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AI情感依赖的心理风险与教育应对
赵雪美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第一实验小学,南通 22610)
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越来越多青少年将AI作为情感倾诉的首选对象。本文从社会学习理论、依恋理论与自体心理学的视角,剖析AI情感依赖在共情习得、人际图式与自我认同层面的三重风险。据此,本文提出“关系重建、求助培育、边界引导、制度护航”的教育应对框架,以期为引导青少年走出AI情感依赖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工智能;AI情感依赖;青少年;依恋理论;教育应对
一、引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于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个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学生曾使用过AI工具,其中近半数在心有烦恼时首选AI求助,更有21.5%的学生表现出“人机偏好”,即“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1]。据统计,截至2025年7月,全球共有337款仍在运营且可创收的AI陪伴聊天应用,下载量同比增长88%。此类应用已超越通用聊天机器人的功能边界,开始介入朋友、家人乃至恋人的角色[2]。在学业竞争加剧、社交焦虑蔓延、心理服务短缺、日常情感倾听缺位且病耻感犹存的背景下,24小时在线、秒回、保密且永不评判的AI,正在成为许多青少年情感倾诉的出口。
本文将青少年在情绪困扰时持续、反复地优先向AI寻求情感支持,并逐渐减少对真人支持系统使用的现象界定为“AI情感依赖”。依据其对现实社交功能的影响程度,AI情感依赖可分为两种形态:一是补充性AI情感依赖,AI作为真人支持的补充,现实社交功能未受损,对支持渠道匮乏或因病耻感回避求助的青少年具有保护价值;二是替代性AI情感依赖,AI成为首选甚至唯一的倾诉对象,实际承担了原本应由真人承担的“依恋对象”功能,且现实支持渠道持续萎缩[3]。本文关注的正是当补充性依赖演变为替代性依赖、并占据青少年社会性发展关键窗口期时的累积性风险。下文将剖析其从补位走向替代的心理风险,进而构建“关系重建、求助培育、边界引导、制度护航”的教育应对框架,为引导青少年走出AI情感依赖提供借鉴。
二、从“补位”到“替代”:AI情感依赖的心理风险
青少年正处于共情习得、人际图式形成与自我认同建构的关键期,替代性依赖的累积风险尤为值得警惕。
(一)共情异化:“模拟共情”对真实人际感知的剥离
AI依托海量数据训练,擅长提供基于概率预测与语义工程的“模拟共情”。这种回应在语言形式上高度仿真,能够精准匹配用户的情绪关键词,但其本质缺乏对用户情感背后生命历程的深刻理解与共鸣。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人类复杂的社会行为主要通过观察、模仿以及在真实互动的反馈试错中习得[4]。AI的交互逻辑不提供真实关系中常见的延迟、误解、冲突与失败体验[5],用户难以从中获得应对不确定性的练习。AI提供的模拟共情本质上是一种“正强化”:倾诉总能获得即时的、肯定性的回应,但这同时也屏蔽了真实社交中那些至关重要却复杂的“负反馈”信号,如非言语线索的微妙变化、语调的迟疑、沉默的张力以及观点的冲突。真实人际中的共情要求主体具备处理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能力,而单一依赖AI互动,可能使本该动态流动的情感交流趋于一种机械的“刺激-反应”模式。
(二)认知错位:“算法迎合”下的内部工作模型扭曲
为了规避交互风险并提升用户黏性,商业化的AI算法往往被设计为顺从、讨好与无条件肯定。依恋理论中的“内部工作模型”认为,个体在与依恋对象的互动中,会形成关于“自我是否值得被爱”以及“他人是否可信”的心理表征[6]。当AI成为主要的“互动对象”时,其高度顺从、低冲突的回应倾向,会在青少年的内部工作模型中写入一套虚假规则:他人永远可及,他人永远肯定我,冲突不存在。然而这套规则并非基于人际的相互理解,实则是经由算法镜像化的自我投射[3]。当青少年回归存在差异与误解的真实世界时,面对真实人际中的拒绝、冷漠或矛盾,往往难以调适,甚至可能选择更深地退缩回虚拟世界寻求慰藉。
