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新标准

       建立文化适配的心理健康标准，是关乎文化主权、社会效能与人民福祉的重要战略举措。尤其对于青少年群体，构建契合其心理发展特点且扎根于本土文化的心理健康标准，不仅关系到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更是塑造文化认同、培育心理韧性的关键基础。然而，我国目前所广泛采用的心理健康标准，主要移植于西方心理学体系，且缺乏针对青少年发展阶段的专门考量。这些标准深植于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在价值取向与行为预期上，与我国深厚的集体主义文化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青少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个人主义倾向，但千年文化所积淀的集体主义仍在深层心理结构中持续作用，潜在影响他们的认知、情感与行为方式。在此背景下，系统构建一套真正贴合中国青少年心理特征及其所处文化语境的本土化心理健康标准，已成为一项兼具学术紧迫性与社会现实意义的时代命题。

       一、心理健康标准的文化适配性问题

       当前国内普遍采用的心理健康评价标准主要源自西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个模型：一是以高水平“生活满意度”、高频“积极情绪”与低频“消极情绪”为核心构成的主观幸福感模型 [1-2] ；二是由良好人际关系、自主性、环境掌控感、个人成长、生活目标与自我接纳六个维度构成的心理幸福感模型，亦称六因素模型 [3-4]。本文以这两个标准为例，探讨将其应用于中国文化语境时所面临的适配性挑战。

       （一）“主观幸福感”标准的文化适配性争议

       在西方的主观幸福感理论中，“积极情绪”被视为核心指标。有研究进一步提出“正面错觉”理论 [5-6]，认为心理健康者普遍具有高估自己、高估自我控制力、对未来过度乐观的认知倾向，这种积极的认知偏差被认为是提升积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机制。这一观点修正了早期“心理健康源于对现实的精确感知”[7-11] 的经典假设。 依据该理论，个体在接收负面或模糊反馈时，若能准确理解并内化信息，其积极情绪水平往往较低；反之，若能以积极方式进行解读并维持良好的自我认知，则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幸福感。

       我们不否认“正面错觉”对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但“正面错觉”理论所倡导的“积极认知偏差是心理健康基础”这一内核，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即注重深刻洞察、清明觉知与自省谦和——存在深层次的价值张力。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将“明”（对内在自我的根本觉知）置于“智”（对外界事物的洞察） 之上。 他进一步指出：“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揭示了一种高阶心理健康状态：圣人之所以“不病”，正在于他们能清醒认知并主动修正自身的局限与偏差。而儒家如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训诫，更将这种反思性的自我觉知深植于国人的集体心理之中。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所推崇的，是一种建立在对现实深刻“洞察”与对自我持续“觉知”基础之上，并通过主动修正自身偏差而达成的心理健康。这条路径与依赖“正面错觉”的认知美化路径形成鲜明对比。实证研究亦表明，“正面错觉”现象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更为普遍， 而在东亚集体主义文化中则相对较弱 [12]。这一差异提示，以“积极情绪”为核心的西方主观幸福感标准，可能并非衡量中国人心理健康状态的最佳指标。中国文化所倡导的“洞察觉知”与西方文化中的“正面错觉”都可能引发积极情绪，但其认知根基与心理稳定性截然不同：（1）在认知根基上，“正面错觉”依赖于对现实的选择性美化或一定程度的事实扭曲；而“洞察觉知”则立足于对深层真实的理解与把握，是一种认知上的超越与内在升华；（2）在心理稳定性上，“正面错觉”在遭遇重大现实挑战（如重病、重大失败）时容易破裂 [13]；而“洞察觉知”因其建立在对真实的全然接纳与根本和解之上，往往展现出更强的心理韧性与稳定性。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洞察觉知”理念，不仅对西方心理学中部分幸福感模型的普适性提出了理论性质疑，更为构建根植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评估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理论依据。

       （二）“心理幸福感六因素”标准的文化适配性争议

       从文化根基角度看，心理幸福感六因素模型建立在“独立性自我”的理论预设之上，将“自主性”与“掌控感”视为心理健康的核心要素。这一立场与中国文化中强调“关系中的存在”的自我观念形成显著对比。独立性自我与关系性自我之间的张力，正是跨文化心理学中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分野 [14]。尽管当代中国青少年在个体化进程中表现出对自主的强烈追求，但千年文化所塑造的集体主义取向，仍使个体的价值感深度嵌入家庭、学校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高度依赖来自他者的认可与反馈 [15-17]。

