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生涯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希望的影响

父母生涯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希望的影响：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结果预期的链式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2021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希望的发展机制及促进路径研究”（21FSH013）]※
陈宛玉1，付惠聪1，李籽宜2(1.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桂林541004；2.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宁530007）

摘要：为探究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希望的特点及父母生涯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希望的作用机制，采用父母生涯支持量表、生涯自我效能量表、生涯结果预期量表、生涯希望量表对广西壮族自治区4所农村学校1280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涯希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显著低于农村非留守儿童，其父母生涯支持、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结果预期亦显著较低。（2）父母生涯支持、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结果预期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涯希望。（3）生涯结果预期和生涯自我效能在父母生涯支持与生涯希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并呈现链式中介效应。（4）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父母生涯支持对生涯结果预期的作用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生涯支持，生涯希望，生涯自我效能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群体不断扩大。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1]。在生涯发展过程中，留守儿童常表现出低希望感、生活适应困难与较高的学业压力[2]，也可能面临家庭教育主体缺位、隔代教育重养轻教等多重困扰。民政部联合十四部门印发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进一步指出，应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完善保障制度，不断增进其福祉。这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涯发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发展问题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但这一领域实证研究较少。作为农村地区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涯发展不仅关乎个体的未来，更承载着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希望。因此，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发展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生涯希望是个体对未来生涯发展所持的积极动力状态[3]，是推动个体不断追求理想与目标的内在力量。研究指出，生涯希望不仅能带来积极的生涯信念与行为，还能促进个体确立目标、主动寻求资源并持续努力实现理想[4]。具有较高生涯希望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学习投入，他们会设定清晰的学习目标、遵循合理路径、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拓展可用资源。希望作为个体积极发展的心理资源[21]，对儿童的社会适应与生涯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研究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希望水平普遍较低，低希望感个体更易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困扰，表现出消极、自卑等特征，进而危及其心理健康与生涯成长。
在儿童生涯发展的多重生态系统中，家庭环境被视为最核心的外部支持因素。父母生涯支持是指父母在子女生涯发展过程中提供的情感关怀、行为指导与资源帮助，在促进儿童生涯探索与目标建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结、家庭氛围、亲密度、与父母沟通的满意度及家庭结构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其生涯发展水平。实证研究发现，父母生涯支持能够正向预测儿童的生涯希望[5][20]，而父母对教育的态度、支持性养育方式对儿童行为适应的促进作用，以及父母生涯支持与个体生涯希望的正相关关系，均进一步验证了家庭支持在个体生涯发展中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关于父母生涯支持如何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希望的机制研究尚不充分。因此，提出假设1：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村非留守儿童在生涯希望上存在差异；假设2：父母生涯支持对留守儿童的生涯希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信念[6]，是个体行为动机与成就感的核心心理变量。黄天中校长在体验式全程生涯教育中指出，个体在生涯探索阶段会逐步建立领域性的自我效能，以兴趣为基础发展能力，合理管理时间与资源，从而实现目标。