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的关系：亲子依恋的调节作用

青少年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的关系：亲子依恋的调节作用

王玉慧1,2 阿岭桂1

（1.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100124；2. 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北京 100124）

摘 要  研究基于生态技术微系统理论，探讨短视频使用、亲子依恋与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关系，并考察亲子依恋在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之间的调节作用。选取721名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短视频使用强度、亲子依恋和物质主义量表进行施测。结果发现，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存在显著正相关，亲子依恋与物质主义呈显著负相关。亲子依恋在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之间起调节作用，对于亲子依恋水平高的青少年，短视频使用对物质主义的影响效应显著低于亲子依恋水平低的个体。研究结果对于学校教育和家庭养育有很好的实践指导价值，对短视频平台监管和青少年合理、健康上网具有良好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短视频；物质主义；亲子依恋；青少年

 

作者简介：王玉慧，女，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阿岭桂，女，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在读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金项目（23CXW027）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极大丰富。物质主义也引起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对于物质主义，多数研究沿用Richins和Dawson的定义，将物质主义看做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1]。研究表明，物质主义者特别看重财物的获得，渴望高水平的收入，不愿过物质简单的生活，将物质及奢侈品消费作为表达自我认同和肯定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2, 3]，试图通过持续消费缓解心理压力。然而，这种价值取向不仅难以带来持久幸福感，反而与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亲社会行为缺失、工作和学习动机减弱等消极后果密切相关[4-9]。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主义文化渗透与社交媒体渲染的背景下，青少年群体正逐渐成为物质主义价值观蔓延的重灾区[10]，其尚在形成中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冲击。因此，系统探究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随着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生态系统理论在儿童青少年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与深化。Johnson和Puplampu创新性地提出生态技术子系统（ecological techno-subsystem）概念，将技术子系统作为生态系统微系统的组成部分，认为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数字技术是儿童发展环境的核心构成要素，强调其对个体发展的深远影响[11]。在此基础上，Johnson进一步提出生态技术微系统（ecological techno-microsystem），该理论是技术子系统的精细化模型，强调儿童在具体环境（家庭、学校、社区）中与特定技术活动（如游戏、浏览网页）的互动如何差异化影响发展[12]。换句话说，数字技术使用对儿童青少年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会因微系统环境因素（如家庭或学校的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数字时代青少年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

本研究基于生态技术微系统理论，聚焦青少年短视频使用、亲子依恋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关系，并考察亲子依恋在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预期成果不仅有助于揭示数字媒介使用与家庭关系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中的交互作用机制，推动生态技术微系统理论体系的完善；同时，也为家庭强化亲子互动、短视频平台优化内容监管提供科学依据，对构建青少年健康成长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短视频使用与青少年物质主义

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为解释短视频使用对物质主义的潜在影响提供了理论视角[13]。该理论起源于对电视内容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最初主要关注暴力电视节目对公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14]。涵化理论假设，当信息在媒体中无处不在且经常被传播时，暴露水平较高的个体倾向于接受所传达的信息并将其作为规范标准。根据这一理论，当媒体中充斥着消费文化和物质主义内容时，接触较多的人倾向于接受这些价值观，并将其融入生活和信仰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复接触就会导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内化。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早期研究发现，个体接触电视等传统媒体的频率与其物质主义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15, 16]。纵向研究也表明，儿童观看电视广告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物质主义水平[17]。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研究者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少年物质主义水平存在潜在影响[18-20]。另一项研究表明，智能手机使用与中国青少年的物质主义存在显著正相关[21]。

近年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应用作为一种新型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22]，也备受青少年群体的喜爱和接受。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在过去的一年中，54.1%的未成年人经常在网上观看短视频，32.9%的未成年人在抖音、快手、微信等平台上拍摄和发布短视频。此外，77.5%的家长表示担心孩子观看短视频的时间过长[23]。短视频平台的激增极大地促进了物质主义叙事在受众中的传播。根据涵化理论，经常使用短视频的青少年更容易接触到物质主义相关内容，从而培养出一种高度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具体而言，短视频平台充斥着聚焦物质财富和奢侈生活方式的内容，这些内容含蓄地传递了一种信息，即物质财富是成功和幸福的重要标志。在使用短视频的过程中，青少年不断接触这些内容，久而久之，就会无意识地吸收和内化视频中所描绘的价值观。因此，本研究假设：短视频使用与青少年物质主义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假设1）。