       相较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中 的“ 独立型自主”， 中国文化中的自主更多表现为“ 关系性自主”；而“掌控”也往往体现为在关系网络中施加影响、协调互动的“协商性掌控”，而非纯粹个体层面的主导。这种根本差异很可能是中国受试者在西方心理幸福感量表“自主性”与“掌控感”维度上得分普遍偏低的结构性原因 [18]。然而，得分偏低并不等同于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而更应被理解为文化价值观差异的体现。一项经典跨文化研究揭示，欧洲裔美国人的幸福感与“自我表达”和“优越感”高度相关，而东亚人的幸福感则更多源于“和谐相处”与“情感连接”[19]。这表明，在东亚文化中，“自主”与“掌控”并未缺席，而是以更具关系性的形态存在。

       因此，源于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自主性”与“掌控感”概念，不应被视作评估全人类心理健康的普适性“金标准”。在不同文化中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实践方式存在深刻差异。

       从社会结构视角进一步审视，中国社会具有鲜明的“蜂窝型”结构特征 [20]，由家庭、单位、社区等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单元构成。在这一结构下，个体发展路径深受户籍、学区政策、资源分配等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个人所能完全自主掌控的空间客观上相对有限。这一点在教育领域尤为凸显：家长常感到“无力”改变既定规则，转而致力于在结构内部寻求最优解——如购买学区房、投入巨额教育开支等。这种行为模式本质上是在系统内部进行策略性适应，而非挑战或改变结构本身，这与西方社会中更常见的、旨在推动结构性改变的集体行动形成鲜明对比。这也从社会机制层面解释了为何用西方量表测量时，中国样本在“自主性”与“掌控感”上得分偏低 [21-22]。该结果不仅反映了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更暴露出当前评估体系的文化局限——现有量表难以有效捕捉和衡量中国人所擅长的“关系型自主”与“协商性掌控”等适应性策略。

       值得深刻反思的是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常见的“意义感缺失”[23] 或“目标空虚”[24] 现象（有时被称为“空心病”）。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为中国学生自主性的普遍缺失。事实上，许多学生能够将家庭或社会期望有效内化，从中获得归属感、责任意义与进取动力。这种“自他整合”的心理机制是一种深具文化适应性的策略，不应被简单归类为“自主性不足”。这也与西方心理幸福感模型中强调个体应“自主确立并追求生命目标”的预设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这种在承担社会责任基础上追求个人发展与超越的“社会性自主”，或许才是更具文化适应性与心理健康意义的自主形态。

       综上所述，将源于个人主义文化的“自主性”与“掌控感”作为评估全人类心理健康的普适性金标准，在方法论上潜藏着文化中心主义的风险。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标准的建设，必须立足自身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构建能够充分反映“关系性自主”“协商性掌控”与“社会性意义”等本土心理特征的评估体系，从而实现文化敏感性与科学有效性的统一。

       二、建构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标准的文化基础

       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中国文化传统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标准的潜在影响。

       （一）心性修养与内在超越

       儒家“ 人之初， 性本善” 的论断， 奠定了中华文化对于人性光辉的根本信念。孟子进而提出“四端之说”，阐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如同生命的善种，将心理困扰多视为本心受外物蒙蔽所致。至王阳明，更以“致良知”为核心，指出我们内心本具清明自在、明辨是非的觉知能力，修养之道在于扫除私欲的尘埃，回归并彰显此心本有的光明，而非一味向外攀援。道家则倡导“自然无为”的智慧，引导心灵回归本然的平静。老子所言“道法自然”，并非消极不为，而是不强行干预、不刻意抗拒情绪的自然流转。正如水之就下、云之卷舒，人心亦须学会放松与不争。在《道德经》中，老子描绘了“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的喧闹景象，并与“我独泊兮其未兆”的淡泊守静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群体性焦虑”的深刻洞察提示我们，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修养，方能在纷扰外境中保持内在的稳定与独立。佛家，特别是禅宗的智慧，主张对念头来去起伏保持纯粹的观照，从而体悟其缘起性空的本质。当愤怒、恐惧等情绪出现时，不迎不拒，只是清醒地觉察。这觉察本身，便是超越与转化的开始——所谓“烦恼即菩提”，正是在情绪的波澜中照见空性，将烦恼转化为觉悟的契机。综上，儒家之“存心养性”、道家之“致虚守静”、佛家之“明心见性”，其路径表述虽异，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真正的心理健康根植于内心的修养与觉醒，其本质是内在的超越，而非系于外境的顺逆。

