感，而手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青少年由于安全感降低所导致的心理需求缺少，进而增加了过度使用手机的风险。因此，本研究假设：安全感在父母拒绝与青少年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H2a）；安全感在父母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H2b）。

1.3宽恕在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关系间的作用

父母拒绝、过度保护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影响可能对于不同心理特征的青少年也具有不同的表现模式。宽恕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是指被冒犯者在受到伤害后，放弃对冒犯者消极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同时对其产生积极的情绪、认知和行为[35]。以往研究指出，宽恕与积极的心理变量有着密切的关联。宽恕能够帮助受害者从情感伤害中快速恢复[36]，增加积极的情绪、情感[37]，有助于恢复良好的人际关系[38]。另有研究指出，宽恕可以帮助青少年应对父母离异带来的伤害[39]。本研究中，我们感兴趣的是，高宽恕青少年在接受消极教养后是否会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安全感，进而减少手机成瘾。本研究假设：宽恕可以调节父母拒绝与青少年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H3a）; 宽恕可以调节父母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H3b）。

此外，压力缓冲假说（Stress-buffering Hypothesis）指出个体的积极特质会缓和压力对心理功能的潜在负面影响，优化事件带来的结果[40]。对于遭受父母消极教养的青少年而言，拥有高宽恕水平能够削减因父母消极教养带来的不安全感，从而降低手机成瘾的水平。同时，宽恕是青少年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减少愤怒、悲伤、焦虑和抑郁[41]，有助于恢复良好的人际关系[38]，从而增强安全感对青少年手机成瘾所产生积极作用，进而降低手机成瘾水平。因此，本研究假设：宽恕可能调节安全感和青少年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H4）。

综上，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使用—满足理论和压力缓冲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探究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安全感与宽恕在其间的作用。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班级为单位，从江苏的四所中小学中选取699名学生为被试，剔除有规律作答、填写不完整等无效答卷后，最终获得实际有效问卷677份，回收有效率为96.85%。其中男生334人（49.30%），女生343人（50.70%）；五年级121人（17.90%），六年级234人（34.60%），七年级186人（27.50%），八年级136人（20.10%）。全体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2.15 ± 1.1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该问卷由蒋奖等人[42]修订，分别对父亲、母亲的教养行为进行评价，均包含21个项目，分为情感温暖、拒绝和过度保护3个维度。问卷采用4点计分法，从1（非常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其中第20题反向计分，将反向计分题反转后计算各维度的总分，分数越高表示父母使用此种教养方式的程度越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次研究只用到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两个维度，其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和0.73。

2.2.2 安全感量表

该量表由丛中和安莉娟[21]编制，共有16个项目，包括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两个维度。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总分数越高表明青少年的安全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2.3 青少年宽恕倾向问卷

该问卷由王薇、马晓辉和雷雳[43]编制，由22道题目组成，包括报复他人、宽恕他人、惩罚自己，宽恕自己4个维度。问卷采用7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青少年的宽恕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2.2.4 手机成瘾指数问卷

该问卷由梁永炽编制[5]，用以评价个体的手机成瘾程度。问卷有17个题目，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4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1“几乎没有”到5“总是”。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手机成瘾倾向越强。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

2.3 统计处理

首先，删除完无效问卷后，由于缺失值极少，因此采用均值替代法进行缺失值填补。其次，在SPSS 24.0中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最后，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使用Hayes[44]编制的PROCESS宏插件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模型15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为了揭示不同类型的消极教养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关系，研究将分别对两个独立的有调节中介模型进行分析。采用偏差矫正的Bootstrap法进行参数估计（N=5000），并报告95%置信区间。当置信区间不包括0时，说明效应显著。

3 研究结果

3.1共同方法偏差

在施测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隐藏姓名作答、反向计分等方式以规范施测程序。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还使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4个量表的所有题目进行探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24个，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3.75%，小于参考值（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45]。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控制了性别、年龄后，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且两者均与安全感呈显著负相关；宽恕与安全感呈显著正相关，且与父母拒绝、过度保护及手机成瘾呈显著负相关。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N=677）

