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2025年25期-刘进-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内容修改具体内容为研究工具问卷题项数目及其中一名作者单位信息：
（二）研究工具：
3.青少年回避与融合问卷。采用陈燕红[27]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回避与融合问卷，该问卷共计12个题项。——修改为：采用陈燕红[27]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回避与融合问卷，该问卷共计8个题项。
4.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采用解亚宁[35]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的积极应对方式分量表，共计8个题项。——修改为：采用解亚宁[35]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的积极应对方式分量表，共计12个题项。

及其中一名作者单位： 王智鹏 遵义市汇川区长水新航高级中学 563000

1、文章题目：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2、作者姓名：刘进 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550025

                       王智鹏 遵义市汇川区长水新航高级中学 563000

                       曾练平 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550025；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行为调控中心 550025

3、文章摘要：

       为考察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及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在其中的作用，采用父母低头行为量表、情感忽视量表、青少年回避与融合问卷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贵州省606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父亲/母亲低头行为均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2)父亲/母亲低头行为均通过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对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产生影响，其中父亲的中介作用包含三条路径：情感忽视独立中介作用、心理灵活性独立中介作用和情感忽视-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作用；母亲的中介作用包含两条路径：情感忽视独立中介作用，以及情感忽视-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4、关键词：父母低头行为;积极应对方式;情感忽视;心理灵活性

5、正文：

 一、引言
       青少年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常常面临着学业压力、人际关系、自我认知等多方面的挑战。如何积极的应对这些挑战，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至关重要。积极应对方式是指个体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主动寻求内外部资源，积极建构解决问题的策略[1]。积极的应对方式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2]，能有效帮助个体缓解抑郁情绪、减轻焦虑症状[3]，降低攻击行为[4]，增强个体主观幸福感[5]。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个体积极应对方式的发展呢？这对于应对方式的早期干预十分重要。
       《2014国民家庭亲子关系报告》显示，近七成父母在陪孩子时会看手机。父母低头行为逐渐成为技术侵扰亲子关系的最突出形式，不仅会降低亲子交流质量，影响亲子关系的建立，还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6]。手机通常会分散父母的注意力，导致父母对子女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拒绝和忽视[7]，这种忽视会损害子女的自我评价体系，使其易产生“我不值得被爱”等消极情绪体验[8]。根据“评价-应对”理论观点，低自我评价的个体遇到问题时多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9]。综上可知，父母低头行为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形成。
       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是有组织性的关系集合，父-母-子女三角关系是家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父亲和母亲均对子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0]。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对子女应对方式的发展上，如父母的情感忽视显著负向预测子女的积极应对[11]，父母拒绝会增加子女的消极应对[12]。因此，同时考虑父亲和母亲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能够提供更全面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理解父母对青少年的共同作用，使研究结果更具有实践意义。但前人在探讨父母低头行为对子女的影响时，通常将其作为整体[13]，或将父亲和母亲低头行为分开[7]进行讨论，未能全面且系统的探讨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以父亲/母亲低头行为作为家庭环境变量，系统探究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形成及作用机制。
（一）父母低头行为与积极应对方式
       父母低头行为是指父母频繁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而无暇顾及子女、冷落子女的行为[14]。家庭系统理论认为，父母的行为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15]。在与子女相处过程中，父母低头行为会占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时间[16]，增加父母的拒绝行为，易导致子女习得父母消极的处事方式[17]。此外，个体感知到的父母低头行为水平越高，其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1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低头行为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
（二）情感忽视的中介作用
       情感忽视是指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情感等未进行及时的反馈，长期忽视子女的情感需求[19, 20]。
       注意资源有限性理论认为，个体的注意资源是有限的[22]，多项任务同时进行会导致执行其他任务时资源变少。基于此理论，父母频繁的低头行为会分散父母的注意力，导致父母对子女表现出更多的忽视、拒绝行为[23]，破坏安全亲子关系的建立，导致子女感受到更高水平的忽视[24]。
       长期的情感忽视会使个体形成低自尊等消极的自我认知模式[25]，影响应对方式的采取。实证研究也表明，有被忽视经历的个体较少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2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情感忽视在父母低头行为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心理灵活性的中介作用
       灵活性是指个体充分的接触、觉察当下所处的外在环境，同时对当下的内在心境、体验全然开放，最终在明晰的价值方向的指引下坚持或改变行为，积极承诺行为的能力[27]。以往研究证实，在父母支持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间，心理灵活性起中介作用[28]。那么，父母低头行为作为一种消极的家庭教养行为，可能会削弱父母的支持，进而阻碍个体积极发展。
       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情感温暖可以正向预测子女的心理灵活性[29]，而父母频繁的低头行为会使亲子交流缺乏温度，导致青少年的心理灵活性降低[30]。
       另一方面，心理灵活性高的个体储备有较多的积极心理资源，在遇到挫折是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处理问题。实证研究也表明，心理灵活性能够预测应对方式[31]。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心理灵活性在父母低头行为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四）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情感忽视会对个体心理灵活性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8]。相关理论也为探究情感忽视对心理灵活性的影响提供支持，依恋理论认为，父母的情感温暖有助于子女形成良好的依恋风格，遭受过情感忽视的个体易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风格[32]，进而影响个体心理灵活性的发展。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在父母低头行为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链式中介模型见图1。