       基于这一深厚的智慧传统，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健康核心标准：内心祥和宁静。它不以外显的、高涨的“积极情绪”为终极追求，而是强调一种深层的、稳定的心灵安定与内在和谐，其核心要素在于对内外世界的深刻洞见、清明觉知与平和稳定的情绪基调。这种状态或许不伴随强烈的感官愉悦或外在张扬，却能赋予个体更为持久、 更具根本意义的精神支撑。这一价值取向，与西方健康心理学中以积极情绪为核心的“主观幸福感”标准，形成了深层次的对与有益互补。

       （二）内外和谐与伦理实现

       与西方偏重个体实现的路径不同，儒家所倡导的“内圣外王”构建了一种将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有机统一的心理健康观。“ 内圣” 指向通过“修己”完善道德人格，“外王”则强调通过“安人”实现社会责任与关系和谐。二者并非割裂，而是相辅相成、彼此成就：内在品格的锤炼需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中得以落实与彰显，而对外部世界的积极参与又反过来促进内在人格的成长与整合。这一理念揭示，个体的健康发展应在“成己”与“成人”的统一中寻求实现，真正的自我完善体现于对家国天下的伦理关怀之中。正如《礼记·大学》所系统阐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心理健康的达成，是一个由内而外、由近及远、螺旋式扩展的连续过程。它传递出一种根植于伦理生活的健康理念：人应在履行责任中安顿自我，在道德实践中寻获意义。

       基于上述智慧，我们提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内外和谐适应。它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伦理规范与个人内在意愿之间取得动态平衡的能力，其内涵远超对个体主义“自主性” 与“ 掌控感” 的单一强调。 具体而言， 它表现为既能保持精神世界的独立与清明，又能积极履行各种社会与关系角色所赋予的责任；当内在需求与社会期望出现张力时，不采取非此即彼的对抗姿态，而是在自我完善与价值实现的进程中，同步完成其伦理责任，最终趋近于“和而不同”“内圣外王”的健全人格。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在西方心理幸福感六因素模型中同样包含“良好人际关系”这一维度，但在中国的关系本位文化与西方的个人本位文化下，其内涵存在深刻差异。简言之，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嵌入秩序中的和谐”（如《中庸》所言“致中和”），关系常由责任所维系；而西方文化则更注重“个体选择下的共赢”（如契约精神），关系多以情感满意度为基础。因此，“内外和谐适应”这一标准，不仅为源于西方的评价体系提供了关键性的文化补充，也通过引入“伦理自觉”“关系和谐”与“动态平衡”等维度，共同推动构建一个更完整、更具文化包容性的心理健康评价框架。

       （三）阴阳和合与身心一体

       中国传统文化素来强调“天人合一”，视人与宇宙为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的身心亦遵循宇宙自然的根本规律。《易经》有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阴阳的动态平衡是万物和谐的根本法则。在人的生命结构中，身体属阴，精神属阳，二者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健康正体现为身心之间的协调与统一。道家进一步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主张身心应顺应自然之道，避免过度的人为干预，通过虚静、无为的修养方式回归本然和谐，实现真正的“身心合一”。儒家则注重通过道德修养达成身心整合，强调身体与精神在伦理实践中的不可分割。《 礼记·大学》将“修身”置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提出“心正而后身修”，指出内在思想的端正才能引导外在行为合乎礼义。孟子进一步提出“ 养浩然之气”， 将道德意志与生命气息相贯通，主张“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通过心性的涵养达成“践形”之境——即德性充分体现于身体行为之中，实现身心一如的理想人格。

       上述传统理念为我们理解与应对当代身心失衡问题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心理健康的第三项核心标准：身心整合融洽。该标准强调人作为生命整体的和谐运作，关注身体感受与心理体验能否统合于“气韵生动”的生命流动之中，行为表现是否“发而中节”“周身从律”。其最终指向的是中国文化所推崇的“身心合一”“气象平和”的理想生命状态。这一标准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与“形神一体”的身心观出发，对西方心理健康体系中相对割裂的身心二元视角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补充与实践拓深。