注：对性别进行虚拟编码，男生 = 1，女生 = -1；M(SD)=平均值(标准差); *** p < .001，** p < .01，*p < .05，下同。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3.3.1 父母拒绝与手机成瘾关系的有调节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因素外，父母拒绝能正向显著预测手机成瘾（t = 3.386, b = 0.121, p < 0.001），负向显著预测安全感（b = -0.365, p < 0.001）；当两者同时预测手机成瘾时，父母拒绝和安全感分别起正向和负向预测作用（b = 0.121, p < 0.001；b = -0.408, p < 0.01）。由此可见，安全感在父母拒绝与手机成瘾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值为0.148，95%置信区间为 [0.112, 0.191]，中介效应占到总效应的55.0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因素外，父母拒绝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安全感（b = -0.312, p < 0.001），而安全感显著负向预测手机成瘾（b = -0.357, p < 0.001）。另外，父母拒绝与宽恕的交互项对安全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b = -0.073, p < 0.05），父母拒绝与宽恕的交互项对青少年的手机成瘾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b = -0.071, p < 0.05）。由此可知，宽恕调节着父母拒绝通过安全感影响手机成瘾关系的前半段路径和直接路径。

表2 安全感在父母拒绝与手机成瘾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注：LLCI和ULCI分别表示Bootstrap估计的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p < .001，**p < .01，*p < .05，同下。

表3 宽恕在对父母拒绝与手机成瘾间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LLCI和ULCI分别表示Bootstrap估计的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p < .001，**p < .01，*p < .05，同下。

对宽恕调节父母拒绝与安全感的关系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在高宽恕水平（simple lope = -0.413, p < 0.001）还是低宽恕水平条件下（simple lope = -0.301, p < 0.001），父母拒绝均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的安全感。但当宽恕处于高水平时，父母拒绝对于安全感的负向预测效应显著更大。这表明，随着宽恕水平的增加，父母拒绝对安全感的负向预测效应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见图2）。

图2 宽恕在父母拒绝与安全感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另外，对宽恕调节父母拒绝与手机成瘾的关系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发现，在高宽恕水平下，父母拒绝不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手机成瘾（simple lope = 0.002, p = 0.961），但是在低宽恕水平条件下，父母拒绝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手机成瘾（simple lope = 0.134, p < 0.001）（见图3）。这说明，父母拒绝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在低宽恕的青少年群体中效应更大。

图3 宽恕在父母拒绝与手机成瘾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3.3.2 父母过度保护与手机成瘾关系的有调节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4），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因素外，父母过度保护正向显著预测青少年手机成瘾（t = 4.176, b = 0.148, p < 0.001），负向显著预测安全感（b = -0.338, p < 0.001）；当两者同时预测手机成瘾时，父母过度保护和安全感分别起正向和负向预测作用（b = 0.148, p < 0.001；b = -0.403, p < 0.001）。由此可见，安全感在父母过度保护与手机成瘾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值为0.136，95%置信区间为 [0.100, 0.176]，中介效应占到总效应的47.92%。

表4 安全感在父母过度保护与手机成瘾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注：LLCI和ULCI分别表示Bootstrap估计的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p < .001，**p < .01，*p < .05，同下。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见表5），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因素外，父母过度保护显著负向预测安全感（b = -0.338, p < 0.001），而安全感显著负向预测手机成瘾（b = -0.334, p < 0.001）。另外，父母过度保护与宽恕的交互项对青少年手机成瘾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b = -0.068, p < 0.05）。由此可知，宽恕调节着父母过度保护影响手机成瘾关系的直接路径。

表5 宽恕在对父母过度保护与手机成瘾间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表示p < .001，**表示p < .01，*表示p < .05。

对宽恕调节过度保护与手机成瘾的关系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发现，在高宽恕水平下，过度保护不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手机成瘾水平（simple lope = 0.073, p = 0.117），但是在低宽恕水平条件下，过度保护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手机成瘾水平（simple lope = 0.200, p < 0.001）（见图4）。这说明，父母过度保护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在低宽恕的青少年群体中效应更大。

图4 宽恕在过度保护维度与手机成瘾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父母消极教养如何（安全感）和何时（宽恕）影响手机成瘾的两个重要问题，这对于深化、扩展对父母教养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关系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也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预防和干预举措提供了新思路。