（二）亲子依恋与青少年物质主义

依恋最初指婴幼儿与养育者（尤其是母亲）之间强烈的情感联结。随着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者发现，依恋不仅仅局限于婴幼儿，而是贯穿个体的生命全程。青少年亲子依恋对其心理和行为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引起研究者的普遍关注。高质量的依恋能够为个体提供安全感与慰藉，促进个体的良好发展；而低质量的依恋则会导致个体的不安全感上升，进而引发一些问题行为。例如，研究表明，低质量的亲子依恋更容易导致青少年产生问题性网络使用、手机成瘾、内外化问题等[24, 25]。除此之外，低质量的亲子依恋所带来的心理不安全感还会导致个体对外部目标例如金钱、社会地位等追求[26]。换句话说，亲子依恋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沟通方式、父母教养方式有助于减少青少年的物质主义水平[13]。此外，良好的父母支持能够提高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进而降低其物质主义水平[27]。与之相反，父母拒绝则会导致青少年物质主义水平的增加[28]。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青少年物质主义水平的降低，为亲子依恋与物质主义的负相关关系提供了间接支持。也有研究直接考察了亲子依恋与物质主义的关系，结果证实，青少年亲子依恋与物质主义存在显著的负相关[29]。综上，本研究假设：青少年亲子依恋与物质主义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研究假设2）。

良好的亲子依恋质量在降低青少年物质主义水平的同时，也可能缓冲其他因素对青少年物质主义的影响。根据生态技术微系统，网络使用对儿童青少年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会因微系统环境因素（如家庭或学校的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12]。亲子依恋作为家庭环境的重要成分，可能在短视频使用影响青少年物质主义的过程中起到缓冲作用。很多研究证实，亲子依恋能够缓冲其他不利条件对青少年发展的消极影响。例如，在网络受欺负的情况下，具有高质量亲子关系的青少年感受到更少的心理痛苦[30]。再如，对于亲子依恋水平较高的儿童青少年，社会负性环境对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降低[31]，此外，亲子依恋还可以缓冲歧视知觉对青少年抑郁水平的预测作用[32]，以及羞怯等个体特质与攻击行为等消极后果之间的关系[33]。因此，本研究假设亲子依恋在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对于亲子依恋水平高的青少年，短视频使用对物质主义的影响效应显著低于亲子依恋水平低的青少年（研究假设3）。

二、研究方法（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从两所中学招募，共发放问卷759份。在获得学生和班主任的知情同意后，让学生填写调查问卷。在正式调查前，告知学生和教师本次调查目的、流程、注意事项和保密原则。调查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展开，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问卷调查遵循自愿参与原则，学生有权随时终止作答。在剔除38份不完整的问卷后，本研究最终得到721份有效问卷。在721名被试中，男生404人，女生317人；七年级511人，八年级208人，2人未填写年级信息。有330人报告有属于自己的手机，391人报告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被试年龄在12-16岁之间，平均年龄13.88岁，标准差为0.77。

（二）研究工具1. 短视频使用强度

参考以往研究[34]，改编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问卷，测量短视频使用强度。量表共包含6个条目，测量短视频融入个体生活的程度及其对短视频的依赖程度（如“使用短视频已经成为我的日常习惯”）。量表采用5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使用短视频的强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88。

2. 物质主义

采用Goldberg等人编制的物质主义量表[35]测量青少年的物质主义水平。该量表包含10个条目，如“我希望自己能买得起那些很贵的东西。”量表采用7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代表青少年物质水平越高。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使用良好[26, 28]。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88。

3. 亲子依恋

使用简版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36, 37]中的亲子依恋分量表测量青少年与父母的依恋。父亲和母亲依恋分量表各12题，从“信任”“沟通”和“疏离”三个维度来描绘依恋水平。例如，“我父亲/母亲尊重我的感受。”问卷采用5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得分越高代表依恋质量越高。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应用良好[38]。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89。

三、结果（一）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初中生短视频使用强度较低，这可能与家长和学校对于手机使用的管控有关。本研究中有超过一半的同学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同时，学生在校期间不允许使用手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减少初中生对短视频的使用。此外，研究结果显示，初中生物质主义的平均分低于中位数，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而亲子依恋的平均分高于中位数，处在中等偏上的水平。