       三、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标准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首先提出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标准 [25]：一个人如果能够经常保持内心祥和宁静、内外和谐适应、身心整合融洽的状态，就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那么，怎样的状态算作是内心祥和宁静、内外和谐适应、身心整合融洽呢？

       简言之，内心祥和宁静的人，往往展现出对世事的清明洞察与淡定平和的正性情绪，这体现其深厚的心性修养与内在超越；内外和谐适应的人，能够在个人内在意愿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达成动态平衡，并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这反映出内外和谐与伦理实现的文化特质；身心整合融洽的人，不仅在心理上远离疾病困扰，更能达到身与心灵协调统一的“气韵生动”之境，这种和谐状态正是前两者在个体身心层面的综合体现与自然延伸。其操作定义分别为：内心祥和宁静——主要指情绪状态。表现为高水平的平静、满足和情绪稳定性以及低水平的焦虑、抑郁和烦躁；内外和谐适应——主要指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能够灵活有效地应对环境要求（学习、工作、社交），在保持自我内在和谐的同时， 与环境达成平衡；身心整合融洽——主要指生理与心理的协调一致。能够敏锐地感知身体信号， 妥善照顾身体需求，并通过身体活动来调节心理状态。

       那么，就青少年而言，上述标准如何体现呢？

       1. 内心祥和宁静：在成长波动中保持内在定力

       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常因生理发育、学业压力与身份探索而充满波动。在青少年阶段，“内心祥和宁静”并非要求全无烦恼，而是指在情绪风暴中保有觉察与恢复的能力。其主要表现为：

       情绪稳定性：能理解并接纳情绪的起伏，而非被其完全裹挟；在压力下仍能保持基本的理性判断与平和心态。

       内在洞察力：开始形成对自我、他人及世界的初步洞察，能够超越非黑即白的对立思维，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价值方向感：在多元价值冲击下，内心开始萌发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基本判断，并愿意追寻有意义的生命方向。

       上述并非希望青少年多么超然，而是指其能够在成长的风暴中，逐渐发展出一种觉察、理解并疏导自身情绪的内在能力，为成熟期的“淡定平和”奠定基础。

       2. 内外和谐适应：在关系网络中学习动态平衡

       青少年正处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剧烈调适期。“内外和谐适应”在青少年阶段的核心是：在追求自主的同时，与家庭、同伴及社会规范进行建设性互动。其关键特征包括：

       关系性自主：能在坚持个人合理主张与尊重长辈、体谅同伴之间寻求平衡；其独立性并非决绝的分离，而是在关系中逐步确立的“协商性自我”。

       责任意识萌芽：能初步将个人学习与未来发展视为对家庭、社会的一种责任，并从中获得部分奋斗动力与意义感，而非纯粹的功利驱动。

       弹性适应力：在面对学业竞争、人际冲突等现实挑战时， 能表现出一定的策略性与灵活性，懂得在坚守原则与适时妥协之间做出权衡。

       这标志着青少年开始学习一种中国式的生存智慧：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与人伦网络中，巧妙地寻求自我发展与外部期望的和谐共存。

       3. 身心整合融洽：在发展变化中促进身心统一

       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变化最剧烈的阶段之一。“身心整合融洽”意味着个体在心理状态与身体感受之间能建立积极的联结，而非相互割裂或对抗。其评估参考为：

       身体感知与接纳：能逐渐接纳身体变化，对身体形象抱有基本积极的态度，并关注身体的健康信号。

       情绪的身体表达：能意识到压力、焦虑等情绪在身体上的反应（如肩颈紧张、肠胃不适），并初步学会通过体育活动、规律作息等方式进行调节。

       生命活力展现：整体上呈现出“气韵生动”的青少年特质，即精力充沛、神情清朗、行为举止自然协调，散发出成长阶段应有的朝气与活力。

       这要求青少年要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如睡眠、运动、屏幕使用时间），因为这些不仅关乎健康问题，更直接反映身心是否协调统一。

       总之，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标准，是在中国文化心理的普遍性之上，叠加年龄阶段的特殊性。它评估的是一位中国青少年，在走向成人的道路上，是否正在逐步形成“乱中能定”的心性修养、“和而不同”的相处智慧以及“形神兼备”的生命状态。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真正“看见”中国青少年心理现实的评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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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 虹  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 ；林崇德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本文刊发于2026 年第 1 期  总第 636 期，学术空间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