4.1 父母消极教养与手机成瘾的关系

研究表明，父母消极教养正向预测青少年手机成瘾，同时父母拒绝与过度保护均可正向预测青少年手机成瘾。这符合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即父母采取消极教养的方式（拒绝或过度保护）时，其给予孩子帮助、鼓励和肯定将会变少，孩子可用的心理资源就会减少[18]。当孩子的心理需要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时，就会在网络中寻找替代满足，过度依赖这种虚拟的满足就导致了手机成瘾[19]。同时，父母的过度保护会损害青少年的自主性，降低自我探索和突破的动力，使他们更倾向于呆在“舒适区”，而手机所具有的即时强化、时空跨越性等能够很好迎合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进而致使青少年沉迷于手机使用。这表明父母过度保护和拒绝均是青少年手机成瘾的风险因素，父母应转变教养方式，采取积极教养方式以减少青少年手机成瘾。

4.2 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实了安全感在父母拒绝与青少年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这表明父母拒绝会通过削弱青少年的安全感进而引发手机成瘾。一方面，父母消极教养可以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安全感。这表明消极教养方式会损害青少年的安全感，这与以往研究一致[24]。在父母拒绝教养中，青少年很难与父母建立友好亲密的人际关系，更无法获得对于父母的稳定的信任感，进而致使青少年很难形成对父母的安全型依恋。另一方面，安全感可以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手机成瘾。不安全的亲子依恋会降低青少年对情感温暖、社会支持的体验[46]，进而导致心理需求无法在日常的亲子互动中得到满足。这也符合使用--满足理论的观点，个体使用手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33]，如安全感。当个体的安全感在手机使用中得到满足，个体就会更多地使用手机，并最终导致手机成瘾。

本研究也发现安全感在父母过度保护与手机成瘾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父母的过度保护通过损害青少年的安全感，进而增加了手机成瘾的风险。过度保护至少会从两个方面损害青少年的安全感：第一、父母的过度保护会损害青少年的自主性[42]，使得青少年很难与父母之间建立平等和谐的交往关系，进而减少了与父母进行深度、开放互动的机会，不利于安全感的建立。第二、父母对青少年的过度保护会降低青少年对外界环境的敏感性与探索性，也人为放大了家庭内外环境感知的不一致性，极可能给青少年造成巨大的心理适应落差，不利于安全感的发展。同时，研究指出手机能够很好补偿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心理需要[33][47]。青少年对网络的依赖可以看作是一种依恋需求的转移和补偿，是正常依恋受阻或未能获得满足的变形[29]，缺乏安全感的青少年很有可能躲进网络世界中去寻求心理满足，更容易陷入手机成瘾的风险[31]。

此外，安全感在拒绝与青少年手机成瘾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要大于其在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关系的效应量，这也是首次揭示不同内容的消极教养对手机成瘾行为具有不同的作用。针对这一结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首先，相对于过度保护，父母拒绝本身带有更强的排斥性与破坏性，也更有可能给青少年心理造成更严重的心理伤害。其次，青少年正处于青春的“叛逆期”，面对父母拒绝可能会出现更大强度的“抵抗”，引发强烈的亲子冲突，进而对青少年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而过度保护虽然也会引发青少年的不接纳，但至少父母的爱心付出可能会“博得”青少年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与理解。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父母拒绝还是父母过度保护都会损害青少年的安全感。这也暗示着消极教养不管其内容有何不同，但其影响的效应并未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安全感的降低或者缺失是青少年手机成瘾的重要风险因素[30][32]。这一结果也支持了安全感是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基础，也为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干预提供了新的靶点。