                     图1 父母低头行为、情感忽视、心理灵活性和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假设模型
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在贵州省某高中发放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606份，有效率89.1%。其中男生264人(43.56%)，女生342人(56.44%)；高一361人，高二245人；被试平均年龄16.63±0.81岁。
（二）研究工具
1.父母低头行为量表
      采用丁倩[33]等人修订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本研究将量表题项中的“父母”换为“父亲”或“母亲”，形成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括9个题项，共计18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从不”，5表示“一直”，得分越高表明父亲/母亲低头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父亲低头行为和母亲低头行为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78、0.80。
2.情感忽视量表
      采用于卜一[34]等人编制的情感忽视量表。该量表共计10个题项，采用0-4级评分，0表示“从不”，4表示“几乎总是”，所有题目均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情感忽视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3.青少年回避与融合问卷
      采用陈燕红[27]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回避与融合问卷，该问卷共计8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明心理灵活性水平越低。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4.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解亚宁[35]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的积极应对方式分量表，共计12个题项，采用0-3级评分，0表示“不采取”，3表示“经常采取”，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本研究中积极应对方式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4。
（三）研究程序及数据分析
      采用SPSS27.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采用Mplus8.3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时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1个，第一个因子解释21.45%的变异，低于临界标准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计算父亲/母亲低头行为、情感忽视、心理灵活性和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1。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亲/母亲低头行为与情感忽视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灵活性、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606)

注： *p<0.05, **p<0.01, ***p<0.001, 下同。
（三）父母低头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检验
      首先，控制青少年性别、年龄、父亲文化程度和母亲文化程度后，采用结果方程模型检验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直接预测作用。其中自变量为父亲低头行为和母亲低头行为，因变量为积极应对方式。结果显示，父亲和母亲低头行为对积极应对方式的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β父亲=-0.184(p<0.001)，β母亲=-0.138(p＜0.01)。
（四）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接着检验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在父亲、母亲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各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除父亲低头行为对积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53，p>0.05)，母亲低头行为对心理灵活性和积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外(β=-0.034，p>0.05；β=-0.049，p>0.05)，其余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

                                    图2 父母低头行为、情感忽视、心理灵活性和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模型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可知在父亲低头行为对积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模型当中，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87、-0.030，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123，-0.054]和[-0.059，-0.007]；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值和置信区间分别为-0.014和[-0.024，-0.006]，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在母亲低头行为对积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模型当中，情感忽视的中介效应值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72和[-0.111，-0.039]，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值和置信区间分别为-0.012和[-0.021，-0.00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心理灵活性的中介效应值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06和[-0.029，0.015]，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心理灵活性在母亲低头行为和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表2 中介效应与效应量

四、讨论
（一）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亲低头行为和母亲低头行为均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假设1得到支持。这一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父母低头行为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的观点[6]，同时还支持了“父母接受-拒绝”理论，该理论认为，父母频繁的拒绝会使其子女较少感受到父母的温暖、关怀与支持，对子女的身心发展造成不良影响[36]。与子女相处时，父母低头行为会分散对子女的注意力，增加对子女的拒绝，导致青少年较少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温暖与支持，这种负面的亲子互动模式最终会阻碍个体积极应对方式的发展。
（二）情感忽视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情感忽视在父亲/母亲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中起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支持。父母低头行为做为一种威胁性的事件，会使青少年感受到更高程度的情感忽视，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37]。而遭受过情感忽视的个体，易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模式[25]、缺乏社会支持[38]等，进而使得个体在面对问题时难以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事件，积极的应对方式的采取。
（三）心理灵活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心理灵活性在父亲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中起中介作用，假设3得到部分支持。父亲沉迷于手机时会疏于对子女需求的回应，减少对子女的支持，导致其子女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缺乏勇气和信心，心理灵活性水平降低，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39]。而心理灵活性水平较低的个体在面对困难时通常会采用自动、僵化、刻板的方式，较少使用积极应对方式处理问题。
      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心理灵活性在母亲低头行为和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传统的家庭模式下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内”，母亲更多的参与到子女的教养当中，母亲的低头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通常会因陪伴得到削弱。此外父亲通常被视为家庭权威的主要代表，其主要是引导子女树立自信，认识世界等，更能影响子女对自我的评价[7]及心理灵活性的发展。因此与父亲低头行为相比，母亲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心理灵活性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弱。
（四）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在父亲/母亲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支持。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情感忽视的会影响个体心理灵活性的发展，支持了前人的研究[8]。当父母的注意力被手机吸引时，父母会更多的拒绝回应子女，使子女感受到更高水平的情感忽视。情感忽视做为一种慢性压力事件，会阻碍个体心理灵活性的发展，在面对问题时，难以综合、理智地考虑，较少采用积极应对方式。
五、研究价值与局限
      首先，本研究关注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研究视角及内容新颖，且能够为当代父母的家庭教育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父母应减少低头行为，积极回应子女的情感需求，增加与子女的情感联结，不要因手机拉远了与子女之间的距离。其次，本研究将积极应对方式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积极应对方式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为积极应对方式的干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最后，本研究再一次支持了情感忽视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呼吁大家对个体情感需求的重视，减少情感忽视带来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1)作为一项横断研究，无法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收集纵向数据，更好的检验本研究模型，深入考察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动态影响及作用机制；(2)本研究只关注了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实际上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的形成与发展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同伴关系、家庭氛围等，未来的研究可以同时考虑更多的因素对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发展的影响。
六、结论
（1）父亲/母亲低头行为均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
（2）父亲/母亲低头行为均通过情感忽视和心理灵活性对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产生影响，其中父亲的中介作用包含三条路径：情感忽视独立中介作用、心理灵活性独立中介作用和情感忽视-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作用；母亲的中介作用包含两条路径：情感忽视独立中介作用，以及情感忽视-心理灵活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6、图片：

7、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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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课题情况：贵州省教育厅2024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贵州省中小学家庭教育发展研究》（2024RW266）

9、获奖情况：无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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