(三)认同危机:“伪关系”中自我镜映功能的缺位
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强调,个体需要通过重要他人的“镜映”来确认自身的价值与存在感[7]。青春期的核心任务在于通过真实的社会互动来回答“我是谁”“我是否被接纳”等命题[8]。然而,AI无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镜映”。AI的回应高度贴合用户的认知与情感倾向,恰恰营造出一种“被全然理解与接纳”的虚假完整感[3]。但这种由算法镜像维系的完整感建立在误认之上,无法经受真实他者异质性的检验。当青少年习惯于从AI那里获取这种及时且低门槛的认可,并逐渐从真实的人际关系中退缩时,他们在真实“镜映”中建构稳定自我认同的机会减少。在AI营造的近乎完美的回应中,青少年看到的可能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被算法贴合出的倒影。
三、教育应对:从“防AI”走向“建关系”
向AI倾诉本身并非问题行为,对支持系统薄弱的青少年甚至可能构成重要的保护性资源,已有研究亦提示AI对青少年社交关系的影响是双向的而非单向负性的[9]。教育者应当做的,不是禁止学生使用AI,而是补齐学生现实中的支持。本文据此构建“关系重建、求助培育、边界引导、制度护航”四维应对框架。
(一)关系重建:让真人的情感支持重新“在场”
青少年转向AI倾诉,往往不是“选择了AI”,而是“没有别的选择”。最根本的应对,是修复家庭、学校、同伴三重支持系统,让孩子在想说话的时候,现实中有人愿意听。
家庭层面,把亲子沟通修复放在首位。孩子突然“迷上”和AI说话,往往提示亲子沟通的频次与质量出了问题。学校应通过家长学校等途径,帮助家长完成两个转变:一是角色转变,从“评价者”转为“倾听者”,每天留出10分钟“不评判的倾听时间”,只倾听、不纠正、不说教;二是话题转变,从追问成绩转向关心感受。当家庭重新成为情绪可以安全着陆的地方,AI便不再是孩子倾诉的首选。
学校层面,让每个学生在集体中被看见。归属感缺失的学生最容易被AI的“有求必应”吸引。对此,班级可实行“全员岗位”制度,让每个学生承担一项班级职责,在真实的被需要中确认自我价值;设立“每周闪光时刻”,让每个学生获得具体的、非比较性的认可。教师可开展“每日一谈”,每天与一名平时安静、边缘的学生进行三五分钟非评价性交谈,重在传递“我注意到你了”。校级层面应降低心理辅导求助门槛,公开开放时间与预约方式,用学生易懂的语言介绍“去做什么、会发生什么”,去除求助的神秘感与病耻感。
同伴层面,建设可求助的朋辈支持网络。同伴是青春期最重要的支持来源。学校可培训一批“朋辈倾听员”,使其掌握不打断、不急于给建议、能说出对方感受等基本倾听技能;在班级开展同伴倾听课程,让“会听”成为被欣赏的品质。并通过小组合作、结对互助,让学生在真实的相互需要中建立联结。
(二)求助培育:教学生“如何在需要时找到真人”
学生有烦恼时转向AI而非真人,很多时候并非不愿,而是不会:不知道该找谁,怕麻烦别人,怕开口后被嘲笑,也不知道如何把混乱的感受说清楚。因此,需要系统培育求助素养,让学生在需要时找得到人、开得了口、说得出事。
一是澄清对求助的误识。教师可组织学生讨论“我们为什么不敢向人开口”,把怕麻烦别人、怕显得软弱、怕不被理解等顾虑摆上台面,进而澄清:求助不是软弱,而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愿意向人开口,恰恰是心理健康的标志。从而拆除求助的心理门槛,让学生形成“遇到困难时,主动向身边的人求助是一种能力”的基本信念。
二是帮学生构建自己的支持系统。引导学生绘制个人支持系统图,将可能提供支持的人按家人、朋友、老师、专业资源四类填入,并标注关系远近。绘制后引导学生检视:我的地图上有哪些人?哪个区域是空白?如果明天遇到一件难过的事,我会先走向哪个位置?对于地图空缺较大的学生,教师可私下跟进,协助其建立至少一到两个可用的支持联结。
三是“开口的勇气”,求助技能的情境演练。教师可教授“求助三步法”:说明情况(“我最近遇到一件事”)、表达感受(“我心里很难受”)、提出希望(“你愿意听我说说吗”)。随后通过角色扮演演练:两人一组,轮流练习向同学、老师开口求助;教师特别设置“对方回应不理想”的情境,如对方没听懂、回应敷衍,训练学生澄清与再次表达的技能。
