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分析

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分析
张若硒1 杨绍珂1 王金萍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100875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15253163181 zhrx13665331838@163.com
【摘要】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2018年与2020年完成测量的1045名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及其父母教育期望数据，采用交叉滞后分析探讨了二者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结果发现：T1和T2父母教育期望和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交叉滞后回归路径中，T1的父母教育期望能够显著负向预测T2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T1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能显著负向预测T2的父母教育期望；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的相互关系不存在性别差异。教育建议：形成支持的父母教养态度，尽可能维系代际期望一致；采用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为儿童青少年提供成长助益；养成开放的父母教育心态，建立多维的发展评价体系。
【关键词】父母教育期望；青少年儿童；抑郁情绪；交叉滞后分析
1前言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反映出中国父母对子女普遍抱有很高教育期望。《现代汉语词典》中将期望定义为对未来的事物或人的前途有所希望和等待[1]。教育期望通常指学生的家庭成员或学生个体对于自身未来所能达到的最高学历的预期和期待，父母教育期望即父母希望子女获得的最高程度的受教育水平。[2]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抑郁症的高发引起了各界热议。抑郁症不仅影响着儿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和学业表现，还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危害。《2021-2022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调查发现，青少年群体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0%的青少年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3]《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家庭因素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密切相关。[4]抑郁情绪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障碍，不仅对个体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研究表明，抑郁情绪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此背景下，探讨影响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因素，对于预防和干预抑郁情绪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和学校都是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主要社会情境，父母更是与儿童青少年频繁互动、影响其社会化的“重要他人”[5]。父母教育期望可能成为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6]。期待效应认为，个体的情感与思想往往会受到他们所欣赏、尊敬、信赖以及景仰之人的影响和启发。因此有研究认为，个人教育期望的形成会受到重要他人的影响。父母期望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自尊、压力感受以及应对策略，进而影响其抑郁情绪的产生和变化。[7]具体而言，一方面，父母期望是子女努力学习的重要动力[8]，适度的教育期望可以激励子女积极学习，增强自我效能感，减少抑郁情绪的发生；另一方面，过高的教育期望也会给子女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当他们无法达到父母的期望时，可能会感到挫败和无力，进而增加抑郁的风险。[9] [10]
同样，子女对于父母教育期待的观念也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天生具有成长和融合的倾向，这种成长趋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内在动机，外部动机只内化后，个体会感到自主性。在家庭中，父母的期待、奖惩等是外部动机的表现形式；内在动机和良好的内化都被认为是自主调节，而部分内化或根本没有内化的活动被认为是受控调节。对于受控调节来说，虽然父母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期待已经被子女采纳，但个人的行为仍然无法被自己完全接受，个体的内心仍然充满了抗拒、冲突和焦虑，容易造成抑郁情绪的产生。[11]
然而，目前关于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之间关系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缺口。一方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父母的期望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学业成就，而对于父母教育期望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较少；另一方面，以父母教育期望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为对象的研究大多采用横断面设计[12] [13]，难以揭示因果关系和时间序列变化。本研究的交叉滞后分析将有助于理解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之间的动态关系，为家庭教育实践和心理健康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父母教育期望能正向预测随后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
H2：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能正向预测未来的父母教育期望；
H3：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存在显著双向预测作用；
H4：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双向关系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2方法
2.1数据来源
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该研究的样本包括了我国大陆地区25个省份和直辖市。在2018年（T1）和2020年（T2）这两个时间点，研究均使用了相同的评估工具来测量父母的教育期望和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本研究选择了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数据，并对两次调查按照家庭编码和个人编码将家庭库、成人库中数据与少儿库进行匹配。根据下述条件筛选数据：（1）在T1和T2两个时间点，父母完成了关于教育期望的问卷，子女则填写了包含抑郁评估的少儿自填问卷；（2）剔除了变量中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收集到了1045份有效的数据。2018年儿童青少年与父亲、母亲的年龄分别是16.85±4.42岁、40.54±5.56岁、38.56±5.32岁。
2.2研究工具
2.2.1父母教育期望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其基于经验所形成的主观认知和现实条件，对子女接受教育后可实现的某种结果的信念和愿望[14]。在问卷中，关于父母对孩子教育期望（希望孩子读到何种程度）的提问，其选项从1到8依次为：无需接受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
2.2.2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简表（CES-D8）
CES-D（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是一个用于评估成人在过去一周内抑郁症状严重性的20项自评量表。而CES-D8是从这20项中选取的8项，是为了更快速地筛查抑郁症状。例如“我感到情绪低落”“我感到悲伤难过”等，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1几乎没有—4大多数时候有）。基于CFPS的已有研究通常使用该量表来反映抑郁症状[15] [16]。该量表在我国适用性良好[17]，在T1和T2测量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753、0.776。
2.3数据分析
利用SPSS 26.0计算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此外，研究还借助Amos 28.0构建了交叉滞后模型，并对其显著性与拟合优度进行了深入分析。
3结果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运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测。对两个时间点上的数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有2个，且首个因子的变异解释量为30.306%，低于临界值40%，[18]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发展变化
对父母教育期望做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测量为被试内变量，性别为被试间变量。结果显示，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2.055，p>0.05，ηp2=0.00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过去2年中，父母的教育期望和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均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对父母教育期望前后两次测量做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前后差异不显著（p>0.05）；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前后两次前后测差异显著（p<0.01）。
3.3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如表1所示，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在同时点测量以及相隔2年的测量中均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同时，T1（2018年）和T2（2020年）父母教育期望呈显著正相关，T1（2018年）和T2（2020年）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性别差异检验显示，2018年和2020年，父母教育期望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tT1=-0.368，p>0.05；tT2=1.229，p>0.05）；2018年和2020年，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tT1=1.341，p>0.05；tT2=1.138，p>0.05）。