社会认知生涯理论认为，自我效能与结果预期是生涯希望形成的关键心理机制，对生涯希望有重要的影响[7]。职业希望社会认知生涯理论进一步指出，自我效能和结果预期常作为中介变量影响个体的生涯发展。生涯自我效能高的个体能够准确评估自身能力，相信自己能成功；结果预期高的个体更相信努力会带来良好结果，因而具备更高的行动动力和目标坚持性。已有研究表明，父母生涯支持与自我效能、结果预期及希望均呈显著正相关[8]。父母生涯支持不仅能直接促进个体生涯希望，还能通过提升生涯自我效能和结果预期水平间接影响希望水平。由此推测，生涯自我效能与生涯结果预期可能是父母生涯支持作用于生涯希望的重要心理机制，因此，提出假设3：留守儿童的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结果预期在父母生涯支持与生涯希望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直接的职业指导与情感支持，接触生涯发展信息与资源的机会有限，因此更容易形成较低的希望水平。相比之下，农村非留守儿童成长于更稳定且具有较强支持性的家庭环境，这有助于他们树立积极的生涯规划与未来目标。此外，留守儿童可能更多依赖祖辈、教师或社区资源来弥补父母缺位，而非留守儿童则主要依靠父母的直接引导。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两类群体在生涯自我效能、结果预期与生涯希望的路径关系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提出假设4：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村非留守儿童在模型路径上存在差异。研究模型见图1。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4所农村学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抽样的方法发放纸质问卷共1350份，实际回收1280份，回收率为95%。剔除未作答或明显错误作答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232份，有效率为96%。被试年龄范围为9~16岁（M=12，SD=1.4），其中男生636人（51.6%），女生596人（48.4%）；汉族学生1037人（84.2%），少数民族学生195人（15.8%）；留守儿童609人（49.4%），非留守儿童623人（50.6%）。整体样本分布均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研究工具
1.父母生涯支持量表
        采用萨维特里（Sawitri D. R.）等[9]编制的亲子生涯一致性量表中的“生涯支持”分量表，共6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法（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受到的父母生涯支持和子女生涯的一致性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2.生涯自我效能量表
         采用阮文德（Yuen M.）等[10]编制的生涯自我效能量表，共18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法（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生涯自我效能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3.生涯结果预期量表
         采用陈宛玉[11]修订的生涯结果预期量表，共7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法（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对学习活动结果的预期越积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4.生涯希望量表
         采用陈宛玉与叶一舵[11]编制的生涯希望量表，共25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法（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代表青少年的生涯希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3。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由 SPSS 26.0 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信度检验、差异分析和相关分析。利用 Amos 26.0 构建链式中介模型，并采用 5000 次重复抽样的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赫尔曼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共有8个特征根大于1，其中第一个特征根因子的解释率为31.24%，低于临界标准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留守和非留守生涯希望的差异比较
         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所示。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涯希望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其生涯希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t = -3.13，p < 0.01）。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生涯支持与生涯自我效能、生涯结果预期及生涯希望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46～0.60）；生涯结果预期与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希望总分亦呈显著正相关（r = 0.54～0.63）。在农村非留守儿童群体中，父母生涯支持与生涯自我效能、生涯结果预期和生涯希望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46～0.68），生涯结果预期与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希望总分之间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52～0.56），验证了假设1、假设2。