（二）差异检验

各变量在不同性别、年级和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手机的学生中的得分如表1所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各变量得分在性别、年级和有无手机三个方面进行差异检验。结果表明，性别方面，男生和女生在短视频使用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t = 0.30，p = .76；女生物质主义得分显著高于男生，t = 3.87，p < .001；男生亲子依恋得分显著高于女生，t = 2.73，p = .006。年级方面，八年级学生短视频使用强度（t = 6.92，p < .001）、物质主义水平（t = 4.42，p < .001）显著高于七年级学生；二者在亲子依恋水平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t = 0.33，p = .74。此外，有属于自己的手机的中学生短视频使用强度显著高于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的中学生，t = 4.91，p < .001；其物质主义水平也显著高于没有手机的中学生，t = 3.22，p < .001；二者在亲子依恋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t = 0.67，p = .50。

表1 描述统计与差异检验

变量	M (SD)	男生 （n = 404）	女生 （n = 317）	七年级 （n = 511）	八年级 （n = 208）	有手机 （n = 330）	无手机 （n = 391）
短视频使用强度	2.42 (1.05)	2.41 (1.08)	2.43 (1.03)	2.25 (1.00)	2.83 (1.08)	2.63 (1.08)	2.24 (1.00)
亲子依恋	3.39 (0.70)	3.46 (0.68)	3.31 (0.71)	3.40 (0.72)	3.38 (0.66)	3.41 (0.72)	3.38 (0.69)
物质主义	3.03 (1.28)	2.87 (1.30)	3.24 (1.23)	2.89 (1.22)	3.35 (1.38)	3.20 (1.26)	2.89 (1.29)

（三）相关分析

各变量间的相关矩阵如表2所示。相关分析表明，短视频使用强度与物质主义呈显著正相关，亲子依恋与物质主义呈显著负相关。研究假设1和2得以证实。

表2 各变量相关分析

变量	短视频使用强度	亲子依恋	物质主义
短视频使用强度	1
亲子依恋	-.08*	1
物质主义	.38**	-.25**	1

注：*p < .05，**p < .01。

（四）调节效应分析

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 v3.4中的模型1[39]，检验亲子依恋在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之间的调节效应；在分析中，将性别、年级和有无手机作为控制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容忍度Tol大于0.9，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5，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调节分析结果显示，亲子依恋在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之间调节效应显著，b = -.07, t = -2.07, p = .04。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对于亲子依恋水平低的青少年，短视频使用对物质主义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 = .43, t = 9.23, p < .001；而对于亲子依恋水平高的群体，这一预测作用仍然显著，但显著低于亲子依恋水平较低的个体，bsimple = .30, t = 6.31, p < .001。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3。

图1 亲子依恋在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之间的调节作用

四、讨论

本研究首先考察了青少年短视频使用、亲子依恋与物质主义在性别、年级以及有无自己手机方面的差异，并探讨了短视频使用、亲子依恋与青少年物质主义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短视频使用强度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发现是一致的[40]。这一发现提示，在青少年早期发展阶段，数字化媒体使用行为可能尚未形成明显的性别分化特征，男女学生在媒介接触机会和使用模式上具有较高同质性。八年级学生短视频使用强度要高于七年级学生，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青春期中期个体自主意识的发展轨迹，随着年级的升高，青少年的自主性增强，开始反抗学校和家长对手机使用的管控，表现出更强的自主决策倾向。这一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41]。此外，研究发现，自己有手机的学生短视频使用强度要高于没有手机的学生。这一结果表明，家长对孩子是否拥有自己的手机的管控，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减少初中生的网络使用行为。这一发现为家庭媒介管控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支持。但需要指出的是，单纯的设备管制可能仅能产生有限作用，建议结合主动干预策略（如数字时间管理训练、媒介批判意识培养等）形成综合干预方案。