3.4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交叉滞后分析
构建了交叉滞后模型后，模型拟合结果如下：卡方与自由度比值（χ²/df）为1.257，Tucker-Lewis指数（TLI）为0.993，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99，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99，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为0.004，均方根误差近似值（RMSEA）为0.016，各项拟合指标均显示模型拟合良好。
随后进行模型路径系数显著性检验：T1（2018年）的父母教育期望能够正向预测T2（2020年）的父母教育期望；T1（2018年）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能够正向预测T2（2020年）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在交叉滞后回归路径中，T1（2018年）的父母教育期望能够显著负向预测T2（2020年）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T1（2018年）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能够显著负向预测T2（2020年）的父母教育期望（见图1）。

运用多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交叉滞后模型在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中的等同性。第一，构建自由估计模型，允许男生组和女生组的所有参数独立估计；第二，进行限制模型估计，将两组的自回归路径、交叉滞后路径以及各因子载荷均设定为相等；第三，进行多群组分析适配分析（表2）和不变性检验（表3），两个模型拟合结果均可接受，各模型两两间拟合指数差异（ΔCFI=-0.014、ΔTLI=-0.037、ΔGFI=-0.003、ΔRMSEA=0.022，ΔSRMR=0.012）均小于0.05[19] [20] [21]，即模型稳定。表明模型结果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该交叉滞后模型适用于男女儿童青少年。

4 讨论
4.1 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关系形成的影响机制分析
4.1.1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T1（2018年）的父母教育期望能够显著负向预测T2（2020年）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父母的高教育期望并不必然引起子女的高心理压力，而是当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远高于子女对自身的教育期望，同时子女无法通过与父母的沟通交流改变父母的教育期望，也无法达成父母的教育期望，在此情况下，子女往往会感受到高度的心理压力，更易出现抑郁情绪。认同差异理论（identity discrepancy theory）认为，当现实评价反馈与理想状态存在较大差异时，会造成个体抑郁情绪的产生。[22]已有研究表明，同样是对于自身教育期望低的子女，其父母的教育期望水平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23]父母教育期望较高并不必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只有在父母教育期望明显高于子女自身教育期望时，其效应才表现为不利的健康后果。[24]因此，相比于父母的高教育期望，亲子之间教育期望的巨大差异更有可能是引发子女抑郁情绪产生的重要原因。
4.1.3 子女自身学业成就
本研究结果显示，T1（2018年）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能显著负向预测T2（2020年）的父母教育期望。研究表明，当儿童青少年的学业水平越高，其感受到的父母教育期望以及子女与父母之间所达成的教育期望一致性越高，据此研究者猜测，高学业成绩能促使父母与子女都建立起较高的教育期望。[25]因此，抑郁情绪水平较低的儿童青少年往往能表现出较高的学业成就，同时体验到高学业成就所带来的幸福感与成就感，形成对于自身学习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并更易与父母的教育期待达成一致，形成良好情绪与高学业成就的良性循环。对于父母而言，因子女表现出更高的学业成就，父母相应的会提升对于子女学业水平的自信与期待，会希望子女在未来达成更高层次的教育目标。由此分析可知，当子女抑郁水平较低，学业成就水平更高时，父母可能会对于子女形成更高水平的教育期望。
4.2 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的相互关系不存在性别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青少年抑郁的相互关系不存在性别差异。已有研究显示，无论是在感知到的父亲教育愿望与自我教育预期的一致性上，还是在感知到的母亲教育愿望与自我教育预期的一致性上，男生与女生均没有显著差异。[26]同时，随着父母认知能力以及认知水平的提升，父母会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以及受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子女性别在父母认知能力对教育支出和教育期望的影响上无差别。[27]同时，社会对于性别的固有刻板印象也被逐步打破，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期待不在趋于模式化与固定化，而是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支持子女的自身发展与方向选择。
根据这一研究，形成以下教育建议：首先，形成支持的父母教养态度。父母应尊重儿童青少年的自主性，避免过高要求和过度监督。教育期望应与儿童青少年的自我发展想法一致，提供自主、自信的学习环境，并在他们感到压力时给予支持。其次，采用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父母应以情感温暖、鼓励自主和适度控制的方式教养儿童青少年，缓解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情绪。父母应作为“助益者”参与儿童青少年的成长，提供稳定支持和情感温暖，鼓励他们依据自身价值观实现自我认同。最后，养成开放的父母教育心态。父母应建立多维的发展评价体系，避免单一维度的评价方式。应关注儿童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发展，包括学习品质、社会交往能力和品德行为等，促进他们身心素质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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