（三）父母生涯支持对留守儿童生涯希望的影响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以父母生涯支持为自变量，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结果预期为中介变量，生涯希望为因变量构建链式中介模型（见图 1）。模型拟合指标显示较好拟合度（χ2/df＝1.79，GFI＝0.996，CFI＝0.998，TLI＝0.996，RMSEA＝0.025）。由表 3 可知，父母生涯支持对生涯希望的总效应为 0.60，其中直接效应为 0.13，间接效应为 0.47，且 95%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进一步分析发现，当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结果预期作为中介变量时，存在三条显著作用路径。路径 1（父母生涯支持 → 生涯自我效能 → 生涯希望）的效应值为 0.42；路径 2（父母生涯支持 → 生涯结果预期 → 生涯希望）的效应值为 0.03；路径 3（父母生涯支持 → 生涯结果预期 → 生涯自我效能 → 生涯希望）的效应值为 0.03，所有路径的 95% 置信区间均未包含 0，说明三条中介路径的效应均显著。综上，父母生涯支持不仅可直接预测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涯希望，还可通过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结果预期的单独及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生涯希望水平，验证了假设3。具体的中介效应路径见图2、图3。

（四）链式中介效应跨群组比较分析
         为检验模型在不同群体间的稳定性，对留守与非留守儿童进行多群组路径分析（n＝1232），探讨结构路径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结构协方差模型的 p 值小于 0.05，但与基准模型相比，结构权重模型各指标变化量均小于 0.05，表明两组模型在整体结构上差异不显著。进一步比较发现，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父母生涯支持→生涯结果预期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留守组路径系数为 0.31（p＜0.001），非留守组为 0.19（p＜0.001），二者的临界比值为 2.01＞1.96，说明是否留守在该路径上具有调节作用。相较于非留守儿童，父母生涯支持对留守儿童生涯结果预期的影响更为显著。结果表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生涯发展的整体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但在父母生涯支持到生涯结果预期这一具体路径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差异显著，验证了假设4。
四、讨论
（一）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生涯希望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父母生涯支持、生涯自我效能、生涯结果预期及生涯希望上均呈显著正相关，但留守儿童的生涯希望总水平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这说明长期的亲子分离与家庭教育支持的缺失可能削弱了留守儿童的生涯规划意识与目标感[5]。值得注意的是，留守儿童群体中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更高，表明他们对父母生涯支持的感知与依赖更为强烈，更渴望获得来自父母的情感联结与生涯指导[12]。同时，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结果预期在两类儿童中均能显著预测生涯希望，说明个体对自身能力与结果的积极预期有助于增强生涯动力与目标感。然而，留守儿童在生涯自我效能与生涯希望间的关联更强，可能反映出他们在家庭陪伴、教育支持与社会资源相对缺乏的情境下，更依赖内在信念以维持对未来生涯的希望。

（二）父母生涯支持对留守儿童生涯希望的正向预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生涯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涯希望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即儿童感知到的父母生涯支持越多，其生涯希望水平越高。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8][13]，表明父母在子女生涯发展中的情感关怀与行为指导对其未来规划具有重要作用。相较于西方家庭，中国传统文化中“孝”与“家庭责任”的价值观使父母在子女生涯决策中发挥更强的引导功能。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虽然父母长期外出务工，但父母生涯支持仍是他们重要的社会化资源。既有研究指出，父母的支持较其他照料者，如祖父母，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与学习投入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外出务工带来的经济提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照料缺失，而父母通过言语与情感的远程交流，也能持续提供生涯指导与心理支持，促进留守儿童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与生涯希望。

（三）生涯自我效能与生涯结果预期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生涯支持对生涯自我效能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表明当农村留守儿童从父母处获得更多情感关怀与指导时，其对自身能力的信念和自我效能感会相应增强。已有研究指出，外界的积极支持能显著提升儿童的信心与希望水平，而低自我效能感则是限制留守儿童生涯发展的重要风险因。自我效能不仅能影响个体的职业希望形成，还会促进积极的学业与生涯行为，因此，家庭层面的正向支持与个体内部的效能信念相互作用，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与生涯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结果预期作为社会认知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反映个体对行为结果的信念与期待。本研究发现，父母生涯支持对生涯结果预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一致[16]，说明感受到更多父母支持的儿童往往对未来持更积极的期待。农村留守儿童的结果预期不仅体现了其对教育与生涯的需求，也直接影响其目标设定与探索意愿[17]。因此，父母在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更应注重情感联结和心理鼓励，以增强子女对生涯结果的积极预期[18]。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生涯自我效能与生涯结果预期在父母生涯支持与生涯希望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即，父母的生涯支持可通过提升儿童的自我效能感，进而增强其对积极结果的期待，从而促进生涯希望水平的提升。这一发现印证了社会认知生涯理论[14]的核心观点，揭示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为促进其积极生涯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四）父母生涯支持与生涯希望的多群组路径分析
         多群组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是否留守仅在“父母生涯支持→生涯结果预期”路径上存在显著调节作用。相较于非留守儿童，父母生涯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生涯结果预期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差异可能源于长期的亲子分离导致留守儿童对父母支持的感知更为敏感与依赖。职业希望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职业希望对于贫困青少年的生涯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结果预期等认知因素影响职业希望的形成并作用引起个体的积极学业和职业行为。农村留守儿童所处环境中客观资源不足，在成长过程中，因缺乏父母生涯支持、相关资源，可能会对生涯希望产生消极影响。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家庭资源匮乏与情感支持不足，其有限的生涯支持环境易造成希望感与幸福感的下降。以上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在个人、环境等因素层面都缺乏支持。
研究也表明，留守儿童家庭的沟通质量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而父母的支持性养育与儿童的情感及行为发展密切相关[19]。由于更少感知到父母对自己的生涯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在心理层面的支持认知较少，对生涯结果预期较低，进而产生更低的生涯希望水平。目标设定与实现过程能促使个体重新评估自我效能与结果预期，因此，在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通过生涯辅导和家庭教育干预增强其自我效能与结果预期。