4.3 宽恕的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宽恕调节着父母拒绝与安全感的关系。一方面，父母拒绝会使低宽恕倾向的青少年产生更低的安全感，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手机成瘾的可能性。而对于高宽恕倾向的青少年，父母拒绝对安全感的影响更小，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安全感对手机成瘾的保护性作用。尽管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等消极教养是具有伤害性的行为，但父母不是有意伤害他们的孩子。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专制的父母控制通常被认为是父母的敌意和不信任[48]。相比之下，中国父母的严厉管教和行为控制在很多方面往往是训练孩子掌握社会规范的组成部分[49]，并以此显示出父母关爱。相应地，宽容倾向较高的青少年更容易原谅伤害他们的父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能更好地理解父母这些严厉行为背后的良好意图。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父母无意伤害青少年，但消极教养可能会发生深远的消极影响[39]。宽恕倾向较低的青少年可能会因为父母拒绝而产生怨恨，出现不安全感，从而增加他们出现手机成瘾的风险。因此，宽恕可以有效缓解父母拒绝对安全感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宽恕也可以调节父母拒绝、父母过度保护与青少年手机成瘾关系的直接路径。随着宽恕倾向的增强，父母拒绝、过度保护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不良影响在降低。父母拒绝可能会引发青少年的怨恨、不满等消极情绪，而宽恕可以作为青少年应对消极情绪的重要手段。以往研究指出宽恕是应对负面情绪（如，怨恨，不满等）的有效方法，能够释放父母拒绝给青少年带来的消极情绪[39]。这也与压力缓冲假说的观点一致，即个体的积极特质能有效缓解压力对心理功能的潜在负面影响[40]。因此，宽恕似乎更有助于修复成长于父母拒绝教养环境下的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进而减少了手机过度使用的风险因素即消极情绪的影响。此外，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宽恕能够有效降低父母过度保护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高宽恕水平的青少年。正如前文所述，父母过度保护会损害青少年的自主性[42]，降低青少年自主需要的满足。同时，青春期“叛逆”心理也会进一步放大青少年现实心理需求无法满足的强度。这种缺失的现实需要会推动青少年由现实转向手机，寻求心理的“失补偿”，进而引发手机过度使用。

4.4 教育启示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通过探讨父母消极教养（拒绝与过度保护）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影响机制，揭示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与宽恕的调节作用，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手机成瘾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家长应转变消极教养方式，构建积极亲子互动模式。研究表明，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会通过削弱青少年安全感、降低自主需求满足，增加手机成瘾风险。因此，家长需减少拒绝性回应（如否定、忽视），避免过度保护（如限制自主探索），转而采用积极教养方式：日常中多给予鼓励、肯定和情感支持，满足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在生活与学习中适度放手，为青少年提供自主决策空间，培养其现实中的自我效能感，减少对手机虚拟满足的依赖。同时，家长需理解自身行为背后的意图（如过度保护可能源于关爱），并以青少年能接纳的方式传递关爱，降低亲子冲突引发的消极情绪。

其次，学校应强化对家长的教养指导与学生安全感培养。学校可定期开展家长专题工作坊，通过案例解析、情景模拟等形式，帮助家长识别拒绝、过度保护等消极教养的具体表现及其对青少年安全感的损害，教授积极教养的具体方法（如有效沟通、适度放手）。同时，学校心理辅导中心可设计针对性活动提升学生安全感：通过团体辅导建立安全的同伴依恋关系，通过“现实成就体验”活动（如技能竞赛、志愿活动）让学生在现实中获得价值感与归属感，减少对手机的心理依赖。

再次，重视学生宽恕能力的培养与情绪调节指导。鉴于宽恕能缓解父母消极教养对手机成瘾的不利影响，学校可将宽恕教育融入心理健康课程：通过故事分享、角色扮演等形式，引导学生理解父母消极教养行为背后的潜在动机（如过度保护可能源于担忧），减少怨恨等消极情绪；教授情绪调节技巧（如正念呼吸、情绪日记），帮助学生应对因父母拒绝或过度保护引发的负面情绪，避免通过手机逃避现实情绪。

最后，建立家校协同的手机成瘾干预机制。对于已出现手机成瘾倾向的青少年，构建“心理教师—班主任—家长”三方干预体系：心理教师负责评估学生的安全感水平与情绪状态，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如安全感修复训练、宽恕能力培养）；班主任动态关注学生在校手机使用行为，引导其参与现实活动；家长配合调整教养方式，减少消极教养，营造支持性家庭氛围，避免因手机成瘾问题进一步强化拒绝或过度保护行为，打破“消极教养—安全感缺失—手机成瘾”的恶性循环。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如横断研究设计难以明确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或实验研究，进一步验证父母消极教养、安全感、宽恕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因果链条。此外，研究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法可能存在偏差，未来可结合家长报告、教师观察记录等多主体数据，提高结果的客观性。同时，未来研究可细化变量（如区分积极教养与消极教养的交互作用、探究手游、短视频等具体手机成瘾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探索其他保护性因素（如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为干预实践提供更精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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