在物质主义得分上，女生物质主义水平显著高于男生。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青少年早期的心理发展特点有关。一方面，青春期早期的女性更早进入社会比较的敏感期，通过社交媒体频繁接触消费符号（如美妆产品、时尚穿搭等），形成“理想自我-现实自我”的认知差距。物质商品在此过程中被建构为弥补差距的工具。另一方面，女性在青春期早期经历更高的情绪波动，物质商品常被赋予情感调节功能，如通过购物进行解压。年级方面，八年级学生的物质主义水平高于七年级，这与已有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即青少年的物质主义水平随年龄增长而升高[42]。一方面，随着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青少年对符号价值的理解逐步深化，开始将物质占有视为社会地位获得与同伴接纳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接触短视频等网络媒体信息的时间增多，潜移默化中受到网络中物质主义信息的影响，体现了媒介暴露的累积效应。此外，有手机的学生的物质主义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手机的学生。这一结果再次揭示了媒介接触的物质化效应。自己有手机的学生使用手机会更加方便，其使用手机的频率和时间也会增加，而智能手机使用是青少年物质主义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21]。

研究发现，青少年短视频使用强度越高，其物质主义水平越高。这一结果验证了涵化理论的观点，即当某种信息在媒体中广泛传播时，频繁接触这些信息的个体倾向于接受所传达的信息，并将其作为规范或标准[14]。基于这一理论观点，大量研究验证了媒体（包括电视等传统媒体和最近的社交媒体）对塑造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17, 19, 20]。随着短视频平台的激增，人们迎来了一个革命性的信息传播和价值导向的时代。因此，本研究将涵化理论延伸至短视频这一新领域，探讨短视频使用如何影响青少年用户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短视频其因视觉上吸引人的、具有高度沉浸感的、通常是鼓舞人心的内容而具有更强的涵化效应，来放大和强化物质主义意识形态。短视频中频繁出现的物质财富展示（如奢侈品、消费文化）通过“符号化叙事”拉近受众距离、增强情感认同[43]，持续塑造青少年的价值认知，使其将物质财富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视为社会成功与幸福的核心标准。此外，短视频的算法推荐机制（如个性化推送）可能加剧信息茧房效应[44]，导致青少年长期暴露于同质化物质内容，进一步强化价值观偏差。本研究通过探讨青少年短视频使用与其物质主义的关系，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扩展了涵化理论在数字媒体消费领域的适用性。

研究结果表明，亲子依恋在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对于亲子依恋质量较高的个体，短视频使用与物质主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要弱于亲子依恋质量较差的个体。虽然已有研究表明，亲子依恋与物质主义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9]，但并未探讨其在数字技术使用影响物质主义价值观中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支持了生态技术微系统的观点，即在网络使用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的过程中，微系统环境因素（如家庭特征）会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12]。在生态技术微系统框架下，亲子依恋作为家庭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作为“缓冲层”削弱短视频使用的消极影响。这一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良好的亲子依恋可以给青少年带来充足的安全感，进而在他们面临外部不利环境时，保护他们免受消极影响[31, 32]。具体到本研究主题，在面对短视频中形形色色的物质主义相关信息，亲子依恋质量高的个体，因为拥有足够的安全感，不需要从这些信息中去寻求安全感，因此较少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与之相反，面对短视频中同样的信息，亲子依恋水平低的个体，因为没能在父母那里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进而会从短视频中寻求弥补，而对物质的追求是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有效方式。

五、研究展望与教育启示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只选取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结果不能推广到其他群体。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的年龄范围，以期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其次，研究采取横断设计，不能进行因果推断。未来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或实验设计，进一步考察短视频使用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第三，本研究通过测量短视频使用强度作为短视频使用的指标，这种测量方式较为笼统，不能进行更加精细的分析。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短视频使用方式、观看短视频类型等，从而能更加系统、准确地考察短视频使用的影响效应。最后，研究只考察了亲子依恋（家庭因素）在短视频使用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根据生态技术微系统理论，学校因素在网络使用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12]。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学校氛围、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等学校因素在这一影响效应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教育启示和实践指导意义。首先，要开展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学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课程，通过培养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使他们能够批判性地看待短视频中的信息，避免盲目跟风和消费。家长也应肩负起正确的引导作用，帮助青少年更好地使用网络，抵御网络使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要加强短视频平台监管，优化短视频内容。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对短视频平台的监管力度；平台自身也应加强对内容的监管和筛选，减少物质主义等负面信息的传播。第三，引导青少年合理、健康使用短视频。家长和学校应引导青少年合理安排短视频使用时间，避免过度沉迷和依赖。最后，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帮助青少年有效抵御外界不良环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父母应加强与青少年的有效沟通，提高亲子互动质量，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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