五、教育启示
（一）强化父母生涯支持
         父母的情感关怀、学习指导与职业期望传递，是儿童形成积极生涯认知的重要外部条件。学校与社区应积极搭建家校沟通平台，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开设“远程家长课堂”等方式，引导外出务工父母参与子女的学习与生涯辅导过程，提升家庭支持的可感知度。同时，应增强监护人对生涯教育的理解，鼓励他们在生活中给予肯定性反馈与情感支持，从而缓解因亲子分离带来的情感缺失，帮助留守儿童形成稳定的安全感和生涯目标感。

（二）提升儿童生涯自我效能
         生涯自我效能在父母生涯支持与生涯希望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儿童对自身能力的信念是促进其设定目标、面对困难并持续努力的关键动力。因此，学校应在课程与心理辅导中有意识地融入自我效能培养内容，如通过任务体验、成功回顾、小组合作与生涯主题活动等方式，使学生在实践中体验“能做到”的积极情绪。教师应注重运用正向反馈、榜样激励与目标分解等策略，帮助学生建立可达成的目标体系，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对于留守儿童，应关注其自我怀疑和挫败情绪，强化过程性鼓励与成长型思维的引导，从而增强其内在动力与自我肯定。

（三）优化生涯结果预期
         生涯结果预期不仅直接预测生涯希望，还与生涯自我效能共同构成链式中介路径。结果预期反映了个体对努力结果的信念和对未来回报的期待，是生涯动机维持的重要心理机制。教育者应帮助学生树立现实且积极的结果期待，通过生涯规划教育、榜样故事分享、成功案例展示等方式，让学生认识到努力与成就之间的正向关系。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应特别关注其因资源不足而产生的“低预期”现象，学校可通过建立“职业榜样访谈”等项目，增强其对未来可能性的认识与信心，从而激发生涯探索的持久动力。