四是“被拒绝之后”,求助受挫的心理预案。青少年不敢求助,有时是因为曾经开口被拒绝、被嘲笑、被敷衍。教师可组织学生讨论:如果开口后被拒绝了怎么办?如何判断谁是可以求助的人?求助失败是否意味着自己不值得被帮助?进而引导学生认识到:拒绝往往源于对方力有不逮或不合时宜,而非自己不值得被帮助;求助可以“多路并进”,此路不通时仍可转向支持地图上的其他人。
(三)边界引导:承认AI的支持价值,划定不可让渡的底线
我们的引导不是要把AI从青少年的情感生活中驱逐出去,而是帮助其用得其所。
其一,与学生共同形成“AI支持的适用清单”。教师可组织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归纳两类情形。AI可以承担的:情绪的即时缓冲,如深夜的即时倾诉;求助前的思绪整理,如先对AI理清头绪再找真人;表达前的低风险练习。AI不应被托付的:涉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危机求助;需要长期了解、共同经历的关系性支持;本应在真实交往中练习的社交技能。讨论中学生可能会追问:“我用了半年,AI也记得我说过的话,难道它不了解我?”教师可顺势区分两种“了解”:AI的了解是基于数据记录的记忆,记住你的话,却不曾与你共同经历、为你承担;真人的了解建立在共同经历与相互投入之上,双向且可累积。边界由学生自行得出,远比教师宣布的禁令更有约束力。
其二,把安全底线写入班级公约。班级共同制定“AI使用公约”,明确写入:凡涉及自伤自杀意念、遭受欺凌或严重心理危机的情况,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信任的成人。教师应说明理由:AI的回应基于算法,无法识别危机信号的全部线索,也无法采取保护行动,而真人求助链条能提供AI无法提供的保护。公约宜以学生讨论、共识、签署的方式形成,使其成为自我承诺而非外部禁令。
(四)制度护航:监测“支持缺位”而非“AI使用”
个体的关系修复与能力培育需要制度支撑。制度监测的重心应从“学生是否使用AI倾诉”转向“学生是否在现实中无人可诉”。
其一,重新定位心理健康筛查的功能。每学期筛查中可保留一道题目:“当你遇到烦恼、需要倾诉时,你通常找谁?(可多选:AI/朋友/家人/老师/其他/没有人)”。解读重心相应调整:单独勾选“AI”且无其他风险信号的学生,仅提示倾诉渠道偏好,教师给予日常积极关注即可,不需专门约谈;凡勾选“没有人”的学生,无论是否同时勾选其他选项,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这直接指向现实支持系统的缺位。为降低“没有人”选项的社会赞许性压力,可增设开放式追问:“如果选了‘没有人’,你希望学校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这既有助于识别需要帮助的学生,也为学校改进支持系统提供直接反馈。
其二,建立分级响应机制。对于筛查中呈现支持缺位信号的学生,心理教师应进行一次非正式谈话,以“老师注意到你最近好像不太爱和同学说话,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等开放性问题开场,了解其社交状况与情绪状态。对于已表现出明显社交回避或情绪困扰的学生,应制定个别化支持方案,包括定期倾听式会谈、社交技能训练,必要时转介专业机构。同时,学校可将班级情感支持氛围(如学生间相互倾诉的意愿、师生日常交流频度)纳入班级建设视野,使“有人可诉”成为与学业同等重要的育人目标。
四、结语
AI以其24小时的在线与零评判的接纳,成为许多青少年暂时的情感出口。AI可以是情绪的缓冲带,但不应成为情感的归宿。AI情感依赖,其根源不在AI技术本身,而在于真人情感支持的缺位;教育的靶心不是AI,而是AI背后“无人可诉”的真实处境。据此,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修复优先,重建家庭、学校、同伴三重支持系统,让学生在想说话时现实中有人愿意听;二是边界分明,承认AI的价值,同时守住危机求助必须由真人承接的安全底线。教育的使命不是消灭AI,而是让人在技术面前依然保有人与人之间真实联结的能力,让每一个青少年在需要时都能在现实中找到愿意倾听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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