六、研究价值与局限
         本研究基于生涯希望理论和社会认知生涯理论，构建了父母生涯支持、生涯自我效能、生涯结果预期与生涯希望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揭示了父母生涯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希望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涯发展领域的实证证据，也为提升留守儿童的生涯希望水平、促进其心理健康与学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与以往主要聚焦单一群体或特定阶段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在城乡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视角下，系统探讨了生涯希望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拓展了留守儿童生涯研究的内容与深度。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在变量选择上，主要考察了父母生涯支持、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结果预期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纳入教师支持、主动性人格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以更全面揭示生涯希望的形成机制。其次，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未能揭示变量间的动态变化与因果关系，未来可通过纵向追踪或实验研究加以验证。此外，本研究聚焦于广西地区农村样本，研究结果的外部推广性仍需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 2016-02-14[2024-12-31]. https://www.gov.cn/xinwen/2016-02/14/content_5041100.htm
[2]吴佳慧,苗春凤.农村留守儿童希望感提升的小组干预研究——基于鹰潭市D村的实践[J].社会工作与管理,2023,23(06):46-58.DOI:CNKI:SUN:DGYS.0.2023-06-005.
[3]NILES S G. Career flow: A hope-centered model of career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mployment Counseling, 2011, 48(4): 173–175.
[4]WALKER T L, TRACEY T J G, 2012. The role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in career decision-making[J/OL].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81(2): 150-158. https://doi.org/10.1016/j.jvb.2012.06.002. DOI:10.1016/j.jvb.2012.06.002.
[5]沈丽丽,游达,满其军.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积极心理品质的关系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19,(05):45-48+44.DOI:10.16194/j.cnki.31-1059/g4.2019.05.010.
[6]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6. ISBN: 978-0-13-815614-5. 
[7]SWIFT J K, DERTHICK A O, 2013. Increasing hope by addressing clients’ outcome expectations.[J/OL]. Psychotherapy, 50(3): 284-287. https://doi.org/10.1037/a0031941. DOI:10.1037/a0031941.
[8]凌宇,胡惠南,陆娟芝,等.家庭支持对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希望感与感恩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05):1021-1024+1008.DOI:10.16128/j.cnki.1005-3611.2020.05.033.
[9]SAWITRI D R, CREED P A, ZIMMER-GEMBECK M J, 2012. The Adolescent–Parent Career Congruence scale[J/OL].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1(2): 210-226. https://doi.org/10.1177/1069072712466723. DOI:10.1177/1069072712466723.
[10]YUEN M, GYSBERS N C, CHAN R M C, et al., 2005. Developing a Career Development Self-Efficacy Instrument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J/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Guidance, 5(1): 57-73. https://doi.org/10.1007/s10775-005-2126-3. DOI:10.1007/s10775-005-2126-3.
[11]陈宛玉,叶一舵.生涯希望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J].心理研究,2023,16(04):344-353.DOI:10.19988/j.cnki.issn.2095-1159.2023.04.007.
[12]JINGZHONG Y, LU P, 2011. Differentiated childhoods: impacts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J/OL].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8(2): 355-377. https://doi.org/10.1080/03066150.2011.559012. DOI:10.1080/03066150.2011.559012.
[13]范兴华,何苗,陈锋菊.父母关爱与留守儿童孤独感:希望的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04):702-705+643.DOI:10.16128/j.cnki.1005-3611.2016.04.028.
[14]LENT R W, BROWN S D, 2005. On Conceptualizing and Assessing social Cognitive Constructs in Career Research: A Measurement guide[J/OL].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14(1): 12-35. https://doi.org/10.1177/1069072705281364. DOI:10.1177/1069072705281364.
[15]陈宛玉.青年学生生涯希望的发展特点、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及团体干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9.DOI:10.27019/d.cnki.gfjsu.2019.002212.
[16]NOTA L, FERRARI L, SOLBERG V S H, et al., 2007. Career search Self-Efficacy, family support, and career indecision with Italian youth[J/OL].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15(2): 181-193. https://doi.org/10.1177/1069072706298019. DOI:10.1177/1069072706298019.
[17]戴建兵,黄煜曦,徐梅香.留守儿童教育期望及其影响因素的主效应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20,(08):45-52.DOI:CNKI:SUN:JYKY.0.2020-08-010.
[18]GASHI L J, BËRXULLI D, KONJUFCA J, et al., 2023. Effectiveness of career guidance workshops on the career self-efficacy, outcome expectations, and career goals of adolescents: an intervention study[J/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28(1). https://doi.org/10.1080/02673843.2023.2281421. DOI:10.1080/02673843.2023.2281421.
[19]FELDMAN J S, DOLCINI-CATANIA L G, WANG Y, et al., 2023. Compensatory effects of maternal and paternal supportive parenting in early childhood on children’s school-age adjustment.[J/O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9(6): 1074-1086. https://doi.org/10.1037/dev0001523. DOI:10.1037/dev0001523.
[20]METHENY J, MCWHIRTER E H, 2013. Contributions of social status and family support to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decision Self-Efficacy and outcome expectations[J/OL].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1(3): 378-394. https://doi.org/10.1177/1069072712475164. DOI:10.1177/1069072712475164.
[21]SANTILLI S, MARCIONETTI J, ROCHAT S, et al., 2016. Career adaptability, hope, optimism,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Italian and Swiss adolescents[J/OL]. 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 44(1): 62-76. https://doi.org/10.1177/0894845316633793. DOI:10.1177/0894845316633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